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西汉中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汉武帝政策的转变

土地与奴婢问题 西汉自文帝时开始，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至汉武帝时，情况已很严重。大量的农民失掉土地，到处流亡，沦为奴婢的人极多。这时已有人呼吁，说“土地”与“奴婢”问题是两个重大社会问题。可是起初，汉武帝对此很不重视，他征调大量的徭役在长安大造宫殿苑囿，真是奢侈腐化，挥霍无度。其他贵族官僚也是如此。如景帝之子中山王刘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余人。”他还曾不知羞耻地对赵王彭祖说：“王者，当日听音乐，御声色。”① 他和其妻窦绾两墓都在今河北满城山崖中。1968 年发掘时，出土有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漆器、丝织品等大量随葬品，还有两件保存完整的金缕玉衣。这样多而精美的器物都是剥削而来。

当时，汉朝正对匈奴进行长期的战争，还经略南越和西南夷，人力物力的消耗已很严重；再加统治阶级贪婪无厌，徭役频繁，赋税有增无已，更加剧了社会的危机。

流民起义 当时的破产农民，成群结队地逃亡各地。据元封四年（前 107年）统计，当时的关东流民多达二百余万口。流民无法生活，只有铤而走险，各地相继发生农民起义。南阳一带，以梅免、百政为首；楚一带以叚中（ji ǎzhòng 假仲）、杜少为首；齐一带以徐勃为首；燕、赵之间以坚卢、范主为首。①多者数千人，少者数百人，自立名号，攻城夺邑，释放囚犯，捕杀守、令，严重地威胁了西汉王朝的统治。

汉武帝一再派中央重要官吏，衣绣衣，持节和虎符，发兵镇压农民起义，都未成功。武帝制定“沉命法”，自郡太守以下大小官吏，对辖区内的农民

① 《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中山靖王刘胜传》。

① 《汉书》卷九○《酷吏列传》。《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百政”作“白政”，“叚中”作“殷中”，“范主”作“范生”。据《史记》“集解”引徐广语，“殷一作假”。假同叚，当以“叚中”为是，释作”段中”非是。

起义不及时发觉镇压者，处死。可是农民起义已有燎原之势，郡守县令无力镇压，就欺瞒不报，起义更加发展。

轮台罪己诏 武帝的暴力镇压政策失败了，他感到问题很严重，需要改变政策。早在元封五年（前 106 年）以前，他就感到社会问题已很严重。他曾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②征和四年（前 89 年），桑弘羊建议武帝在轮台以东扩大屯田，加派屯田卒，增置校尉领护。武帝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③他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下诏“深陈既往之悔”。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bèi 倍），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④又说：“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⑤从此，汉武帝停止了对外的征伐，转向对内政的整顿，主要是实行“息民重农”政策。他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田千秋和桑弘羊不同，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在政治上不愿有所兴革，只想平安无事。这种作风符合武帝当时的思想。武帝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代田法，改进耕作技术，发展生产。汉武帝的政策的改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社会逐步安定下来，生产有所恢复发展。

昭帝和宣帝前期，霍光辅政，继续奉行武帝的这一政策，减少徭役和赋税；放弃酒榷政策，改归民营；又在首都长安和各郡县广置常平仓，控制物价；还“假民公田”，就是将国有土地出借给贫苦农民耕种，不收租税。这些办法亦促进了社会的安定。所以史称“宣帝中兴”。至西汉末年，据官方统计，西汉王朝的本部（西域都护区除外），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有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已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民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①

“限田”与“再受命”

西汉后期的主要社会问题，还是土地和奴婢问题。加剧这两个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土地兼并，二是政治黑暗。

农民和铁官徒起义 西汉后期的土地兼并迅速发展，统治阶级的生活更加奢侈腐朽。元帝追求享乐，不问政事。成帝为自己前后造了两座坟墓，化了十五年时间，耗费民工以万万计。外戚王氏大造宅第，妻妾数百人，僮奴以千数。红阳侯王立在南郡强占垦草田数百顷，其中有民田，他卖给国家，得钱一亿多。官僚张禹有田地四百顷，都是泾、渭间灌溉方便的膏腴上田。可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却更加困苦。《汉书·贡禹传》曰：“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zuó 昨，揪）揪（草）杷土，手足胼胝（pián zhī 便脂）。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穷则起为盗贼。”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二《汉纪》十四武帝征和二年。

③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列传》（下）《渠犁传》。

④ 《资治通鉴》卷二二《汉纪》十四武帝征和四年。

⑤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列传》（下）《渠犁传》。

①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当时起义的，有农民，也有铁官徒。如从成帝建始四年（前 29 年）至永始三

年（前 14 年）的十五年间，在今陕西、河南、山东、四川等广大地区多次发生农民或铁官徒起义。其中山阳（今山东金乡）铁官徒苏令领导的起义，杀东郡太守和汝南都尉，转战十九个郡国。这些起义给予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

限田之议 哀帝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大臣师丹、孔光、何武等建议实行限制私人占有田地和奴婢数量的政策，史称“限田限奴婢之议”。办法是：“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①这个办法制定之后，遭到了外戚丁氏、傅氏和权臣董贤的反对。②“限田”的政策未能实行。以后哀帝一次就赏给董贤田地二千顷，完全违背了“限田”政策的精神，“限田”之事再也无人提了。当时，鲍宣说，人民有七亡、七死，主要原因是“县官重责更赋租税”③，“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豪强大姓蚕食亡（无）厌”，“苛吏徭役，失农桑时”，“酷吏殴杀”，“治狱深刻” 等。当时的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

“再受命”闹剧 西汉王朝的统治迫近于末日，此事不少人认为已无法挽救。于是，有些方士和儒生就用“五德终始”的理论来附会这一政治形势，并编造出了“汉运将终，当再受命”的说法，以为封建地主阶级需要另谋政治出路，实际就是说要改朝换代。起初，刘邦的子孙们对这一说法非常仇视，斥之为“邪说”，并把传布这一说法的人关押起来，或加杀害。可是到哀帝时，连哀帝本人也感到刘家的江山已岌岌可危，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再受命” 上。

建平二年（俞 5 年），哀帝果真宣布“再受命”，改元为“太初元将”，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陈”为舜后，“刘”为尧后。哀帝自称“陈圣刘”，意为尧后禅位于舜后，这是应天之命。此闹剧演过两月，社会情况仍无好转，哀帝又自动取消了“再受命”之事。

王莽改制

汉哀帝“再受命”的闹剧收场后，汉家的天下已危机四伏。

王莽篡位 王莽是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王家在西汉后期是重要外戚，有九人封侯，五人任大司马。王莽在王家亲族中是一位有才能的人。哀帝死，无子，王莽与太皇太后王政君立九岁小儿刘衎（kàn 看）为帝，是为平帝，王莽以大司马领尚书事辅政。

王莽比较注意个人品德，生活俭约。儿子王获杀死一个奴仆，他严厉斥责王获，并命王获自杀以偿命。他掌权不久，就铲除了罪大恶极的外戚、权臣董贤，改善了朝政。为救灾荒，他捐钱百万，献田三十顷。在他带动下，官僚、豪家二百三十余人捐献田宅，用以救灾。他又废呼池苑（今甘肃华亭）为安民县，以安置灾民。灾民可分得田宅、器具、耕牛、谷种、粮食等。他

① 《汉书》卷十一《哀帝纪》。名田：以私人名义占有土地。

② 丁氏，哀帝之母丁太后母家；傅氏，哀帝皇后母家。

③ 县官：朝廷。

还扩大太学，广招太学生；网罗学有专长的士人有数千之多，安置在长安，给予优待。对汉宗室和功臣的后裔以及年老致仕（退休）的高官，都给予照顾。于是在他掌权不久，就得到多数贵族、官僚、地主和儒生们的爱戴，希望他能有一番作为，以稳定社会秩序，保住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希望社会安定，能够生活下去，对他也产生过一些幻想。

王莽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很重视，他很想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不过他的个人野心也是很严重的。他初辅政时，就以周公辅成王的故事比附自己。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王莽称“安汉公”。四年，称“宰衡”。五年，毒杀平帝，另立一个两岁小儿刘婴为帝，号“孺子”，史称孺子婴；自为“假皇帝”①，实际和真皇帝一样。过了三年，他又废掉孺子婴，正式当了皇帝，改国号“新”，改元“始建国”。王莽“篡汉”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来说，并不重要；但他的改革思想和谋取私利的要求结合在一起，是他的改革内容混乱而又不坚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莽改制 王莽改制的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

一、“王田、奴婢”政策——这项政策是王莽改制中的最主要的政策。他宣布：“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不准买卖。“王田”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实行土地国有制，也就是废除土地私有制，恢复井田制。办法是重新分配土地。占有土地多的地主，“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九百亩）者”②，没收其多余的部分，按一家百亩之数，分给九族乡党。废除奴婢制度，改奴婢之名称“私属”，即家众、家丁，以体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意。违令者治罪。

二、五均、六筦（guǎn 管）——五均是管理市场物价的官署。王莽改长安的东市令、西市令和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的市长为“五均司市师”。其下置交易丞，掌管平抑物价；又置钱府丞，掌管征收工商农桑之税和赊贷。贫民为谋生活向官家借贷，年利什一。各郡、县也设司市，职掌和司市师相同。

六筦是官府专营盐、铁、酒、铸钱，征收渔猎樵采之税，五均、赊贷，共六事。

三、改革币制——王莽改革币制是由附会周景王铸大钱引起的。他铸有各种刀币，作为大钱。后因“劉（刘）字有金、刀”作偏旁，刀币犯忌，他又废刀币和五铢钱。另造二十八种货币，叫做二十八品。黄金一品，银货二品，龟宝四品，贝货五品，钱货六品，布货十品。钱和布为同一物，即铜制。所以总称之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①。王莽共改革币制五次。

四、改革中央机构，调整郡、县划分，改易官名、地名——王莽为了附会西周的官制，在中央设四辅（太师、太傅、国师、国将，位上公）、三公

（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四将（更始将军、卫将军、立国将军、前将军），凡十一公。三公下设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组成中央机构。又置六监（位上卿），分掌京师宫殿的戍卫、皇帝的舆服等。改郡太守称卒正、连率或大尹等，县令、长称宰。又改变一些郡、县的划分和名称，有些

① 即摄皇帝。

②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

① 五物：金、银、龟、贝、铜。六名：金、银、龟、贝、钱、布。

地名连改五次，最后又用原名。

五、改变少数民族的族名和民族首领的封号——如改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改“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改钩町王为钩町侯。

改制失败 王莽改制很快就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他来说，主要有三个问题，就是附会古制，官吏贪污，任意乱改。例如土地与奴婢问题，是西汉一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自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到哀帝时的师丹等，都主张“塞并兼之路”或“宜略为限”。这样尚且遭到反对，不得实行。而王莽的“王田”政策则是要彻底废除土地私有制，收土地归国有，恢复孟子所说的西周的井田制。这是使历史倒退，是办不到的。所以命令下达后，贵族、官僚、地主不仅未交出一点土地来，反而激烈反对这项政策。贫苦农民不仅未分到田地，反而由于为生活所迫，出卖自己的小块土地或出卖亲生儿女，却就触犯了这项禁令，以致沦为罪犯，给广大劳动人民制造了更多更大的痛苦。这项政策是脱离实际，行不通的。过了三年，王莽就下令废除了。这项政策的废除，标志着王莽改制已基本上失败了。

“五均、六筦”政策本来是用以制止囤积居奇，平抑物价，阻止土地兼并，增加财政收入。汉武帝时实行“均输、平均”，与之基本相同，但有成效。王莽所用之人，多为富商大贾，他们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与地方官吏勾结，制造假账，官府无所得，利益尽入私囊。

此外，王莽那样的乱改货币，乱改国家和地方的政区、机构、官名，乱改少数民族名称，并非当时国家的政治、社会或民族关系的需要，而是在盲目附会所谓西周制度或迷信思想，以抬高他个人的声威。不仅毫无积极意义，相反的，还为国家、社会制造了更大的混乱。一再改变币制，使币制混乱，大批的人民破产。一再改易地名，甚至主管官吏都弄不清其辖区应叫什么名字。乱改民族名称，破坏了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加剧了民族矛盾。王莽又征发三十万士卒准备进击匈奴和东北各族，内地的人民抗拒征发，长城沿边的人民亦相继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