九、明后期社会、政治矛盾尖锐

土地兼并与三饷加派

土地兼并 明朝后期，土地兼并更加猛烈，宗室勋戚庄田的规模更大。如万历时，潞王（朱翊镠）有庄田四万顷，神宗也诏赐福王（朱常洵）庄田四万顷，后经群臣力争，始减为二万顷。天启时，桂王（朱常瀛）、惠王（朱常润）、瑞王（朱常浩）及遂平、宁国二公主的庄田皆以万顷计算。山西全省上好的田地，几乎全为宗室所占。河南有七十二家王子，土地“半入藩府”。宗室勋戚庄田占有土地的总面积，据不完全的估计，天启年间为五十万顷。

一般官僚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也异常激烈。如万历年间，南直隶（今安徽、江苏）有的大地主占田七万顷。浙江奉化全县的钱粮是二万两银子，而乡官载澳一家就占去一半。崇祯时，河南缙绅之家田多者千余顷，少者也不下五、七百顷。

豪强地主不仅在本乡占田，而且跨越省县设立寄庄田。许多地方寄庄田占地比例极大，如福建南靖县的土地，属于他县豪强者十之七、八。山东曹县共有土地二万五千余顷，寄庄田占去一万余顷。在激烈的土地兼并之下，大多数农民失掉了土地，沦为地主的佃户，如顾炎武说，江南“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①

三饷加派 明朝后期，皇室、贵族，官僚的生活挥霍日益严重。如明神宗修陵（定陵），用银八百余万两，为皇长子及诸王子册封、婚冠等事，用银九百三十余万两，采办珠宝用银二千四百万两。当时全国田赋每年只有四百万两。因此，财政危机严重。为了摆脱财政危机，明朝先后实行“三饷加派”。所谓“三饷”，就是辽饷、剿饷、练饷。辽饷是万历时为与后金（清）作战而增征的军费，共五百二十万两。剿饷是崇祯时为镇压农民起义而增征的军费，共三百三十万两。练饷是为训练军队而增征的军费，共七百三十余万两。三饷合计每年增征约一千六百万两，超过正常赋税（一千四百六十万两）的一倍以上。农民承受不起这残酷的剥削，到处逃亡，地大量荒芜。

市民反矿监税使的斗争

明朝统治者为了摆脱财政危机的另一做法是对城市工商业者大肆掠夺。

① 《日知传》卷一○《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起，明神宗派遣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监（使），分往各地开矿、征税。这些宦官在各大城市中莫不疯狂掠夺，或借口开矿强占土地，或巧立商税名目横征暴敛，甚至随意捕杀人民，处置地方官吏。这就引起一系列城市居民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临清人民反对宦官马堂的斗争，二十八年开始的湖广人民反对宦官陈奉的斗争，二十九年苏州织工反对宦官孙隆的斗争，三十四年云南人民反对宦官杨荣的斗争。此外，又有万历三十年江西景德镇窑工反对税监潘相的斗争，三十六年辽东锦州军民反对税监高淮的斗争，等等。总之，万历年间城市居民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几遍全国各大城市，先后不下二十余起。参加斗争的主要是城市手工业工人、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等。这样的斗争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这说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形成了一定的力量，开始展开了反封建的斗争。

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

东林党 明后期政治黑暗。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由张居正当国，政治比较清明，内阁也有威权，能够驾驭吏部及众多言官（给事中、御史等官）。但自张居正死后，内阁再无有作为的人物，内阁、吏部、言官各为一派，互相斗争。而皇帝本人又怠于政事，凡三十余年不上朝，几与大臣隔绝，一切章奏皆不答批，谓之留中。尤其晚年，怠荒更甚，官缺也多不补，以致内阁、部院各衙门多空无人，地方官也缺十之六、七。万历二十二年（1594 年），吏部郎中顾宪成罢官，从北京回到家乡无锡。无锡原有东林书院，为宋代杨时讲学之处。顾宪成倡议修复，遂与好友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并在讲习之余，批评朝政，议论人物。当时不仅那些“抱道忤时”的在野士大夫闻风响附，而且在朝的一般正派官员也遥相应和。于是东林的名声大著，而忌者也多。东林党人的倾向是要求改良政治，反对宦官专权肆恶，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城市工商业者，反对宗室贵戚无限占田。如神宗要赐给福王庄田四万顷，东林党人礼部侍郎孙慎行即起而谏阻，说祖宗朝赐田没有过千顷者，并“拼一死”力争。又如东林党人凤阳巡抚李三才一再上疏，责备神宗派遣矿监税使害民，言词非常激烈，说道：陛下爱珠玉，小民也慕温饱；陛下爱孙子，小民也恋妻子。为何陛下欲聚财货，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

阉党打击东林党人 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布列满朝，分据内阁、吏部、都察院及科（六科）、道（十三道）各部门，一时势力大盛。但是局面不久便翻了过来，变作阉党的天下。宦官魏忠贤与熹宗乳母客氏互相勾结，二人甚得熹宗信任，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魏忠贤则为司礼秉笔太监，并且提督东厂，魏忠贤的爪牙田尔耕掌锦衣卫事，许显纯掌北镇抚司狱。熹宗深居宫中，政事一听魏忠贤所为。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即对东林党人进行残酷打击。

天启四年（1624 年），东林党人杨涟首先上疏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一时群僚响应，交章论魏忠贤不法。天启五年，魏忠贤大举反扑，逮东林党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下狱，乃借边事加以陷害，诬其曾受杨镐、熊廷弼贿。六人均死于狱中，时称为六君子。天启六年，魏忠贤又兴大狱，逮东林党高攀龙、周顺昌、周起元、缪昌期、李应昇、周宗建、黄尊素七人。高攀龙投水死，其余六人死狱中，时称为后七君子。

魏忠贤党羽又撰《缙绅便览》、《点将录》、《同志录》，提供东林党人名单，按名捕杀斥逐。魏忠贤又命人编纂《三朝要典》，颠倒三案是非，定东林党人王之寀、孙慎行、杨涟为三案罪首。至此，东林党人被杀逐殆尽。魏忠贤总揽内外大权，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莫不遍置死党。朝中官僚为其走狗者，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号。凡内外章奏无敢称魏忠贤名者，均称为“厂臣”。即内阁票旨，也必称“朕与厂臣”。诸官皆称魏忠贤为九千岁，甚至称为九千九百岁。又浙江巡抚潘汝桢首先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于西湖。由是四方效尤，魏忠贤生祠几遍天下。又监生陆万龄请以魏忠贤配孔子，忠贤父配启圣公。其时魏忠贤毒焰之烈可以想见。

崇祯帝继位后，始除掉客氏及魏忠贤，并清洗阉党，但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仍未停止，直到明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