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下为己任

黄宗羲认为，当代的中国社会之所以陷入病态，不仅在于“君道”出了问题，人们对君主的真正职分不清楚，而且还在于“臣道”也出了问题，人们不明白为臣的真正职责。

君为臣纲，臣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君，这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准则，所谓“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就是这一准则的体现。黄宗羲以启蒙思想家的大无畏的精神，勇敢地向这一统治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准则提出了挑战，他尖锐地指出：“天下的治乱，并不在于封建君主一家一姓的兴亡，而在于天下万民的优苦和欢乐。”把天下治乱的根源归结为万民的欢乐和忧苦，这就

为我们审视中国封建社会提供了一个正确的视角。他举例说，夏桀和商纣都是历史上的君主，他们分别为商汤和周武王所杀，但桀、纣之死，桀、纣一家一姓的灭亡，并没有带来天下的混乱，相反，倒是出现了一个相对太平的世界。秦王赢政战败六国，统一天下；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建立了统一的大元帝国，但他们一家一姓的兴起，也未给天下带来祥和与太平，相反，倒是出现了更加混乱的局面。由此可见，封建君主一家一姓的兴盛和灭亡，并不就是天下万民的兴盛和灭亡，君主并不等于天下国家。

从以上思想出发，黄宗羲提出了怎样做臣以及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臣的问题。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为臣之道呢？看君的眼色行事，乃至杀身以报其君，这算不算好臣呢？黄宗羲说：不算。不但算不上好臣，而且连臣的资格也够不上。因为只知道着他人的眼色行事，任凭他人如何呵斥而不温不怒，这是儿子用来事奉父亲的方式。但若以事奉父亲的方式来事奉君主，就不妥了。至于有些人，为了君主而甘于自“杀其身”，其无私的精神可说已臻极境，但若讲到能否是一个合格的臣，黄宗羲认为，“犹不足当之”。他要求人们明确，臣并非“为君而设”，而是“为天下也，非为君也；为万民也，非为一姓也”。如此说来，臣的真正的职责就是“为天下”、“为万民”， 以天下万民为己任。黄宗羲认为，如果每个做臣的人真正明白了自己的这一职分，那么即便是“君主用形威和权势来强迫我，也不敢苟且屈从”，即便是“立身于朝廷之上”，对于君主的“不道”言行，也不敢盲目认同。只有这样做臣才合乎为臣之道，只有这样的臣，才是真正的臣。至于那些拜倒在君主的声色形怒之下的人，那些“杀身以事其君’的人，他们不是臣，而只是“宦官妻妾”，是君主的“私观者”。

从以天下为己任的指导思想出发，黄宗羲主张重建一种新型的君臣关系，这就是以师友关系为基本内容的君臣关系。他说：“臣出而仕于君也， 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意思是说， 大臣出而为官，如果能够以天下为己任，辅佐君主为天下人谋福利，那么， 君臣之间就是师友关系。相反，大臣出而为官，不思为天下人谋利，而一心巴结讨好君主一人一姓，这样的大臣就是君主的仆妾。黄宗羲认为，“师友” 关系与“主奴”关系有本质的不同。如果君臣之间是师友关系，那么臣的使命就是规劝君主避免过失，这样的臣就是贤臣。如果君臣之间是主奴关系， 那么作为奴婢而出现的臣只能使君主出现更多的过失。因此，真正的臣应当以师友的身份规劝君主避过就正。但是令黄宗羲感到遗憾的是当世的“小儒”、“奴婢”都不这么做，他们“舍其师友之道，而相趋于奴颜婢膝之一途”。如此以来，就把君臣之间正常的师友关系变成了不正常的主奴关系。

黄宗羲认为，上述君臣关系所出现的这种不正常的变化，一方面与君主有关，由于后世的君主骄奢恣肆，不以天下万民为事，而只想找一些为自己奔走服役的仆妾，这样就把自己放到了天下的主位；另一方面，也与大臣本人有关，因为后世的大臣总是认为臣就是为君而设的，君分给我天下，我才能帮助君主去治理天下；君分给我百姓，我才能帮助君主去统治百姓。这就完全把天下和人民看成了君主的囊中私物，把自己看成了君主的仆役。由于大臣们有了这种心态，在为君主奔走效力时，只要一时能够免受冻馁之苦， 就对君主的所谓知遇之恩感激涕零，而对大臣应尽的职责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这时，他们便再也不去计较君臣之间是否是师友关系了，相反，倒是不遗余力地脐身于仆妾之间。以仆妾自居，还视为当然，这就可悲了。无怪乎

明神宗朱翊钧对待他的宰相张居正，只是在礼节上稍微周全了一点，当时的人就惊骇了，说什么张居正竟然不守人臣之礼。事实上，明神宗对待张居正的礼节，与古代君主把大臣当做老师和朋友的君臣之礼相比，还差得很远， 可说是百不及一，可人们仍然以“不礼”为罪名指责张居正。针对这件事情， 黄宗羲评论说：“如果说张居正有什么错误的话，那么，他的错误只是在于他没有把自己看做是君主的师友，而只与常人一样把自己视为君主的妻妾， 从而任凭君主指使和摆布。他都做到这步天地了，人们还在指责他，这是为什么呢？”黄宗羲认为，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由于人们不明白君、臣的职分，不知道君臣关系是一种师友关系造成的。其实，君和臣只是名称上的不同，而实际职责是一样的，即都是为天下万民兴利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