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靠什么思维

人是万物之灵，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人有思想，能思维。但人究竟凭借什么器官来思维呢？如果在今天有人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人脑。但是，在古代问题就不是这样简单了。由于受到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古代的哲学家大多把人的“心” 作为思维的器官，认为人是依靠“心”进行思维的。黄宗羲当然也不例外。有人说，把“心”作为思维的器官是中国文化的特殊产物，是中国人制造出来的“土特产”。其实并非如此。事实上，把“心”作为思维的器官，不仅古代中国是如此，世界其他民族在古代社会中大多也是如此。例如，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等人就是用“心灵”这个概念来表示人的思维和理智的，而且这种情况从古代希腊、罗马直到欧洲中世纪，都是大量存在的。

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哲学家、甚至包括黄宗羲这样的近代启蒙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把“心”作为思维的器官呢？当代哲学史家刘文英先生认为，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心”同思维的确存在着某种联系。“心”通过血液循环系统主管全身，一个人的心脏如果受到严重伤害，便会立即丧失意识并死去。这一点是人们在经验中经常看到的。中国最早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就有“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的记载。为什么“心”受到严重伤害后，人就不能思维了呢？《黄帝内经》的回答是： “心主身之血脉”，“诸血皆属于心”。意思是说心脏主管全身的血液，人没了血液，自然就会死去，思维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古代哲学家大多把“心” 作为思维的器官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这就是人脑这一器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人脑的机能，谁也看不见、摸不着，用现代控制论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所谓“黑箱装置”，无法打开直接观察。因此，在人的神经系统没有发现以前，大脑主宰全身的作用很难被认识和说明，它的思维和记忆的机能当然

也就无法被认识。上述两种情况，就决定了古代哲学家在对人的思维这一神秘的领域进行思考的时候，往往把思维的器官归结为人“心”。

但是，我们决不能据此就认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一点也没有认识到人脑在思维中的作用，甚至认为把人脑作为思维的器官是西方人的专利。这就错了。早在汉代的纬书中就有“人的精神存在于人脑之中”、“头是精神居住的地方”之类的记载。道教的《黄庭经》把人面叫做“灵宅”，把脑盖叫做“天灵盖”。“灵宅”也就是精神居住的地方。“天灵”虽带有一些神秘的色彩，但其具体所指则是人的精神。因此，如果去掉“天”这一层神秘主义的外衣，《黄庭经》实际上是把人脑看做精神聚集的地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庭经》还提出了“脑神”的概念。把“脑”和“神（精神）”连用， 表明《黄庭经》的作者已经认识到思维是人脑的一种机能。明代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明确提出“脑为元神之府”，明清之际的医学家喻嘉言也指出脑为“身中百神（精神）聚会之所”，清代的医学家王清任讲得就更明确了，他说：“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因此，在中国古代既有“心主神明” 说，也有“脑主神明”说。出现于战国时期的篆文思字 ，其上半部是人的脑盖，下半部是一个心字，因此，思维的“思”字既从心又从脑（囟）， 表示思维既同心有关，也同脑有关。因此，不能认为我们的祖先一开始只注意到思维同“心”的联系，而把思维同人脑的联系看做是西方人的发明。其实，我们的祖先在讲“心主神明”的同时，也对人脑在思维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过探索，只是由于自然科学水平的限制，难以找到直接的根据，因此， 这种观念才未占上风。

那么，把人“心”看做是人的思维器官的黄宗羲又是如何看待人的认识的历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