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案遭贬

在命运的颠沛中，最可以看出人们的气节。

乌台诗案沉着应对

元丰二年三月，苏轼奉命调往湖州，四月二十九日到达湖州任上。湖州也是一个鱼米之乡，但由于当时连续几年自然灾害严重，庄稼收成非常不好，发生了大饥疫，饿死了好多人。

苏轼到任后，看到许多城镇十分萧条，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心情非常沉痛。他认为，死了这么多的人，一方面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另一方面同朝廷实施新法有关。掌权的大臣没有体察民情，拿不出有效的解救措施。新法中的的某些政令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所以造成了这样凄惨的后果。

苏轼虽然满腹牢骚，但仍像在杭州、密州、徐州任职时一样，积极救灾。但他却没想到，一场灾难正悄悄袭来。

当时，朝廷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熙宁七年，王安石遭到保守派的攻击，被迫辞去了宰相的职务，到江宁府，即现在江苏南京任知府。

王安石辞职前，向神宗皇帝建议，由韩绛代替自己做宰相，吕惠卿任副相。不料，吕惠卿是一个野心家，他投靠王安石取得了副相的职位，但仍不满足。为了能做宰相，吕惠卿想方设法排挤韩绛。

韩绛察觉到了吕惠卿的意图，掂量自己是斗不过吕惠卿的，于是，就密奏神宗皇帝，请求重新起用王安石。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被重新召回朝廷，出任宰相，吕惠卿被贬到陈州。吕惠卿为了重新掌握相权，不顾王安石对他曾经有过的提携之功，把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给了神宗，以获得神宗的信赖。

在王安石写给吕惠卿的信件中，有的用了“无使上知”的字样，宋神宗觉得王安石在搞阴谋诡计，非常恼怒，一气之下，再次罢了他的宰相职务，命他永远不得返朝。

就这样，吕惠卿、李定、舒澶等奸佞之徒又独揽大权，朝廷政治陷入更加黑暗的状态。

按当时的规矩，新官每到一个地方，要向皇帝上一份《谢表》，对皇帝的任命表示感谢。苏轼自然也不例外，他照例向神宗皇帝呈了《湖州谢表》。

苏轼是个性情直率的人，如他自己所说，遇到不平之事，他是“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于是他在上表中愤愤不平地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是在向皇帝说：“您知道我很笨，跟不上时代，和新进人物搞不好；又知道我老实守本份，也许在外郡治理老百姓还能胜任些。”

李定看到这份谢表，不由得大喜，觉得修理苏轼的时机到来了，立即串连了舒澶准备劾奏苏轼，准备置之死地而后快。

第二天早朝，李定把谢表交给了神宗，弹劾道：“苏子瞻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既是反对新法，也是对皇上不满；说‘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不就是发泄对自己职位的不满吗？他哪里把皇上放在了眼里？”

李定在奏章里还说，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辩，行伪而坚；四是说皇上修明政事，怨己不用。”

紧接着，御史舒澶又向苏轼发难。他摘录了苏轼几年来的诗句作为旁证材料，献给神宗皇帝。不用说，苏轼的有些诗句，的确是在讽刺当时朝中的政客，还有些诗句是在描百姓的贫困生活，如果牵强地说是在攻击新法也未尝不可。这些白纸黑字；推也推不掉的。

再一个是御史何正臣的弹劾。他摘录了苏轼的历次上给皇帝表章中的词句。这些表章，神宗皇帝本来是看过的，但被曲解之后，再读一遍，问题也就来了。

就这样，在御史的围攻下，李定等人希望皇帝下旨处死苏轼，神宗并不想杀苏轼，他只是认为案情既然正式提出，就应该有个明确的结果。于是，神宗决定让御史台派人把苏轼拘捕入京审问。

李定得到皇帝的诏命之后，立即让太常博士皇甫遵到湖州去拘捕苏轼。皇甫遵领了圣旨，带着自己的儿子，日夜兼程，向湖州进发。

话说驸马都尉王诜，本是苏轼的好友，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派人告诉在南都的苏辙。苏辙得信后，便火速派人到湖州给哥哥报信。苏辙的送信早到半天，待皇甫遵到湖州的时候，苏轼已有心理准备了。

皇甫遵直奔湖州公堂，左顾右盼，气势十分傲慢。苏轼穿了官服，带着通判祖无颇等人迎了出来。皇甫遵视若无人，沉默不语。一时间，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苏轼只好先开口说道：“我知道自己激怒了朝廷，今日看来难逃一死。死倒没什么，请允许我回后堂与家人道别一下。”

苏轼回到府邸向家人告别，妻子王氏哭得死去活来。此时苏轼却很镇定，看见妻子哭得这样，便风趣地说：“你难道不能像杨朴妻那样作一首诗为我送行吗？”这句话把王氏也逗乐了。

原来这里面有一个典故，说的是宋真宗时，有一位隐士叫杨朴，非常有才能。真宗召见他，想要他出来做官，就问杨朴“会不会作诗？”杨说：“不能。”

真宗知道他是不愿为官，所以故意想隐藏自己的才华，于是又问：“你的朋友给你送行的时，有没有人写诗给你？”杨朴说：“没有。只有老妻为我写了一首。”

真宗问：“写的什么？”于是，杨朴把妻临行时写给他的诗念给皇帝听：

且休落拓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真宗听后大笑，就把杨朴放回去了。这个故事见于“苏东坡笔记”中，是真有其事，还是他一时杜撰，无从查考。

家人决定由长子苏迈陪苏轼进京。苏轼被押解上路，官吏们吓得不敢出来，怕牵连了自己。但是，湖州百姓齐集在河埠头上，为苏太守送行。当他们亲眼看到苏太守被押入船舱，都一齐跪下，泪如雨下，为苏太守呼冤。

船行至太湖芦香亭停宿，当晚月明如昼，碧波万顷，苏轼坐在船头沉思。御史台的两个士卒在一旁监视着，皇甫遵也在暗处窥视。

苏轼想，这次被押进京，难免入狱。入狱以后，必然要牵连不少人，还不如跳湖一死干净。皇甫遵是自告奋勇来逮捕苏轼的，他想，这回苏轼若判不了死刑，将来自己就是他的死对头。凭才能，凭威望，苏轼都比自己强得多，到那时，自己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如果苏轼能投湖自尽，就省去了许多麻烦。

苏轼又想，自己一死，弟弟必不独生，岂不害了他？退一步说，即使弟弟能忍辱偷生，两个家庭的负担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也够他受的，我怎么可以这么一死了之，害他遭罪呢？还是进京后看看再说吧。于是，苏轼又从船头回到舱里来。

在暗处窥视的皇甫遵恨得咬牙切齿，他多么想把苏轼推入湖中，但又没有那样的勇气。

苏轼被押走后，他的家人们决定进京陪侍苏轼。家人雇的船抵达安徽宿县时，御史又派差官去搜拿苏轼的诗篇、信函和其它文件。

许多兵士围住苏轼家人的小船，翻箱倒柜，把东西随处乱丢，女人和孩子都吓坏了。士兵们走后，女人们迁怒于诗稿，于是开始焚烧文稿。后来，苏轼发现，只剩三分之一的文稿没被烧掉。

按御史台的提议，苏轼每到一个地方，要把他投入当地的监狱中关押，第二天上路时再提上路。但是，神宗皇帝没有批准。他认为，拘捕苏轼，只是为了审理，没有定罪之前，不能作为囚犯处理。所以，一路上，苏轼的行动还算自由。另外长子苏迈跟在他的身边，也可以帮助他处理一些事务。

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就被称为“乌台”。因为当时的御史台的囚室外，有两棵柏树，高大阴凉，无数的乌鸦筑巢于此。也有人认为是因为冤魂太多，乌鸦才盘旋不散，鸣其哀也。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八月十八日被解到京城，并没有如他早先所预料的那样，见到皇帝，而是直接下被关押在了御史台的监狱里。

这间囚室，狭小、阴暗、潮湿，屋顶开了一个小小的天窗，日影缓缓从其中移过，朝来暮去，还可以听得见成群的乌鸦在御史台外的柏树上聒噪。因此，苏轼的这次冤狱，被后人称作“乌台诗案”。

之后，苏轼日夜被御史台的人讯问，要不就是困在这囚牢里，狱中诸吏都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不过也有个别例外，有个狱卒叫梁成，对待苏轼很温和，还设法让苏轼每天晚上都有热水可以泡泡脚，这也算是苦难中难得的安慰了吧。

这期间，京城的政治气氛非常紧张。自王安石再次离京离之后，朝中一直保持着微妙的平静。苏轼被捕，使平静的湖水骤起波澜，各种潜藏的势力都跳出了水面，准备借这件公案试探皇帝的态度，以便调整自己的政治态度。

宰相吴充对神宗说：“我听说，三国的时候，即使象曹操那样爱猜忌人，还能容忍弥衡。皇上平常以尧舜为榜样，岂能连苏轼也容不下？”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对神宗说：“自古以来，凡是度量大的君主，决不以言语来定臣子的罪。若对苏轼处理过重！恐怕后世要笑陛下不能容才呢！”

王安石虽然对苏轼反对自己变法一事不满，但他对李定等人的作法也非常鄙视。为此，他在千里之外的金陵，专门上了一道奏折给皇帝说：“凡是天下太平的时候，决不能随便杀戮有才能的人。”王安石是宋神宗器重的人，虽已隐退，但这话仍很有作用。

苏轼在狱中，儿子苏迈天天去牢中送饭。他们暗中约定，平时只送菜和肉，万一有坏消息就送鱼来。有几天，苏迈出京借款，委托一位朋友代他送饭，临走却忘了告诉他这一秘密约定，结果这位朋友送给苏轼了些鱼。

苏轼以为难逃一死，写了两首告别诗给苏辙，诗中委托弟弟照顾自己的家人，还感谢皇帝对自己的恩情。这两首诗后来被狱卒上交，皇帝见了之后，大受感动，所以御史虽施高压，给苏轼造成极不利的局面，最终皇帝仍释放了苏轼，这两首诗，可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

审讯大约在十月初终结，证言交到皇帝手中。牵连的人不少，尤其附马王诜牵涉最重。审讯中，发现他和苏轼曾交换过许多礼物。皇帝下令，与苏轼有诗信来往的人都要把手边的诗文交给御史台调查。

这时候，一向支持苏轼的仁宗太后病死了。她临终前曾对皇帝说：“我记得当初苏轼兄弟中进士，仁宗先皇曾高兴地对我们说，他那天为子孙得到两个相才。我现在听说苏轼因写诗而获罪，我想这是小人陷害他，他们在他的政绩上挑不出毛病，就想用他的诗来定罪。这些控告不是太卑鄙了吗？我的身体已无法康复，希望你不要冤枉无辜，那样上天会动怒的。”

十月三十日，审问的官员们做了一份案情摘要，呈给皇帝。由于太后殡葬，案件搁置了很久。

据《东坡日记》记载，苏轼在牢中等候判决时，曾发生过一件神秘的事情。几年之后，苏轼对朋友们谈起这事，他说：“审问结束后的一天夜里，我正要睡觉，突然一个人进入牢内。他一言不发，丢了一个小盒子在地板上，倒头就睡。我以为是别的囚犯，便没理他，径自睡了。睡到凌晨时分，我觉得有人推我，睁开眼来，那个人对我说：‘恭喜。’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只说：‘好好睡，别担心。’说完就拿着盒子出去了。”

原来，舒澶等人一直想办法劝皇帝杀苏轼，神宗不忍心，就暗地里派宫里的人到狱中去查看。那个人刚到不久，苏轼便呼呼大睡，鼾声如雷。后来，那个人回去向神宗报告说，苏轼睡得很安详。

皇帝便对朝臣说：“我知道了，苏轼心中没做亏心事。”通常皇家出殡总要大赦天下，依照法律和习俗苏轼应该减罪。御史们原先准备把反对派一网打尽，这样一来，他们的心血全白费了。李定和舒澶十分担心，李定强烈地反对特赦苏轼，舒澶更是要求把苏轼和他的另几个朋友全都处死。

等苏轼的朋友交出的证物都调查完毕，神宗派了自己信任的人重审。根据有关留传下来的资料看，诽谤政府本该贬居或处两年的苦役，但苏轼的情况较严重，应该取消他的两个官衔。不过，这种重大的案件最后会由皇帝亲自判决。

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的判决公布，他被贬到鄂州府附近的黄州，担任团练副使的小官职，条件是限住该处，不得随便离开，也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判决，令李定和舒澶大失所望。

与此同时，苏辙上书给皇帝，愿以一切官爵来替哥哥赎罪，结果他被降调高安担任筠州监酒，高安离黄州160里。

就这样，苏轼被关了四个多月后，走出监狱，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提起笔又开始写诗：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这首诗里，塞翁失马和少年斗鸡的典故，依然带有双关和讽刺意味。难怪苏轼写完诗后，自己也忍不住说：“我真是无可救药了。”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

被苏轼一案牵连的人，也分别受到了处罚，王诜、王巩和弟弟苏辙，都受到了贬官处分；张方平等两人各被罚铜30斤；司马光等18人被各罚铜20斤，乌台诗案至此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