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动天下

琢句炼字，虽贵新奇，亦须新而妥，奇而确，妥与却总不越一理字，欲望句之惊人，先求理之服众。

通判杭州逆境有德

苏轼将去杭州赴任时，弟弟苏辙正在陈州任职。陈州在京师东南七八十里处，正是苏轼到杭州的必经之地。于是，苏轼趁此机会和弟弟在陈州相聚，他在那儿住了七十多天，从七月一直住到过完了中秋节。他们的老朋友，曾在成都任职的张方平当时也住在陈州，大家经常一块儿饮酒作诗。

当时，苏辙家里很穷，一大家人住在一栋低矮的小房子里，苏轼常拿弟弟的身高开玩笑，吟诗说：“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身屋打头。”兄弟俩常到柳湖去划船，或者到城郊去散步，讨论国家的政局。

两兄弟脾气和长像都不一样，苏辙个子较高，面孔圆润些，苏轼比较结实，骨肉均匀，面孔很大，颧骨高耸，前额突出，眼睛长而明亮，下颏匀称，留着漂洒尖长的胡须。

两兄弟政治观点始终相同，立场也一致，但是性格却完全不一样。苏辙安稳，保守，不多说话；苏轼豪放，开朗，心直口快，不计后果。朋友同伴都觉得苏辙可靠，而苏轼开朗的天性，他的嘲弄和恶作剧却常令人害怕。

苏辙十分了解他的哥哥，他劝告苏轼：哥哥你最大的缺点，就是喜欢在宾客面前或者作品中坦白说出自己的看法。他经常把手放在嘴上，希望苏轼能沉默些。后来，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他也做过同样的手势。

苏轼也很明白自己性格中的一些不足，他对弟弟说：“我知道，我常常口没遮拦。”

苏辙说：“不过，你先得认清谈话的对象，有些人值得信赖，有些人却不行。”

苏轼说：“对，这就是我的弱点，也许我天生太相信别人。不管和谁说话，我都喜欢倾吐内心的秘密。”

苏辙对哥哥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一天赋闲似乎等于平常的两天？因此，一个人若活了70岁而能够整天悠悠闲闲，他实际上就活了140岁。这是长寿的简便办法。”

中秋之后，苏辙和哥哥到颖水下游的颍州，即现在的安徽阜阳，去拜望了他们的恩师欧阳修，他们又在那儿住了十多天。

随后，苏轼辞别恩师和弟弟，带着家眷，登舟顺颍水入淮河。两岸的枫叶正红，水边长长的芦苇在瑟瑟秋风中摇摆，极目遥望，水天一色。

轻舟在水面滑行，丛山的影子倒映在水面，微微地有些摇晃。这一路往东南而来，虽然也是漂泊行旅，但比起当年穿过三峡的惊险，风物滋味却温软得多。

熙宁四年的冬天，苏轼抵达杭州就任。杭州是六朝古都，三吴的水陆要冲，人物繁阜，经济发达，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之地。

初到任所，京城发生的许多事，苏轼还不能完全抛开，一股怨怒之心，无从发泄，心情特别郁闷沉重。

苏轼的公务十分繁忙，连除夕之夜，都还要在都厅里提点刑犯。城中家家户户灯火通明，不时有几声嘈杂杂隐隐传进来，更显出宽敞肃穆的厅堂空荡森严。

在苏轼看来，这些关进大牢的犯人里，有些是因为还不上青苗钱，有些是因为走私食盐，还有些则是因为保甲法连坐进来的，真正的奸恶之徒不多。

苏轼是反对这些新法的，没想到自己逃到千里之外，还要这些按自己所不喜的的律法办事，这实在是大大背了他的意愿，为此，他感到非常痛苦。

他想起自己少年成名之初，所怀抱的治国平天下的豪情，如今不知都跑到哪里去了，眼下贪恋着一份俸禄，做着这些违心的政务，自己何尝不是心的囚徒？

后来，对于当时的心情，他在给一位阁员的书信中说得十分清楚。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对囚犯是饱含同情的。在诗歌中，他写道：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念此系中国，

小人营报粮，堕网不知羞。

我之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从遣，团默愧前修。

另一首诗里，他写百姓在保甲制度下所受的痛苦，描写老百姓在鞭挞之下的哭叫，甚至壮丁的妻子儿女也关了监狱。这些诗句累积起来，后来他被捕受审时，在御史眼里，就成了他诽谤朝廷的罪证。

苏轼的心里既然有怨怼，自然与新同僚们一开始也都保持着距离，因此浓浓的孤独之感环绕着他。幸好，他的妻子王闰之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儿子们也都庭前承欢，时间一长，那些得失也就能渐渐放开了。

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期间，这里的灾情一直很严重。杭州所辖地区，半是山岭地，半是低洼地。那时候，农民全是靠天吃饭。连续下几天大雨，低低洼地便要闹水灾，一段时间不下雨，山岭地就要遭旱灾。

苏轼到杭州的第二年，也就是熙宁五年，这里闹了一次严重的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从西边飞来，落在庄稼地里。只听得“沙沙沙”一阵响声后，眨眼之间，庄稼便被吃得精光。

农民们想不出其它办法，只好焚番烧纸，磕头祈祷，哀求上天可怜，不要让蝗虫飞到自己的田地里来。可是上天一点也不可怜他们，任由蝗虫成群结队地飞来，把田间的禾苗吃得光秃秃的。

好不容易等来了一场暴雨，有不少蝗虫被冲到钱塘江里，这场蝗虫灾害才算过去。可是，紧接着又闹起了水灾。低洼地里剩下那些没被蝗虫吃掉的庄稼，又全都淹没在水里。

大雨下个不停，老百姓哭都没有个地方哭，真是“服桔泪尽雨不尽，忍看黄穗卧青泥”。好容易盼到天空放晴，农民赶快跑到庄稼地里去抢救被大水冲走和淹死的庄家，苏轼看到百姓受到天灾的痛苦，真是心如刀绞。

随后，苏轼把自己见到的这些情形，报告给太守沈立，请他写表章，报请朝廷减免今年的赋税。太守沈立虽然不是贪官，但他不愿做对自己前程有碍的事。

听了苏轼的报告，太守长叹一口气说道：“你能关心百姓的疾苦，这是好事。可是，有些事我们也无能为力。我朝历来就有这样一种看法：哪个地方闹灾荒，就被认为是上天对这个地方官的惩罚。所以，时至今日，还没见到有多少人肯把发生的灾情如实地上报朝廷的。本府所属各县的知县也没有向本府报告灾情，因此我这个太守就无法据以上报。我看，还是先问一问各县，等到秋后，看看收成情况再说吧。”

不久，沈立调往他处任职，接任的太守陈襄也算是一个正直的人，和苏轼的关系很好。但是，由于事前没有向朝廷呈报灾情，也没申请免除赋税，这时也做不了主。他听了苏轼的报告后，发了一通牢骚，可终究没有办法。

秋收季节，苏轼有事到杭州郊外去。一路上，他看到由于新法本身存在的一些弊端，再加推行过程中一些人为因素，所以也给人们带来了一些灾难。只有眼巴巴地看着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为此，苏轼写了《吴中田妇叹》一诗来记载此事。

茅苫一月垄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颊载入市，价钱乞与如糠粞。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好。

这首诗写新法推行后，由于把农业税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所以在粮食刚下来的时候，米价大卖不出去，以至于竟如“糠粞”—般，使农民卖米就好像向人乞求一样。

粮食售价这么低，有时甚至连低价也卖不出去，怎么能给官家交税呢？在官家的强催硬逼之下，人们有卖牛、拆屋炊，且顾眼前纳税，如何顾得上考虑明年有没有耕牛时如何耕作，拆了屋炊后如何生活呢？

此后，苏轼又曾到润州、秀州、雷阳等地督办事务，目睹了当地人民的疾苦，写下了不少讽刺新法、同情人民的篇章，如《山村五绝》等。

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填不饱肚子，就铤而走险。这样，不遵守法令的人数突然增加，其中以违犯盐法的为最多。据记载，在这一年中，有1.7万人之多。

早在十年之前，苏轼任凤翔签判的时候，就曾提出过改革食盐官卖制度的建议。可是十年后，苏轼的建议仍然未被采纳，食盐官卖制度仍在执行着。

杭州地处海滨，海水一晒就是盐，是个相当大的食盐转运站，可是百姓却吃不上盐，依然过着“三月日食无盐”的生活。

于是，饥民们便在食盐上打主意。那些胆大的，结伙成队，公开贩卖食盐；官府如若干涉，他们就以武力对抗，拼个你死我活。胆小的则偷偷摸摸，暗中贩运。

朝廷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在杭州地区开一条专门的运河，来保证盐路的畅通，以便把食盐及时地运往外地。这使杭州的百姓苦上加苦。

苏轼认为，在灾荒之后，应该加紧耕作，以保证明年的收成，因而表示反对。但他的意见报上去后，朝廷不但没有采纳，反而专门委派苏轼督办开凿运河的事。

熙宁五年十月，盐官不顾农事未毕，硬性抽调大批农民去掘运盐河。苏轼被派往到杭州四十里外的汤村去监督修河。

恰巧在这个时候，老天也好像故意与人作对似的，竟下起了滂沱大雨来了，上面没有命令让民伕们休工。他们只好冒着大雨照常出工，其悲惨的情状真像“鸭和猪”在泥浆里翻滚一样。苏轼看到这副情景，心中非常难受，便如实地将这幅惨景描摹了下来，题为《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

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

胡不归去来，滞留愧渊明。

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

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

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

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

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

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

归田虽贱辱，岂识泥中行。

寄语故山友，慎毋厌藜羹。

诗刚刚写完，杭州府里来人，说是太守准备接待进士，请他速速回去。这一年秋天的预选，苏轼是监考官，当然无法推辞，只得急匆匆地安排了一下工程，便随来人走了。

过了除夕，又是一年。新春伊始，苏轼与陈太守商量道：“根据杭州地方天气的规律，前一年如果有水灾，第二年多半要有旱情，我们还是及早做些准备吧。”

陈太守说：“依你之见，我们应当首先做些什么呢？”苏轼说：“据我了解，杭州有六大井，供应整个居民饮水。这六井又连通着西湖和钱塘江，如果疏浚好了，还可以得到灌溉之利。”

陈太守说：“好，我们就先疏通六井吧。”这年春天，他们打开仓库，把仅有的粮食拿出来，以工代赈，完成了疏浚六井的工程。

这一年果然大旱，杭州百姓依赖了六井的水，渡过了灾荒。不过，这一年还没到年底，苏轼的任期已满，便调往他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