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宦官与朋党

东汉从中期开始，政权主要控制在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手中。这两大集团各谋私利，互相斗争，政治黑暗。东汉后期，宦官掌权，政治更加腐朽，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吏和太学生结合起来，与宦官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外戚与宦官

东汉前期，皇帝很注意外戚干政，严格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力，不使权势过大。章帝死后，和帝十岁即位。以后的继位皇帝也多是小儿，太后则是少年寡妇。太后临朝听政，实是依靠娘家的父兄掌权，因之往往形成庞大的外戚权力集团，左右朝政。小皇帝多非太后亲生，年长之后，畏忌外戚的权势，怕被废黜，就以身边的宦官为心腹，伺机除掉外戚集团，宦官又掌大权。这样的斗争在东汉中期的和、安、顺、桓四帝时各发生过一次。宦官干政的情况日益严重。第四次斗争是外戚梁冀擅权和宦官单超等诛除梁氏。

梁冀擅权 顺帝时，后兄梁冀继父梁商为大将军。顺帝死，他立两岁的小儿为帝，是为冲帝。次年冲帝死，他又立八岁的小儿为帝，即质帝。质帝虽小，但却知道梁冀专权骄横。在上朝时，他说梁冀，“此跋扈将军也。”① 梁冀很忿恨，就把质帝毒死，另立宗室十五岁的刘志为帝，是为桓帝，梁太后临朝。梁冀专权近二十年，亲属党羽布满朝廷和州、郡。大小官吏升迁，先向他谢恩，送大量的贿赂。这些官吏到任后，再疯狂搜刮人民。地方官吏向中央送贡品，要将最好的贡品先送给梁冀，次品送给皇帝。扶风（即右扶风，今陕西兴平）人士孙奋家中很富，梁冀送给他一套车马（四马一车），向他借钱五千万。士孙奋畏于梁冀的权势，不得不给；但却只给他三千万，他大怒，胡说士孙奋之母是梁家的奴婢，偷盗了梁家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于是逮捕了士孙奋兄弟，士孙奋死于狱中，全部家产被没收，其资产共值一亿七千余万钱。梁冀还劫略几千口平民为奴婢，称这些奴婢为“自卖人”。

梁冀在雒阳周围强占民田，调发农民，建造了一座私人苑囿，周围千里，梁冀不许人触动苑中的一草一木。有人误杀了苑中的一只兔子，竟有十多个人因受牵连而遭杀害。

梁冀一家前后有七人封侯，出了三个皇后，六个贵人，两个大将军，娶公主为妻者三人，其余任卿、将、尹②、校的，有五十七人。桓帝本是河间王

① 掾（yuàn 院），通称掾史，为郡太守的属吏。

① 《后汉书》卷三四《梁统传》附《梁冀传》。

② 尹：汉代都城的行政长官称尹。梁冀弟梁不疑为河南尹。

刘开之孙，十五岁时，为梁太后和梁冀所立。他对于梁冀也很惧怕。

单超等诛除梁氏 公元 159 年（延熹二年），梁皇后死①，桓帝与中常侍单超、具瑗（yuàn 院）、唐衡、左悺（guàn 贯）、徐璜等五人合谋，以虎贲、羽林千余人包围了梁冀的府第，梁冀自杀，梁氏的族人亲戚不论长少，皆弃市。因牵连被杀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有数十人，故吏、宾客被免官的有三百余人。据说“朝廷为空”。没收梁冀的财货被出卖后，共得钱三十余亿。这是宦官对外戚的第四次打击。单超等五人以功同日封侯，史称“五侯”。诛除梁冀及其党羽，对当时的政治、社会都有好处；但从此以后，东汉政权为宦官垄断。

清议与党锢

宦官垄断政权以后，政治日益黑暗，一些比较正直的高级官吏、在野的地主士人和太学生，采取各种形式，对宦官集团展开了斗争。于是相继发生了“清议”运动和“党锢”事件。

宦官肆虐 宦官专权以后，排斥打击一般官僚士大夫，重用宦官的子弟、亲属和投靠他们的官僚。《后汉书·朱晖（huī挥）传》附《朱穆传》曰：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hè 贺）荣任。”他们抢夺民财，略取民女以为婢妾。中常侍侯览侵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侵夺田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六区，还虏略良人为奴婢。他的哥哥侯参任益州刺史，为了侵夺民财，诬人以“大逆” 之罪，捕杀后，霸占财产，前后侵夺民产以亿计。《后汉书·单超传》曰：“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为寇贼。”腐朽反动的政治统治加速了土地的恶性兼并，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流离失所，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清议宦官专政不仅使政治黑暗，而且也垄断了仕途。这时的选举、征辟（bì 闭），都要按照他们的爱憎行事，这就严重地侵夺了士人的上进之路。这一时期，太学生已发展到三万余人，各郡县的儒生也很多，他们上进无门，就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hē核）公卿，裁量执政。”①这就是所谓的“清议”。

所谓“激扬名声，互相题拂”，主要是比较廉正的官吏、士人、太学生等互相标榜。如说：“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②所谓“品覈公卿，裁量执政”，主要是批评宦官专权乱政。如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③这样的议论自社会流入太学，太学生以郭泰为首，奉司隶校尉李膺、太尉陈蕃为领袖，公开与宦官集团相对抗。

党锢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们不仅在舆论上抨击宦官，还试图在政治上打击宦官势力。桓帝永兴元年（公元 153 年），冀州刺史朱穆在安平（今河北冀县）逮捕了宦官赵忠的不法家属。桓帝大怒，把朱穆撤职，关进左校服劳役。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为朱穆申辩。并说：“愿黥首系趾，

① 梁皇后：桓帝后，梁太后（和平元年，150 年已死）妹。

① ②《后汉书》卷七八《党锢列传·序》。

③ 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

代穆校作。”④桓帝迫于舆论，赦免了朱穆。

延熹五年（公元 162 年），中常侍徐璜、左悺向中郎将皇甫规勒索钱财，皇甫规不理。徐璜等就给他强加以罪名，关进左校服劳役。一些官吏和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上书。皇甫规亦被赦免。

这样，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与宦官集团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延熹九年，术士张成教唆其子杀人，为司隶校尉李膺逮捕。

适逢国家有赦令；可是李膺因张成与宦官关系密切，就把他们处死。张成的弟子牢脩上书，诬告李膺与太学生、诸郡儒生及游学士人“共为部党，诽讪（fěi shàn 匪善）朝廷，疑乱风俗。”①桓帝大怒，逮捕了李膺等二百余人。后经尚书霍谞（xǔ许）、城门校尉窦武等一再向桓帝说情，才得赦免回归田里，但却禁锢终身。这是第一次“党锢”。自这次事件之后，“正直废放，邪枉炽结”。②大量的不愿与宦官集团为伍的士大夫、太学生等进一步结合，并推出了他们的首领或代表人物。就是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三君是窦武、刘淑和陈蕃，君就是“一世之所宗”③之意。他们与宦官集团的对立和斗争进一步激化。

第二年，桓帝死，灵帝立。太后之父窦武以大将军的身份与太傅陈蕃辅政。他们起用了李膺和其他一些被禁锢的名士。次年，他们又共谋诛除宦官集团。可是，由于事泄，宦官曹节发兵逮捕窦武，窦武自杀。窦氏宗族、亲戚几被杀光。又次年，曹节等以“部党”之罪名，再次逮捕了李膺等一百余人，这些人都死在狱中。他们的父子、兄弟、门生、故吏等，凡是做官的，一律免官禁锢，禁锢范围扩大到五服以内的亲属。这是第二次“党锢”。

这次党锢直到中平元年（184 年）黄巾大起义时才被解除。建议解除禁锢的也是一个宦官，即中常侍吕强。他怕受禁锢的人心怀不满，与张角等“合谋”，因之提出这一建议。灵帝接受了这个建议，下诏解除了“党锢”。统治阶级内部的这场长达数十年的斗争，在农民起义面前，暂告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