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身儒林，著书布道

抗清复明斗争失败后，为了探索明亡的原因，改革君主制的弊端，黄宗羲开始系统整理自己在南明时期形成的思想。

这一时期，黄宗羲发愤治学，全力以赴地钻研学问，以著述垂示后人。他在自述这一段治学经历时曾说：“黎洲老人坐雪寄亭中，不知日之早晚、写作劳累了便行走于门前田亩之中，稍作休憩后，便重又开始工作。如此度过了年年月月，以致在书桌上都留下双肘的痕迹。至于亲友之间的庆吊吉凶之礼，自然也就废而不讲了。”就这样，为了著述和讲学，黄宗羲甚至连自己的亲人也疏远了。他有一女嫁城中，终年不与之往来。有一女嫁到南方的边远地区多年，要求回家，黄宗羲也默不作许。他沉痛地说：“这并不是老人无情，而是自己不敢浪费时间啊。想一想李斯将被腰斩的时候，曾对他的孩子说：我想同你们一起牵着黄犬到上蔡东门追逐狡兔，还能做到吗？陆机临死前也曾感慨地说：华亭的鹤鸣，我再也听不到了！我自己九死而未死，我的今日就是李斯向往的重新牵着黄犬到上蔡东门追逐狡兔，就是陆机临死前幻想的复闻华亭鹤鸣。李斯、陆机不能得到的时光，我得到了，这已经是万幸了。如果不知自惜，而把大量时间浪费于庆吊礼仪之间，李斯、陆机地下有灵，难道会不怪罪我吗？”这段沉痛、深刻而自豪的话语，表明了黄宗羲十分珍惜自己九死一生的生命，反映了他为完成著述而只争朝夕的精神。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思考，清康熙元年（1662），黄宗羲完成了中国思

想史上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著作——《明夷待访录》。与黄宗羲同时代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读了这一著作后说：“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未尝无人，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顾炎武的这一评价是中肯的，由此我们可以推知这部书在当时思想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后来，梁启超等人也对此书推崇备至。因此，《明夷待访录》实际成了清末戊戌变法甚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关于这部书的详细情况，我们在后面还将谈到，这里不再赘述。

在武装抗清失败后的 10 多年中，黄宗羲一直沉浸在亡国之痛中，他把自己的疾愤和感慨全部倾注笔端，完成了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学术著作。除《明夷待访录》外，还著有《留书》一卷，今已不见。还有与《明夷待访录》并称“三录”的《思旧录》和《汰存录》，还编定了诗集《南雷诗历》，并写下了反映南明武装抗清的系列论著《隆武纪年》、《赣州失事记》、《绍武争立记》、《鲁记年》、《舟山兴废》、《四明山寨记》、《日本乞师记》、

《永历记年》、《沙定洲记乱》等，后辑为《行朝录》。有人把黄宗羲这 10多年间完成的著作称做“痛史”，实是道出了黄宗羲这一时期著述的特点。为了宣扬自己在战乱之后形成的医治病态的中国社会的启蒙思想，黄宗

羲于康熙六年，在绍兴恢复了他老师刘宗周创建的证人书院，开始了讲学活动。在此讲学期间，他注重实用，提倡实学，主张以六经为根柢，反对玄虚空谈之学。他说：“明代人讲学，大都抄袭先懦语录的糟粕，而不以《诗》、

《书》、《礼》、《易》、《乐》、《春秋》为根抵。”并认为学生只有谙熟六经，才能经世致用，才能投身于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中去，从而不致沦为迂儒之学。为此，他于康熙七年，在鄞县举办了“讲经会”。

通过讲学活动，黄宗羲的思想影响不断扩大。康熙十五年，黄宗羲到海宁讲学。海宁县令许三礼邀集当地名流和官员到北寺听他讲学，清廷大官僚徐元文也亲来听讲，刑部尚书徐乾学则派门生前来听讲，声势之浩大，可想而知。此后，他又连续 5 年在海宁讲学，影响都很大。全祖望在《神道碑文》中谈到黄宗羲这一时期的讲学活动时憾慨地说：“东至鄞县，西至海宁，大江南北，从者骈集。”

黄宗羲的讲学活动轰动了大江南北，同时也培养和造就了许多著名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有万斯同、万斯大和阎若璩。此外，陈夔献、万充宗、陈同亮等人研究经学有一定成就，万公择、王文三以传播黄宗羲哲学而著名，郑禹梅则以文章闻名于世，万季野的史学在清初是数一数二的。这些人在学术上的建树和成功，多得益于黄宗羲的启迪和教诲。

在给学生讲授经学和史学的过程中，为了使讲学布道和研究著述有机结合在一起。黄宗羲又把自己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史学和经学。康熙十四年，他编定了《明文案》这部 217 卷的巨著。康熙十五年，他又写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哲学思想史——《明儒学案》。此后，又开始编撰《宋儒学案》和《元儒学案》。在这一时期，他还完成了哲学上的重要著作《孟子师说》和《易学象数论》。

黄宗羲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也引起了清朝统治阶级的注意，他们希望黄宗羲能够出来为清廷效力。因为此时满族贵族在全国的统治地位虽已确立，但实际上许多汉族知识分子依然奉明朝为正统，对清政府心存敌意。像黄宗羲这样学识渊博而又在广大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人，如能争取过来为清廷所用，对于社会安定和文化振兴，无疑具有重大作用。于是，在康熙十七年，康熙帝下令“诏征博学鸿儒”时，朝廷大臣叶方蔼当面向康熙帝荐举黄宗羲，“且移文吏部”。黄宗羲在京的门人陈锡嘏闻知此讯，大吃一惊，忙代为力辞。因为他知道老师早就为自己规定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份亦止于不仕”的遗民操守，甚至还经常发出“此身惭愧在灯前”的感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逼老师出仕，后果将难预料。由于陈锡嘏的力辞，清廷只好作罢。

又过了两年（1680），主持编修《明史》的大臣徐元文向康熙帝面奏说： “黄宗羲不是那种随意就可召来的人，或许可以以礼聘请他来编修《明史》。” 于是，康熙帝即令两江总督和浙江巡抚以礼敦请，结果黄宗羲以年老多病为由力辞不往。康熙皇帝知道无法强求黄宗羲参修《明史》，于是，只好又下一特旨：“凡是黄宗羲的论著，及其所见所闻对编修《明史》有所助益的，地方官都应抄录来京，交付史馆。”不久，徐元文又邀请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进京参修《明史》。这一次，黄宗羲同意了。因为黄宗羲虽不愿做清朝的官，但他深知编修《明史》是有关祖国历史和文化的大事，因此，在康熙十八年，他的得意门生万斯同应徐元文之召去京参修《明史》时，他就表示支持，并把一部分史料交给万斯同随身带去。所以，黄宗羲对徐元文此次对儿子的邀请也就未加阻止，并给徐元文书信一封，寓意深长地说：“如今我让我的儿子跟从您，您可以放过我了吧！”黄宗羲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编修《明史》，但他确为编修《明史》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徐元文负责编修《明史》的过程中，每逢遇到重大疑难问题，总是致书黄宗羲，请求指正。有时甚至直接派人不远千里把稿子送给黄宗羲，待他审阅修改后才算定稿。

晚年的黄宗羲是一位德高望重、举世公认的饮誉全国的大学者，他与河北容城的孙奇逢、陕西周至的李颙，“一个居东南，一个居北，一个居西，鼎足三峰”，号称“国初三大儒”。当时有人称赞黄宗羲说：“黄先生论学，如大禹导水导山，脉络分明，乃吾党之斗构也。”尽管如此，黄宗羲还是坚持学习，笔耕不辍。康熙三十一年，黄宗羲 82 岁了。从这一年开始，他经常患病，体力已大不如前，但仍坚持著述。康熙三十二年，83 岁的黄宗羲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部著作，482 卷的《明文海》。为了写这部著作，他花

费了整整 26 年的时间。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凌晨，孜孜不倦地奋斗了一生的黄宗羲病逝了，一颗思想的巨星殒落了。他在病重时，告诉家人说：“我死后即于次日安葬，穿平时的衣服，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材，不作佛事，不作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族纸幡纸钱，一概不用。”并要求家人在他的墓前树立两条望柱，上刻：“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黄宗羲的这些遗嘱，体现了他反对封建迷信的进步思想，表现了他不事王侯、以著述垂示后人的高风亮节。

通过对黄宗羲一生战斗历程的追溯，我们既了解了黄宗羲是一个怎样的人，也发现了黄宗羲能够成为一代启蒙大师的社会历史原因。下面，我们将从社会历史观、自然观、认识论以及治学方法论等方面展开黄宗羲启蒙哲学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