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共治，学校议政

黄宗羲医治中国封建社会的另一个良方是君臣共治和学校议政。

黄宗羲认为，天下太大了，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治理不好的，因此，就必须君臣联手，共同理政。在黄宗羲看来，君与臣是平等的，由于他们的职责都是为天下万民兴公利除公害，因此，君臣共治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他说：立君的目的是为了治理天下。但天下太大，一个人治理不了，因此，又设臣，和君一道来治理。就其实质来说，君和臣没有什么不同。说到底，臣不过是负责某一方面事务的君。君主也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神圣的东西，而只不过是比公卿高一级的官而已，就如同公比侯、侯比伯、伯比子、子比男高一级一样，也如同卿比大夫、大夫比士高一级一样。商初伊尹以大臣之位在商汤驾崩后辅佐外丙、中壬二王。中壬死后，其侄太甲即王位后，不理国政，且破坏商汤旧制，又被伊尹放逐。周初的大臣周公姬旦，在武王死后，由于成王年幼，也曾代行天子职务，这在中国古代叫做摄政。伊尹、周公都是以宰相摄天子，这与以大夫摄卿、以士摄大夫是一样的。由此可见，在上古社会中，君和臣之间并没有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同是为民兴利除害这一点上，君臣是平等的。因此，三代之时，大臣见到君行叩拜礼，君主也必定以礼答拜。但是，秦汉以后，君臣之间的这种平等之礼就渐废不讲了，即便是位居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宰相也不能享受到君主的答拜之礼了。于是，君王便认为，朝廷设置百官，只是为了侍奉君主，因此，能把君主侍奉好、讨君主喜欢的官，就是贤能的人，相反，则为庸官。这样，设官的本来意图就完全被扭曲了，设君的本来意图也已无从谈起。基于此，黄宗羲指出：从秦汉一直到明清，君臣的真正职责都被湮没了。

那么，如何改变秦汉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病态现象呢？黄宗羲提出了君臣共治的方案，并认为君臣共治的关键是要实现“分治以群工”的设想。其具体内容是：天下之事不能只靠一人来主宰，大家的事情应当由大家来办。君和臣都各有其责，应该由君干的事情就由君来干，应该由臣干的事情，君主就不要过多地干预，而应放心地让大臣们处理。为了实现这一设想，黄宗羲开出了两付良方：一是提高宰相权力，二是学校议政。

为什么需要提高宰相的权力呢？黄宗羲认为，宰相在一人之下，百官之上，他总领群臣，与君主共治天下。但是，由于君主是世袭的，因此，就难以保证每一位君主都贤能精明。如果万事都由君主一人专权，遇上贤明的君主，固然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但若遇上一个昏庸的君主，老百姓就倒霉了。宰相则不然，因为他是从天下万民中选举出来的、由最贤能的人来充任的。这样，就可以用宰相之贤来补天子之不贤。遗憾的是，当今的宰相并没有担负起应有的使命，他们有宰相之名而无宰相之实。而宰相之实则被宦官宫奴所窃取。掌握了宰相实权的宦官宫奴们又常常以“效法祖宗”为借口来反对和抵制那些在治国安民方面有所作为的大臣，这就严重妨碍了社会的发展。基于此，黄宗羲认为，必须提高宰相的地位，委以实权。他说：“古时侯天子不是把君位传给自己的子孙，而是传给贤能的人。因此，在古人眼里，正如同宰相可任可免一样，天子也是视其贤否而决定其去留，天子登基后，如果有辱使命，也应下台。到了后来，“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但是，天子之子不一定都是贤能之人，这就需要依靠宰相的传贤来补救。因此，如果不提高宰相权力，使宰相有名而无实，那么，一旦“天子之子不贤”，就没有贤能的人来补救了。这样，就会导致天下混乱。

为了实现君臣共治的方案，黄宗羲还设想用学校的权力来监督君主和地方长官。他提出：学校不仅仅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还应当是议政机关。黄宗

羲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议会制思想。他指出：学校固然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但古代的圣王又不仅仅把学校的职能止于此，而是将朝廷治国的一切法律条文、政策措施，都预先交付学校，进行讨论，“必使治天下之典皆出于学校”。由于各种法律条文、政策措施、乃至乡规民约，都要经过学校讨论认可才能确立其正误，才能确定实施与否，这就使得上至朝廷、下至乡民，都受到了学校的限制和约束，从而渐渐把学校视为最高权力机关。学校的议政职能得以实施后，则“天子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也就是说，君主赞同的、认为是正确的主张，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君主反对的、认为是错误的主张，也不一定是错误的，其正确与否，应该由学校来审议和确定。

但是，三代以后，学校议政的职能就渐废不讲了，天下诸事之正误，都由朝廷定夺。君主喜欢和赞同的意见，人们就认为正确；君主厌恶和反对的意见，人们就加以鞭挞和指斥，认为是错误的。这就造成了天下万民都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不良风尚。这时，如果学校中有人出来稍微讲一点与朝廷不一致的意见，马上就会受到朝野上下的指斥。因为在这些人的眼里，学校只是为了应付科举而设的场所，是帮助人们跻身仕途的渠道，它没有理由、也不能对朝廷说三道四。黄宗羲认为，要拯救已经病入膏盲的封建社会，就必须克服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赋予学校以议政的权力。他说：东汉时太学中有 3 万人，他们经常危言深论，抨击时政，各地豪强、朝廷公卿都害怕受到他们的贬议。宋代曾任高宗时期宰相的李纲，就是在学校诸生的倡议下得以启用的。这就与三代之时学校议政的风气颇为接近。假如当今的统治者也像三代之君一样多听听学校的意见，以学校之是非为是非，学校拥护的事情就去做，学校反对的事情就尽力去克服和避免，如此就可国泰而民安了，而君主之位也就可保了。但当今的统治者偏不这么看，他们认识不到恰恰是由于学校议政职能的破坏，才导致了世道的衰微，反而把世道衰徽、社会混乱的原因归结于学校议政。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不能容忍学校干预朝政，这就使得学校逐渐沦为脱离实际、崇尚空谈的纯粹的书院。这样以来，学校就无法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经世致用之才，相反，治国安邦的有用之才往往出自草莽民间。于是，在这种病态的腐朽的社会制度下，学校连培养人才的职能也落空了。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现实，黄宗羲尖锐地指出：学校不仅不能培养人才，而且还伤害人才。这种徒具虚名的学校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了。

学校养士和议政职能的丧失和荒废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天下万民失去了学知识和受教育的场所和机会。人民的无知，对社会来说是一种不幸，但对统治者来说则是求之不得的。因为无知和愚昧总是结伴而生的，越是无知、愚昧的国民，就越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反动统治。以封建君主为首的统治阶级，不让人民掌握科学和真理，却常常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纲常来愚弄人民，说什么“君父，君父”！这无疑是自欺欺人的说教。黄宗羲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上述状况，就必须重振学校，恢复学校的议政职能。

黄宗羲设想，最高的议政机关应当是太学。太学的祭酒应当由当世大儒或退位后的宰相来充任，其职位和重要程度大致与宰相同。每月的初一，天子率宰相、六卿等前往太学听课。祭酒讲课时，天子也必须在弟子席位上就坐。朝廷政事的缺失和弊病，祭酒应直言不讳地提出。君主和大臣的子女长

到 15 岁时，都应当送到太学去学习，这样就既克服他们妄自尊大的情绪，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又可使他们了解民情，增长见识。

各地也应建立自己的议政机关——学校，其学官由当地深诸治国之道的名儒担任。地处僻远，实在没有名儒的郡县，可由郡县中学行过人的官吏兼任。学官不受地方长官领导，他们是由学校自己选出的。但是，不管由什么人来担任议政机关的首领，只要其学行流于空谈，不务实用，有辱议政使命，其弟子就可哗而退之，并明确地说：“此人不能做我们的老师。”如此，此人就可被罢免。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地方官吏必须到学校听学官讲学。对地方官吏及其政事之得失，学官有权而且必须做出评判，小的错误，改了就算了。对大的原则性的错误和过失，学官有责任上报上级官员，或对地方官吏进行弹劾，直至罢免其官位。对无故不去学校听讲的官员，学官也有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的权力。

黄宗羲的这些思想，反映了刚刚萌芽的资产阶级限制皇权的要求，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议会制思想。在封建帝王具有无上权威的社会里能够提出这一思想，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