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唐后期的政局

藩镇割据

割据局面的形成 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势力不仅没有消除，相反却更加发展。唐朝无力彻底消灭“安史”的余部，只得任命“安史”降将为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治恒州，今河北正定），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治魏州，今大名），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治幽州，今北京），史称“河朔三镇”或“河北三镇”，后来发展成为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安史之乱时，边兵大量内调，边防空虚，吐蕃、南诏乘机进扰。因而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又在西北，西南加强藩镇。为了巩固统治，在内地也实行“以方镇（藩镇）御方镇”的方针，在关中、关东、江淮流域广置藩镇，以求互相制约，防遏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可是这些藩镇往往不听命于朝廷，甚至自行任免官吏，自掌军队，自专刑赏，户口不报中央，赋税不交朝廷。于是逐渐形成“天下尽裂于方镇”的局面。有些节度使亦不由中央任命，而是父死子继，或由将士拥立。他们之间有时互相火并，有时联合对抗朝廷，成为唐朝重大的政治问题。

朝廷对藩镇的斗争 唐朝曾多次对藩镇进行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德宗和宪宗时期的两次斗争。

德宗建中二年（781 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请求继位，被德宗拒绝，于是李惟岳就和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联合发动叛乱。史称“四镇之乱”。德宗调兵平叛，梁崇义、李惟岳先后败死；但后来奉命平叛的卢龙节度使朱滔、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因对朝廷不满，也参加叛乱，致使叛乱规模越来越大。建中四年（783 年），德宗调泾原（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兵五千人援救被李希烈叛军围困的襄城。泾原兵途经长安时，因犒赏菲薄而哗变，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泾原兵拥朱滔之兄朱泚（cǐ此）为首领，称秦帝，以兵围攻奉天。河中节度使

（治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镇）李怀光来援德宗，亦与朱泚联合反叛。德宗又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后依靠李晟、马燧等将领，收复长安，消灭了朱泚、李怀光等叛军。李希烈为部下毒死，朱滔、田悦等自动取消王号，表示服从朝廷，这场叛乱才告结束。但河朔三镇和淄青镇并未把任何权力交还朝廷，朝廷软弱，只好妥协。

唐宪宗即位后，由于两税法的长期实行和大量转运江淮财赋，中央政府的财力增强，宪宗决心裁抑藩镇，于是再次展开了对藩镇的斗争。元和元年

（806 年），首先讨平了西川节度副使刘辟的叛乱。次年，又平息镇海节度使李琦的叛乱。元和七年（812 年），魏博镇内讧，继任节度使田弘正归附朝廷，使河北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加强了朝廷在与藩镇斗争中的地位。元

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并派兵四处攻掠。次年，宪宗下令讨伐吴元济。元和十一年又下令讨伐与吴元济勾结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元和十二年，大将李愬在一个大风雪的夜晚，率兵奇袭蔡州（今河南汝南），活捉吴元济，平定了淮西。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和卢龙节度使刘总也先后归顺朝廷。元和十四年（819 年）。朝廷又消灭了淄青的李师道。至此，藩镇暂时都服从中央的号令，但是藩镇割据的基础并没有被摧毁。唐穆宗时，河朔三镇再次叛乱，又割据一方。藩镇割据局面一直延续至唐朝灭亡。

藩镇割据期间，藩镇与朝廷之间，藩镇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战争，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困难。朝廷能够控制的地盘日益缩小，只能加倍剥削、役使控制区内的人民；藩镇在其控制区内更是增加赋税、兵役、徭役，滥施刑罚，对人民实行残暴的军事统治。这些都阻碍破坏社会经济的发展，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宦官专权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更加复杂激烈。

宦官专权 唐朝初年，宦官人数不多，只管宫廷内部事务，不与闻国家大事。至唐玄宗时，宠信宦官高力士，四方所上表奏，都先经他看过，再转呈玄宗，小事就由他处理，大事才由玄宗裁断。玄宗还派宦官出使或监军，甚至率兵出征。从此，宦官开始掌权。不过当时宦官的权力还比较小，要听命于皇帝。安史之乱后，宦官逐步掌握军政大权，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宦官能够专权的首要原因是他们掌管禁军。唐肃宗时，宦官李辅国由于

拥立有功，开始掌管禁军。唐代宗时期，宦官程元振、鱼朝恩也先后掌管禁军。但此时宦官掌管禁军还未成为制度。唐德宗时，由于朱泚、李怀光等将领先后叛乱，统率禁军的朝臣白志贞无能，致使他认为文臣武将都不堪信赖，只有宦官最为可靠，于是设统率禁军的护军中尉二人，中护军二人，都以宦官担任。从此宦官掌管禁军成为制度。其次是宦官执掌机要。肃宗时，就曾让宦官李辅国宣传诏命，掌管四方文奏。代宗时，又设立执掌机要的枢密使，规定由宦官担任。于是宦官正式参预国家政事。两枢密使和掌管禁军的两中尉合称“四贵”，是最有权势的宦官，掌握了中央政府的军政大权。他们能够任免将相，地方节度使也有不少出自贿赂中尉的禁军大将，各道和出征军队中也都有宦官监军。甚至皇帝的生杀废立，也由宦官决定。唐后期的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宦官所立；顺宗、宪宗、敬宗、文宗均为宦官所害，昭宗也曾为宦官囚禁。

南衙北司之争 宦官专权骄横，引起皇帝和朝官们的强烈不满，朝官和宦官之间不断发生斗争。宰相官署在宫廷以南，称为“南衙”；宦官所在的内侍省在宫廷北部，称为“北司。”史称此斗争为“南衙北司之争”。其中最为激烈的是发生在顺宗和文宗时期的两次斗争。

永贞元年（805 年），顺宗即位，任用王叔文、王伾、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人，进行政治改革，史称“永贞革新”。

这次改革的内容相当广泛，主要内容有免除民间的欠税和各种杂税，禁止官吏在正税以外额外进奉，罢去扰民的宫市，抑制藩镇割据势力，选拔人

才，计划收夺宦官兵权等。改革受到了宦官和藩镇的联合抵制。在巨大的压力下，顺宗被迫退位称太上皇，立太子纯为帝（即宪宗），改革至此失败。王叔文先是被贬，后又被杀死；王伾死于贬所，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八人被贬为边州司马。这就是所谓“二王八司马事件”。

唐文宗即位后，对宦官的专权非常不满。太和五年（831 年），他以宋申锡为宰相，谋诛宦官。事泄，宋申锡被宦官反诬欲立漳王李凑为帝，结果文宗反而贬逐宋申锡。太和九年（835 年），文宗又任用李训、郑注等，再谋打击宦官势力。起初利用宦官内部矛盾，除掉了韦元素、王守澄等大宦官。后来李训又在同年十一月，让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奏称大明宫左金吾大厅后石榴树上夜降甘露，诱骗仇士良等大宦官前往观看，准备在那里一举消灭他们。不料事泄，宦官派出禁军大杀朝官，李训、郑注、韩约和宰相王涯等都被杀。这次事件史称“甘露之变”。此后，宦官的权势更大，文宗直到死，都处于宦官监视之下。

宦官势力延续百余年，直到唐末昭宗时，才被宰相崔胤借用宣武节度使朱温的兵力消灭。

宦官专权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政治方面，他们分帮结派，争权夺利，营私舞弊，以至废立皇帝，使政治更加黑暗混乱。在军事方面，各镇和出征军队中，都有宦官监军，破坏了军队的统一指挥，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削弱了朝廷对藩镇叛乱势力及民族反抗势力进行斗争的能力。在经济方面，宦官大肆掠夺百姓的田产，又通过“宫市”，强买货物，敲诈勒索。总之，宦官专权加重了人民的痛苦，使唐后期的政治和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朋党之争

牛李两党的形成 在中央除宦官专权外，还有朋党之争。所谓朋党之争是指朝官们拉帮结派，互相斗争。其中最激烈，影响最大的是“牛李党争”。牛党是以牛僧孺、李宗闵和杨嗣复为首领的政治集团，李党是以李德裕和郑覃为首领的政治集团。牛李两党主要是由不同的仕进途径形成的。牛党是通过进士科进入仕途的官僚集团。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三人都是进士出身，主张选用官员应通过科举考试，首先应看文采，李党是通过门荫进入仕途的官僚集团，李德裕、郑覃都出身于关东士族，都是宰相之子，主张按门第选用官吏，重视经学。两党互相轻视，互相倾轧，进行着激烈的门户之争。

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总的来看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是非问题。比较重要的有两个：一是如何对待科举取士。李党主张废进士科，按门第取士。牛党则赞成科举制度，反对按门第取士。在这个问题上，牛党胜于李党，因为科举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虽然也有弊病，但总比按门第取士要合理进步。二是如何对待藩镇割据。李党重视统一，主张以武力讨伐藩镇的叛乱。而牛党多主张对藩镇妥协姑息，只求平安无事，不求统一。在这个问题上，李党胜于牛党。因为藩镇割据对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人民的生产、生活等，都有极大的危害。

牛李党争从宪宗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宣宗时期，前后斗争数十年。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是在文宗时期，当时两党势力不相上下，每逢议政，总是争吵不休。文宗对此也无可奈何。武宗时，李党得势，牛党的首领被贬逐到岭

南。宣宗时，牛党重新得势，李德裕被贬逐，死于崖州（今海南省琼山）。至此牛李党争才基本结束。

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是唐后期政治的三个特点。三者互相交织，使政治日益黑暗，阶级矛盾加剧，唐朝逐渐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