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理切实，通经致用

“言理切实，通经致用”，是黄宗羲治学的根本指导思想。他认为，道理必须与事功、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经世致用， 因此，应当把社会的实际效用作为衡量学术理论是非得失的标准。

黄宗羲提出上述治学的基本指导思想，主要是针对着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的。原来，道理与事功、学术研究与经世致用的关系问题，在黄宗羲以前，唯心主义哲学家朱熹就曾同功利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陈亮和叶适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朱烹看不起以陈、叶为代表的功利之学，说它“大不成学问”，并忧心忡忡地说：“这种只言功利的学说，实在令人担忧啊！”陈、叶二人也毫不示弱，他们指斥朱熹推行汉代神学家董仲舒“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指出：“如果不讲功利，道义岂不成了无用的空话了吗？”陈、叶二人还痛斥以程朱为代表的一批小儒对家仇国恨麻木不仁，是一批“风痹不知痛痒”的迂腐之士。尽管陈、叶二人对朱熹唯心主义的批判，句句切中要害，但由于朱熹哲学受到官方的推崇， 因此，陈、叶的功利之学一直到明末清初都没有在思想界取得统治地位。相反，朱熹哲学的影响却在不断扩大。1200 年，朱熹死了，但是，朱熹哲学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他的逝世而消失。相反，正是在元明两代，朱熹哲学的独占统治达到了顶点，他和他的祖师爷程颖、程颐的哲学一起并称为“程朱理学”， 被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的官方哲学。在程朱理学统治下的思想界，人们只知道讲修身养性，崇尚空谈，丝毫不谈治国平天下的实际事务，致使学道与事功被判为两途。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只好重新举起了被陈、叶举过的功利主义的大旗，倡导“言理切实，通经致用”的学术研究新风尚。

黄宗羲痛斥那些只知空谈不务实用的理学家是“道学之乡愿”，他指责这些人“所读的书不过是《四书》、《通书》、《太极图说》、《近思录》、

《东西铭》、《语类》，他们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建立空谈的书院，校刊注释

《四书》，衍辑语录。除此以外，即便是天崩地坼，也都无与吾事。”黄宗羲指出，理学家的这种言不切实，理不致用的学风，已经腐朽到了极点，而明代的八股取士制度更加助长了这股腐朽学风。八股文号称“代圣人立言”， 其实不过是死记硬背古人的陈腐语句，空谈义理，不问实际。黄宗羲说：“这些人一旦考场及第，便志满意得，以为读书之事从此就完结了。”对这些人来说，什么国家兴亡，什么天下大事，都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整日苦思冥想的只是“附答问一、二条于程朱门下，以便跻身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与这种空言义理，排斥功利的玄虚学风相对立，黄宗羲明确提出了道与事、理与功、学术研究与经世致用的结合，提出了“经术所以经世”、“学贵践履”、“学贵适用”的命题。”

黄宗羲指出：“世界上的学术、道理有千种万种，关键是看哪一种适用。但当今的一些人把一家之说奉为正统，把学道理和为事功看成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东西，不懂得二者之间的统一关系。事实上，求事功而不掌握宇宙人生之理，这样的事功做得再巧，也是与真理相背的。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学道理而不落脚于事功，单就纯粹的学问上看，似乎还有点东西，但若从实际应用上看就一无是处了；空谈修身立命的时候，头头是道，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时候就哑言无所对。这种人难道是真正的儒者吗？”因此，黄宗羲认为，

学习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最终应当落脚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现实活动（事功），而人们要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取得成功，就必须掌握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道理）。

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说：“黄宗羲认为，明人讲学都是抄袭先贤语录的糟粕，而不是以六经为根柢。但是，一个人真正要做好学问， 首先就应当学好六经。没有这个基本功，单凭背诵几条先贤的语录，其他什么书也不读，这就没有根抵，结果只会空谈，成不了真学问。但一个人如果仅仅拘泥于《诗》、《书》、《札》、《易》、《乐》、《春秋》这六经也不行。因为读经的目的是为了用经，只有把通过读经获得的治国安邦的根本道理应用于改造世界的实际活动中去，才会产生社会效用。只有走这样的治学道路才不致堕入俗学流弊，只有这样的学问才称得上真学问。”

由此可见，黄宗羲所提出和倡导的“言理切实，通经致用”的新学风， 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正是由于黄宗羲特别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注重把理论应用于实际，因此，他才在《明儒学案·姚江学案》中，把王阳明的“致良知”改为“行良知”，主张不应当把“良知” 仅仅停留在口头的议论上，而应当把它贯彻到人们改造物质世界活动的“具体行动实践”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