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人自用，提倡创见

黄宗羲认为，就某一具体事物的认识来说，真理只有个，但人们达到真理的路却有千条万条，因此，每个人都可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子。从这一原则出发，黄宗羲要求治学的人应当多视角、全方位地来挖掘和探索真理， 以创新的精神发展前人思想的精华。

黄宗羲提出，学术研究不能因袭前人，应当着意于创新。他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是依门傍户，凡是照着样子画葫芦的人， 或者是流俗之士，或者是只知死读书的书呆子。”因此，他主张学术研究应当允许和鼓励“一偏之见”和“相反之论”。因为一个学者不同于别人的地方，往往就是他有所创新的地方。“一偏之见”和“相反之论”虽然与一般所理解的难以吻合，但却从另外的方面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到达真理的途径 h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相反相成的道理。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如果盲目求同， “以水济水”，就会使人类文明的长河成为一潭死水。相反，如果从“不同处”着眼，使相反者相成，互斥者互补，那么，人类智慧的长河就会日新不已地向前流淌。

使黄宗羲感到遗憾的是，当时许多人都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在做学问时把达到圣贤的思想境界、弄清楚圣贤的思想认识作为自己追求的极致目标，因此，他们在治学的道路上往往抄袭先儒成说，并以此来衡量古今，于是，稍有不同于圣贤的思想，就被他们抵毁为离经叛道。黄宗羲指出，这样一种恶劣的学风已经严重妨碍了人类对真理的探求，使人类智慧这一“灵根” 变成了“焦芽”和“绝港”。他说：“如果把大海比做真理的话，那么，长江、黄河、淮河、汉水、经河、渭河等等，就是到达真理的许多不同的途径， 它们来自不同的地域，都在日夜不息地奔腾流淌，但等它们到达大海以后就融而为一了。假如大海说：“你们这些水，来自不同的地方，有自己不同的源头，而且还有缓急平险、清浊远近的不同，因此，不能把你们都当成一类东西归到一起来，你们就各自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吧！”这当然是一个寓言式的比喻。但黄宗羲指出，假如这个比喻中“大海”说的话能够成为现实的话，那么，整个中华大地就会水涝成灾，混乱一片，濒于海边的蓬莱仙景也将不复存在了。而那些喜同恶异的人，与此又有什么不同呢？

事实上，物质世界既是无限的，又是多层面的，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把世界认识完毕，任何人所求得的真理都只是关于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和层面的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黄宗羲说：“历史上的思想家由于其学术渊源不同，师门宗旨存在差别，因此，他们所获得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真理性的认识也就有深浅详略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这就是他们都不肯以懵懂精神去承袭他人糟粕，都有个人独到的创见。这就要求研究者既不能厚此薄彼，也不能薄此厚彼，而应当正确地认识这些不同的学术思想中所包含着的真理的颗粒，把握其宗旨，辨别其源流，以便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获得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真理。”黄宗羲在编写《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时就严格遵循了这一思想，屏弃了喜同恶异的门户之见，注重哲学家的相反之论。他认为按照这种指导思想撰写出来的哲学思想发展史，就如同大路中间的一大坛酒一样，不管你拿着什么样的酒具去喝， 都会尽兴而去。

黄宗羲提倡创见，重视“一偏之见”和“相反之论”，对自己的同门学友也不文过饰非，采取了客观公正的态度。他的同门学友郓仲升是刘宗周的

得意门生，曾著《刘子节要》一书阐述刘宗周的学术思想，并对黄宗羲说： “现在熟知老师学问的就只有我和您两人了，因此，在讲述老师的思想和观点时，应该保持统一，这就要求我们在底下稍为通融一下。”对此，黄宗羲直截了当地予以拒绝，他说：“老师不同于其他学者的地方，就在于他有自己的独到的宗旨和精神，而不是盲目求同于先贤。我们怎么能为了取得一致的结论而违背老师的治学宗旨呢？”所以，黄宗羲后来讲述刘宗周的思想时， 都是自立教案，始终不参照郓仲升的《刘子节要》。针对这件事情，黄宗羲感慨地说：“郓仲升身为老师的高徒，但对于老师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的治学思想还不能真正领会，更何况是其他人呢。”

总之，黄宗羲倡导的“自得之见”和“相反之论”，要求不同学术观点的并存，强调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的学术史观，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发出的学术自由的呼声，是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向黑暗、腐朽的封建社会发出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