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潮

一般意义上的启蒙是指发蒙解惑、开发愚顽稚昧的意思，但产生于封建社会末期的启蒙思潮，通常是指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向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斗争。

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潮开始于 16 至 17 世纪之间，即从明朝嘉靖（1522－ 1566）到万历（1573－1620）年间。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日趋衰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代，正如著名思想史家侯外庐先生所说：“自 16 世纪以后的历史，人类从狭小的天地中走出来，开始探望自然经济以外的世界。”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侯老所讲的这个“自然经济以外的世界”，应当指的是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侯老的这段话表明，16 世纪的人们已经对延续 2000 多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不满意了，他们开始对商品经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跃跃欲试了。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把这一时代叫做“天崩地解”（黄宗羲语）的时代，叫做。已居不得不变之势”（顾炎武语）的时代。在这样的历史大潮中，大批先进的思想家“以先觉觉后觉”

（颜元语），以“千古之智”（方以智语）祛蔽发蒙，以六经之理开启生面，从而在封建社会内部向封建专制制度展开了进攻的大旗。

启蒙思想家们首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精神支柱—

—程朱理学。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借助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把人们“饥寒哀号，垂死冀生”（戴震语）的正当要求斥为人欲，宣

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贞操观，要求人们灭绝自己的一切情欲，一心屈从于封建礼教（“天理”），他们说什么“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朱熹语），强调天理与人欲的绝对对立。还说什么“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熹语）。

针对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程朱理学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压抑和否定，启蒙思想家提出了天理就在人欲之中、天理与人欲不能相分的思想。他们指出：没有存在于人欲以外的天理，“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 “不可能有离开人欲而单独存在的天理”（王夫之语）。稍晚于王夫之的陈确则明确提出：“饮食男女都是天理，天理也正是从饮食男女中抽象出来的；功名富贵都是道德，道德的最后归宿也正是功名富贵。”由此看来，天理和人欲不但不互相排斥，相反，还互相融合，天理就存在于人欲当中，因此，人们不必过分地遏制自己的欲望，“人欲正当处，即天理也”，“人欲即天理矣，不必将天理人欲判然分为两件也”（陈确语）。

生活于 18 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戴震，从人欲来源于人的自然本性这一前提出发，论证了人欲的合理性，他说，“人的喜怒哀乐之情，声色臭味之欲，是非美丑之知，都根于性而原于天”，认为人的七情六欲是大自然赋予人的自然本性，因此，应当予以肯定。他进一步指出：理学家所谓“天理人欲不能并存”的思想，是“忍而残杀之具”，其所谓天理不过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法伦理，是“尊者”、“长者”、“贵者”用来责难和压迫“卑者”、“幼者”、“贱者”的反动工具，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针对封建理学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这种反动作用，他尖锐地指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今天我们的少年朋友也许会奇怪地问：“理”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伦理秩序和规范，它怎么会杀人呢？但事实正是如此。翻开启蒙思想家戴震故乡的《休宁县志》，就会发现：从清初至道光年间，这个仅有 65000

人的县，妇女因亡夫而以死相随者竟达 2000 余人，这些软弱的女子，或未嫁而自杀，或“不嫁以终身”，而那些敢于同封建礼教抗争的再嫁者，就会受到“戮辱”。面对封建理学杀人的残酷事实，我们的启蒙思想家不禁慨然长叹：“一个人如果是因为触犯了王法而死，还有人去可怜他；但如果是因为违背了封建礼教而死，谁还去可怜他呢？”（戴震语）

启蒙思想家们第二个集中的论题是宣扬“私”的合理性。在儒家文化中， “私”一直是一个道德上的贬义词，而在程朱理学那里，“私”甚至可以与“欲”相等同。但是，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里，“私”的存在又是必要的、正当的，它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为了维护正在萌芽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启蒙思想家们一反旧的封建传统观念，认为“私”是天下人之常情，“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各自利也”（黄宗羲语）。他们指出，“私” 是“人之心”（李贽语），没有私，也就没有人之心，人若无心，就难为其人了。由此出发，他们认为“私”是人类存在的前提和象征。清初的启蒙思想家颜元说得更为直截了当：“世上哪有只知耕种而不谋求收获的人？世上哪有只知持网垂钓而不谋求得鱼的人？”

在当时的启蒙思想家看来，不仅一般的人具有自私的本性，就连圣人、君子也是自私的。有人问当时的启蒙大师陈确：“敢问君子亦有私乎？”陈回答说：“有私。惟君子而后能有私。”他又说：“古代所谓圣人和贤人，都有其私心，而且，他们正是从自己的私心出发，去从事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的。”

正是从人人都有私心这一论点出发，大思想家顾炎武甚至提出：只有把土地分给地方长官，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前进。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因而，只有当一郡一县归他自己所有时，他才会倍加爱护和珍惜，甚至不惜拿出自己的生命去守卫。但这样去拼命并不是为了皇帝老子或天下国家，而是为了他个人的私产。

与“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利”。“利”也是为程朱理学所一贯反对的，朱熹就曾经说过；“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要义”，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汉代的儒学大师董仲舒要求人们只讲道和义，不言功和利。启蒙思想家针对传统儒学否定人的正当的“私”、“利”要求的封建观念，明确提出：既应讲道，又应讲功；既应讲义，又应讲利。他们指责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传统儒学“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像宋儒那样，不谋求饮食，难道人可以没有饥渴吗”（颜元语）？他们讥讽传统儒学的无“私”无“利” 之说是“画饼之谈”（李贽语），认为这种理学空言于世无功，于道无补，只是说说好听而已，而人类要前进，社会要发展，就不能离开“私”和“利” 这两个东西。

启蒙思想家们为“私”、“利”正名，体现出了他们对个人利益的重视，也昭示出一种与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相吻合的私有权倾向。当然，他们对“私”、“利”观念的一些看法不可能完全正确，但是，他们意识到了“私”和“利”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看到了“种田的人，只有当他有了要在秋后收获的私心后，才会倍加辛勤地耕耘。一家之长，只有当其有了积累财粮的私心后，才会更加精心和努力地治理家业”（李贽语）。这些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启蒙思想家们第三个集中的论题是对传统的重本轻末思想的否定，宣扬工商皆本。中国封建社会向有重农轻商的传统，封建统治者把农叫做本，把商称做未，因此，农与商的关系就是本与末的关系。清朝的雍正皇帝曾说： “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因此，在封建社会里，读书、种地、做工、经商，四者之中，士最为贵，农次之，工又次之，商为末。基于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或多或少地制定一些强本抑末的政策。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汉代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就是说商人不能穿用丝织成的衣服，也不能坐车，因为“衣丝”和“乘车”在中国古代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象征。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商为诸业之末，是社会地位最卑贱的一个阶层，因此，商人不能享受此等殊荣。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明代规定农民之家允许穿用绸，纱、绢做成的衣服，但商人不能穿。农民家中如果有一人经商，其他人也不得穿用绸、纱、绢做成的衣服。可见，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实在低得可怜。

但是，16 和 17 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一反 2000 多年来的传统认识，指出：对于士、农固然应当予以重视，但对于工、商也决不能压抑。颜李学派的高足王源说：“本宜重，末亦不可轻，假今天下有农而无商，国家还能成其为国家吗？”黄宗羲则反对仅仅把农这一个行业叫做本，而把工商叫做末，明确提出工和商也都是本的思想。

元朝有一个叫许鲁斋的人，他曾经提出：学者应以经商谋利为自己的头等大事。他的这一思想，后来遭到了心学大师王阳明的谴责，王阳明说他“汲汲营利”，说他“误人”。但是，在 16 和 17 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看来，许鲁斋的说法并没有什么不对，也不会“误人”。他们认为，“教弊之道在实学，

不在空言”，“实学不明，言虽精，书虽备，于世何功，于道何扑”（颜元语）？因此，学人既应读书治国，又应经商谋利，他们认为这是学者应当掌握的两大本领。只会读书不能谋利，连父母妻子都不能供养的人，不能算做真正有学识的人，更不能算做圣贤之人，天下“哪有学习圣贤之道，却连自己的父母妻子都不能供养，还要靠别人来供养的人”（陈确语）？

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们，把经商与读书相提并论，打破了 2000 多年来士、农、工、商的传统排列顺序，这就从理论上为商正了名。这样一种把商视为诸业之首的重商的思想观念，是对传统的重农轻商、重本抑末思想的挑战，它从理论上论证了谋利求欲的新的价值观念的合理性，这就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工作。

启蒙思想家们第四个集中的论题是宣扬自由、民主、平等的新思想。如果说西方的启蒙思想家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曾提出过“天赋人权”，

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那么，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则提出了天赋平等的思想，以此反对封建等级制度。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妇具有绝对的统治权，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纲五常”中的“三纲”。不仅如此，而且在圣人和普通人之间也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儒家学说的创建者孔丘把人分为四种：一生下来就什么事都知道的人是最上等的人，这是所谓生而知之者；通过后天学习才明白整理的人是次等的人，这就是所谓学而知之者；遇到困惑和麻烦后才去学习，从而获得知识的人是更次一等的人，这是所谓困而知之者；还有一种人，遇到困惑和麻烦后依然不知学习，这就是寻常的百姓了，他们是那些所谓困而不学的下等人。

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们反对传统儒学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他们喊出了“庶人非下，王侯非高”（李贽语）的口号，就是说，一般老百姓并不低下，王侯将相也没有什么高贵。他们认为任何人都是一个有七情六欲和生老病死的自然物体，从这一点来看，圣人之身和天下人之身、君子王侯和凡人庶民之间没有高下贵贱的区别，他们都是作为人而存在，因而是平等的。不仅君和民、圣和凡是平等的，而且男人和女人也是平等的。因为男人和女人都是人，他们都具有同样健全的的头脑和聪明睿智，因此，女人同男人一样，也可以学理求道。所以，我们不能认为男人的见识就一定比女人的见识长。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们指出：人的确有男女之分，但人的见识却无男女之别；人的见识确实有长短之分，但并不是男子的见识就一定长，而女子的见识就一定短。如果一个女子不受纲常礼教的束缚，而敢于同男子一样去求学问理，那么，她的见识就会比那些恪守封建礼法的男子要长。果真如此的话，就会使当世男子芒背汗颜，羞愧而不敢出声了（详见李贽《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

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宣扬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主张个性解放。以道学异端自居的李贽“以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批判和怀疑精神，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盲目信仰主义，大胆地向封建正统派的是非观提出挑战，主张“各从所好，各聘所长”的个性解放，认为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结合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照，同类相招”，称赞红拂自己选择配偶是“千古来第一个嫁法”。启蒙思想家顾炎武则提出：“政教风俗，既然并非尽善尽美，就应当允许寻常百姓议论评判。”他还主张天下百姓都应当享有荐贤进能的权利，甚至提出了地方自治的思想。还有一些启蒙学者则提出应

当自由地结社和讲学。所有这些都在催发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早期的启蒙学者们在批判封建旧世界的同时，还表现出了对西方文明的向往。明朝末年，由传教士传入中国的所谓泰西文明一时成了士大夫中间时髦的学问，启蒙思想家中的许多人都曾染指西学。李蛰就与传教士利玛窦私交很深。徐光启、梅文鼎、宋应星、李之藻、以及致力于新兴质测之学研究的明末复社四公之一的方以智等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欧化思想。梅文鼎提出中华民族应当“深入西法之堂奥，而规其漏失”，就是说要学习西方社会的文明，但要纠正其缺点和漏失。徐光启则认为中国要想走到西方世界的前头，首先就应当熟悉和了解西方世界的文明，这就是所谓“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他说：“中国古代的文明在废绝了两千年后，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中得到了延续。”启蒙思想家们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反映了他们希望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

以上四点，便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们集中关注的热点。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变动中，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潮在当时思想界掀起了狂涛巨澜，使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堪与春秋、战国相媲美的群星丽天的繁荣局面。正如恩格斯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启蒙人物的评价一样，16 和 17 世纪的中国早期启蒙学者，也以他们“所特有的那种勇敢冒险者精神”，用笔和舌参加了当时反对封建黑暗统治的斗争。他们对封建传统的批判精神和思想文化上的革新精神，在经过 100 年的压抑以后，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酵母和催化作用。

在这场发生于 16 和 17 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启蒙运动中，黄宗羲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下面，我们将一步步走进一代启蒙大师的智慧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