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皆本，废止金银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其突出的特点就是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结合。这就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没有独立的工业和商业，同时也决定了“崇本抑末”这一思想观念成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所一贯具有的倾向。其所谓“本”就是指农业，“末”则是指工商业。黄宗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农业为本、工商为末的思想观点颠倒过来、从而主张工商自由的人。

明朝中后期，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商业。封建统治阶级唯恐这一新生的萌芽危及其封建基础，担心“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 即田亩之中少一种植之人”，顽固推行“崇本抑末”的封建社会政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宗羲站在城市自由民一边，要求为工商业的发展扫除障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崇本抑末”这一提法，而是主张对这一说法进行具体分析，搞清楚何者为本，何者为末。他指出：古代圣王所言末，并不是指工商，而是指一切不切民用的东西，如佛教、巫术、乐舞、奇技、淫巧等等， 即属此类。因为从事这类活动的人，都是一些不事生产的寄生虫，他们不但自己不创造财富，而且还白白地给社会浪费财富。这些行业就是我们所说的“末”，抑制和驱除这样的“末”是必要的。与“末”相对应，所谓“本”， 则是指一切能够为民所用、对民有益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黄宗羲认为农、工、商都是“本”，因为它们都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前进的力量。但是， 后世小儒不懂得这一点，顽固地以为工商就是“末”，这是对古代圣王“崇本抑末”思想的歪曲。事实上，“工”恰恰是古代圣王致力于发展的行业， “商”则是一些喜欢流通活动的人自愿从事的行业，这两者于国于民都很重要，因此，都是“本”。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 就反对贱视工商，反对把商贾贬为“末务”。黄宗羲工商皆本的思想实开其先河。

为了促进工商业的发展，黄宗羲还主张改革货币制度、整顿市场、调整

物价、扩大贸易。为了实现这些主张，他提出应当废止金银作为货币的流通手段。因为金银数量极少，其开采又都由宫奴所把持，这就使得金银如水赴壑一样流向宫廷，为宫廷所垄断，从而使得民间金银日趋亏竭。遇到太平的年岁，还有一些商贾官吏在与老百姓的交往中使朝廷的金银返回民间一部分，但很快又被一些富商大贾和达官猾吏通过各种渠道收走。由于金银“往而不返”，普通百姓手中难得有金银，这就使得金银作为流通手段在国内市场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同时也使得物价暴落，商品流通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还要以金银为手段来收取赋税，这就使得超经济剥削加重。这表明以金银作为流通手段，已使封建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因此，改革币制，废止金银作为流通手段，已势在必行。

黄宗羲提出，废止金银作为流通手段后，应当以铜钱取而代之。但铜钱的样式、重量必须由政府统一设计，统一铸造，民间不得私铸。同时，官府应控制铜矿的开采，以防止铜流入私人手中，造成财政混乱。以铜钱作为货币手段后，除田地粟帛外，一切赋税都应以铜钱作为交换媒介。黄宗羲不但主张用铜币统一货币，还提出由国家统一发行纸币（钞）。因为铜币如同谷粟布帛一样，携带困难，不利于人们远行做事，而纸币携带方便，因此，它可以与铜币相辅相成，“不可相离”。

黄宗羲认为，货币仅仅是实现流通的手段，因此，“制无用之货（铜币）”是为了“通有用之财（实物）”，也就是说废止金银，以铜作为货币手段是为了发展商品经济。他还主张，铸钱的数量不应太少，太少了就容易出现货币匮竭、妨碍流通的情况。相反，铸钱的数大一些，就可以“使封域之内（国内市场）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就可以“遂民之生，使其繁庶”。

总之，黄宗羲工商皆本、废止金银的思想，是为发展商品经济铺设的道路，它是适应刚刚萌芽的资产阶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提出的，是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向封建统治发动进攻的信号，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性质。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中国封建社会病躯的诊治当然不只限于以上所述，但主要的内容恐怕就是这些了。梁启超在谈到《明夷待访录》一书时，曾说：“梨洲有一部怪书，名曰《明夷待访录》。这部书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像平平无奇，但三百年前——卢梭《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笔者按：应为 100 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又说：“此等论调，由今日观之，固甚普通，甚肤浅；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故顾炎武见之而叹，谓‘三代之治可复’。”而后梁启超、谭嗣同辈倡导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从梁启超的这些论述中， 我们可以看到《明夷待访录》确实成了晚清戊戌变法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武器。因此，他的《明夷待访录》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到了类似资产阶级“人权宣言”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