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铸九鼎和周公制礼乐

传说尧在位的时候，曾经打算让位给自己的儿子丹朱，到了舜也有传位于子商均的想法，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已意识到首脑的权位是社会中最为丰足的私有财产，说明了把权力和地位当做私有财产的观念已相当普及，所以，到大禹时，竞逐首脑权位的斗争就已表露得十分激烈。

但是启的继位，让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而且这一制度的转换也得到了社会上绝大多数成员的赞同。这一演变过程及其结果，有力地反映了私有观念已深入人心并不可动摇的历史情况。私有观念和私有制的出现，极大地动摇了原先人们之间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各人所占有的私有财产的多寡，决定了各人在社会中地位的高低。

既然人和人之间不再平等，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利益纷争也就随之而起，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就愈加错综复杂，这种情况就要求必须有一定的规范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这种规范就是礼仪，就是处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礼仪。故《管子》记载：

仓廪足然后知礼节。

这正概括地说明了规范人类行为的礼仪制度出现的原因。自此之后，礼仪和私有制就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为统治阶层所利用，成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

在古代文明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大禹时期，我们就已看到统治者对于礼仪的高度重视和刻意运用，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大禹铸九鼎。

鼎，本是一种烧煮食物的器皿，但在古代，它却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的一种礼器。它是政治权力的象征，是统治者尊贵地位的象征。大禹铸造九鼎，其目的就是要标志自己尊贵的地位和崇高的权力，并保证其权位不受侵犯。

在夏启建立了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之后，随着国家的产生和阶级关系的复杂化，为了保证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长治久安，迫切需要发明一整套确定人们身份等级以稳定阶级统治的制度。

这样，礼就被借用过来，并且其中心内容也由原始社会时期的祭神习俗演变成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正如《礼记·礼运篇》所说：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

奴隶制国家的各项制度都在礼的基础上被逐一制订出来。礼也从敬神敬祖的祭祀礼仪，开始走向维护宗法的礼制。世袭制度，即从夏启的“家天下”开始被纳入礼的内容。

到了夏商两代，礼制逐渐趋于完备而系统。在《尚书大传》中记载：

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在周公摄政的短短7年间，周公不仅解决了许多威胁周政权统治的问题，而且还制礼作乐，把礼进一步制度化。

周公在古礼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套以维护贵族等级为核心的礼制，在这套礼制下，统治阶级内部分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四等等级与等级之间的政治权力、经济特权、社会地位有着很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是不可逾越的。判定各个贵族人物等级高低的标准，是依据其与周王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亲者尊而疏者卑。

在这个森严的等级结构中，周天子居于最高的地位，享有最大的权力，他不仅是政治上的共主，而且是天下的大宗，任何人都不得违抗周天子的统治。这种等级结构又是世代承袭不变的，这一方面使社会的秩序处于一个超常稳定的系统当中，而且还肯定了周天子独尊的地位世代不变。

除此之外，周公还不遗余力地把礼制推广应用，使之成为衡量社会生活中一切事物的准绳，并使之成为奴隶制社会中一切制度的基石和出发点。正如《礼记·曲礼上》中记载：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官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词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这段话说明了礼在道德修养、安家治国、沟通神人、社会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也说明了上层社会生活中的亲疏之定、嫌疑之决、同异之别、是非之争，都是以礼作为判定标准的。这种情况十分清楚地反映了礼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上层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也正是在周礼中，礼和乐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乐，就是音乐，在古代，它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也是人们修身养性的一条重要途径。

传统理论认为，音乐发乎心声，心哀则乐悲，心悦则乐和，反过来，音乐也会影响人的性情。因此，圣人制乐的目的，就是利用音乐的力量来感召人性从善，正如《通典·乐序》中说：

因乐以著教，其感人深乃移风俗，将欲闭其邪，正其颓。

另外，圣人制乐，也是利用音乐的力量来灌输礼教，增添礼仪活动时的气氛，使人们因乐之感而遵礼行仪。这样，乐就成为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合在各种礼仪活动之中。有一礼，必有一乐，乐和于礼，礼中有乐。

人们常用“礼崩乐坏”来喻指世道衰颓、用“歌舞升平”来喻指政治清明、天下安定，这些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礼乐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礼乐寓治道，它可以通过道德感召的力量来正人心、定风俗、别亲疏、序民人，故而以礼治国一直被传统理论认为是王道仁政的体现，也受到历代绝大多数统治者的重视，共同组成了传统的两手统治策略。

首先，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礼治，显然提高了华夏民族的文明素养，造就出自古以来即被誉为“礼仪之邦”的形象。

其次，作为一种全社会所遵循的基本规范来说，礼虽然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不可能对每个社会成员不可能做到绝对公平，但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人类社会不依靠这些不尽合理的规矩，是无法取得进步的。实际上，在阶级社会中，是不可能做到每一项政策、规范都完全合理的，因此，对礼也不能过于苛求。

[旁注]

禅让制　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民主推选首领的制度。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最早记载于《尚书》之中，但其真实性一直存在争议。后来中国的王朝更替，也有以禅让之名，行夺权之实的。

启　也称“夏启”、“帝启”、“夏后启”、“夏王启”，他是禹的儿子，是夏代第二任君主。母亲是涂山氏族的女子。根据《竹书纪年》，帝夏启王在位39年，78岁驾崩。武则天改国号周时，追尊启为“齐圣皇帝”。

卿大夫　西周、春秋时期国王及诸侯所分封的臣属。规定要服从君命，担任重要官职，辅助国君进行统治，并对国君有纳贡赋予服役的义务。但在其“家”内，为一“家”之主，世代掌握所属都邑的军政大权。

周公　为周代的爵位，得爵者辅佐周王治理天下。历史上的第一代周公姓姬名旦，也称“叔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因封地在周，故称“周公”或“周公旦”。为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被尊为儒学奠基人，《通典》唐代杜佑撰，200卷。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十通”之一。记述唐代天宝时期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的专书，内分9门，子目1500余条，约19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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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说的就是语言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语言是人们思想、情操和文化修养的一面镜子。

古人所谓“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将诚恳地修饰言辞看成是立业的根基，有一定的道理。并且要“言必信，行必果”。巧言令色的人，是不可能取信于人的。其次是慎言。古人说，上天生人，于舌头上下两排牙齿紧密围裹，又在外面包一层厚厚的嘴唇，就是要人们说话一定要谨慎。当然古人并是要求人们少言语，而是说话要视具体情况，当说则说，当默则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