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爱才苏轼感恩

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去世，同年九月，司马光去世。这两位元老宰辅一死，新旧党之争便由原来的政见不同，变成了尔虞我诈的政治投机。而秉性清高难移的苏轼，成了新旧两党攻击的目标。

司马光一死，政党就形成了由理学家为首的“河北派”“河南派”，和苏轼为首的“四川派”。据有关记载和苏轼的退意来判断，他根本不知道“四川派”是什么意思。但是政敌没有打算放过他，这让他非常苦恼。

要知道，宋朝的官制特别容易造成党争。虽然元丰元年朝廷曾改组官制，简化官制，仍然没有专责的宰相一职。内阁的连带责任并无明文规定，好让宰相和阁员成为一体。

官场有一套游戏规则，不幸苏轼并非遵守这些规则的典型，几年内他触犯了每一个作官成功的规则。这一点，他心里十分清楚。因此，早在他与朝云的儿子出世，他曾写道：“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小孩子夭折，没有机会实现父亲的愿望。

苏轼向来不是好党人，因为他做人的格调太高。同党当道，他自己又享盛名和高位，连太后都佩服他，他却一直想放弃这个受人羡妒的官职。

前面说过，高太后是反对变法的，所以，在她掌权的时候，原来的变法积极人物，如吕惠卿，蔡确，蔡京、章悙都先后被贬官。这些人的贬官诏命，都是由苏轼下达的。按说，这本是他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责任，可是，那些被贬官的人却认为，这都是苏轼对自己的报复，所以把仇恨全集中到他身上了。

新党虽然有些人被罢官出京，但仍有不少人留在朝中，并且还有一定的势力。他们想卷土重来，便在王安石配享的问题题上大做文章。

那候时，一个皇帝去世，要修一座祠堂对他进行祭祀。在皇帝的灵牌旁边另置一家大臣的灵牌，与皇帝一起享受祭奠，称为“配享”。

有资格取得配享的大臣，自然应该是在这位皇帝当朝时期出力最大的一位。王安石在神宗皇帝时两度为相，并且退休时仍保留着宰相头衔，与贬职不同。新党便指使由一个不知名的州学教授周檀上疏，要求让王安石得到配享的资格。

苏轼坚决表示反对，这就好像掘了新党的祖坟一样，他们自然要对苏轼产生刻骨仇恨。旧党对苏轼也不满，因为他不愿尽废新法，他们感觉不能扬眉吐气，时常耿耿于怀。

还有一件事，几乎引起了朝中所有官员的反对，那就是考试制度。当时，名义上国家有定期的考试制度。但是，朝中的官员还可以推荐人才，也就是免试任用。

这种免试的人越来越多，后来竞比考中的多两三倍，于是造成了官多职少的矛盾，同时也形成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这些被推荐的所谓人才，实际上很多都是庸碌之辈，让他们当官，一点成绩也不会做出来。

苏轼建议尽量减少免考人员，这一来那些既得利益者，无论是新党和旧党，都在暗中咒骂他。

哲宗二年，苏轼任翰林学士兼侍读。现在，他已经是翰林学士了，按常例，接下来就有可能拜相，可是苏轼这样率直的性格，让很多朝臣不安。

苏轼每次进宫侍读，当读到治乱兴衰、邪正得失的时候，总是反复开导，希望皇帝得到启发有所领悟。这时候，哲宗皇帝年仅10岁，他虽然恭默不语，但总是点头肯定苏轼的看法。

他们曾经拜读祖宗《宝训》，因而涉及时事，苏轼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进行分析，说：“现在是赏罚不明，善与恶没有人勉励和阻止，如黄河的水势正向北方流，却要强迫它向东流；西夏入侵镇戎，屠杀和掳掠了几万人，统兵的主帅却不把消息报告朝廷。长此以往，我担心会逐渐造成衰乱的加剧。”

苏轼任翰林，常闭门锁居禁宫中，在此期间他起草了八百多条诏命。这些诏命都收在苏轼的全集中，文辞优美、恰当、精确。圣诏的措辞通常引用众多史例与掌故，苏轼灵活地应用它们。

据说，苏轼死后，另一位学士接替他，这个对自己的文采也很自负，他曾问一个伺候过苏轼的老仆人，他比苏轼如何。老仆人回答：“苏大人的文采也许不及大人吧。不过他从来不翻书作文。”

苏轼对政客小人的嫉妒十分厌恶，他曾多次请求免去翰林官职。在朝中，苏轼经常得到太后的庇荫。当年，仁宗皇后在审讯中救了他一命。如今英宗皇后又提拔他升上高位。晚年，若不是另一位太后神宗皇后摄政，他也许会在海外流放至死。

汉唐两代，有的皇后篡位，让宦官和外戚得势，也有皇后造成宗室的衰亡。在苏轼生活的宋代，他经历的四位皇太后都很贤明，这也算是他不幸中的万幸了。

有一天苏轼坐在堂中，太后召他入宫，小皇帝哲宗坐在祖母身边。苏轼起草完吕大防拜相的诏书，宣仁皇后突然问他：“你以前是做什么官？”

苏轼说：“臣是常州团练副使。”宣仁皇后又问：“你现在是什么官？”

苏轼说：“臣现在是待罪翰林学士。”皇后说：“你怎么会从团练副使这样迅速地升做了翰林学士呢？”

苏轼说：“因为太皇太后的恩典。”皇后说：“不是。”

苏轼说：“是因为皇帝陛下的鸿恩。”皇后说：“也不是。”

苏轼说：“那么是其他大臣的推荐吗？”皇后说：“也不是。”

苏轼沉默半晌，说：“臣再不懂规矩，也是不敢以非正当的方式进身翰林的。”

宣仁皇后终于说：“这是先帝的旨意呀！先帝每次读到你的文章，总是感慨地说：‘奇才！奇才！’他有心重用你，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就去世了。”

听到这里，苏轼不禁失声痛哭，宣仁皇后和哲宗皇帝也哭了起来，左右的人也都个个感动得流出了眼泪。随后，宣仁皇后和哲宗给苏轼赐坐赐茶，苏轼离开时，太后还命太监取下御前的金莲烛，照着路送他归院。

元祐三年，苏轼53岁，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学士。前一年，司马光已死，苏轼因与司马光的争执，招致官员忌恨，他们不断对苏轼进行攻击。苏轼在朝廷中感到十分不适，他接连上书，称病乞请外任，但因为太皇太后的坚决挽留，他只好留在任上。

这一年冬天，苏轼任知礼部贡举，恰巧大雪纷飞，天气奇冷，考生们都坐在庭中，被冻得不能说话。苏轼放宽了原来那些严格的规定，让考生们能尽量发挥自己的才能。

巡视考场的一些内侍们常常挑剔和侮慢考生们，还用了意思比较暖昧的词句，以此诬篾考生们有罪。苏轼把这种情况统统报告了哲宗，赶走了这些讨厌的巡场侍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