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定州文武并重

元祐七年二月，苏轼奉调扬州。扬州，旧名江都，是大运河的入口处。它南面的瓜州，与长江南岸的镇江隔江相望。

春暖花开时节，苏轼乘船沿颍河，入淮河，顺水行舟，前往扬州任所，船行非止一日，来到扬州地面。这年农作物长势很好，沿途的庄稼地里绿油油的一片，特别喜人。

不久，苏轼就发现有些不对头的地方。原来，这时已是阳春三月，按惯例，田间地头应该有农人开始忙碌了，可是这时候，却连一个人影也见不到。

苏轼非常纳闷，决心一探究竟。他命人停下船，遣开侍从，带着小儿子，向不远处的一个村子走去。村子里虽然绿树成荫，春意盎然，仔细一看，竟然十户九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老汉，苏轼客气打了招呼，自称是过路的客商，问道：“今年庄稼长势这么喜人，村子里如何不见一个人影呢？”

老汉叹了一口气，说：“这是因为欠了官债，许多人都躲债去了。”原来，青苗法虽然已经废除了好多年，但百姓欠的官债却还难以偿清。当地的百姓最怕丰年，因为官吏和士兵会来逼他们还贷款的本金与利息，不然就会抓他们下狱。

苏轼听说后，心里非常沉重。一到任所，他便把沿途所见写了一篇详细的奏折，并给高太后写了一封信说明这件事的严重性。他说，老百姓在凶年的饥馑和丰年的牢狱之灾中进退不得，虽然朝廷早已下令减免新法的赋税，可是有的地方硬是不执行，这可怎么得了啊！

苏轼在奏折里还说，我听孔子说过，残酷的吏政比老虎还猛，过去我总是不信这话，现在看来，觉得今天的情况比孔子所说的还要厉害呀。水灾旱灾杀人的数目，远远多于吏政。但人民害怕积欠，比害怕水旱还厉害。我曾经自己私下推算，每个州催收积欠的吏卒有五百多人，这样从整个社会来看，常常有二十多万虎狼般的吏卒散在民间，老百姓怎么安生呢？朝廷的仁政怎么能够推行得了呢？。

这年七月，苏轼的奏折终于起了作用，朝廷再次公开下达文书，免除了扬州百姓的这笔官债。扬州百姓拍手称快。苏轼也很高兴，他在《和陶饮酒二十首》十一首中写道，“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

苏轼一到扬州，首先罢除了一年一度的芍药万花会。万花会最初起于洛阳。自唐朝初年以来，洛阳牡丹非常有名，名品辈出，天下闻名，素有“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美誉。

宋真宗时，大臣钱唯演在任洛阳留守，开始举办牡丹万花会。每年牡丹盛开时，凡是洛阳城內比较热闹繁华的地方，从地上到高高的梁柱上都绑上许许多多贮水的竹筒，在竹筒里插上各色品种的牡丹花。举目一望，满城皆花，所以称作万花会。

钱唯演为了逢迎皇上，还在洛阳和汴京之间设立驿站，年年向朝廷快马运送牡丹，供官家赏玩。地方官吏也层层效法，巴结上司，往往强取豪夺，百姓苦不堪言。一些商人见有利可图，竟投机取巧，做起牡丹生意来了。如当时一朵姚黄牡丹的价钱竟高达十万钱、二十万钱！

当时，扬州的芍药也很有名。先前，大臣蔡京做扬州太守时，参照洛阳牡丹万花会，在扬州大搞芍药万花会，每年用花十多万株。这么多的花，除扬州城內的花以外，还要从周围一些郊县远道运来。

一些贪官污吏趁机敲诈勒索花农及百姓，弄得怨声载道。苏轼当年路过洛阳时，就听百姓说牡丹万花会劳民伤财，害人匪浅。到扬州任上后，发现本地老百姓对芍药万花会深恶痛绝，于是，苏轼当即决定，罢除芍药万花会。消息一传出，全城庆贺，百姓载歌载舞，交口称赞。

苏轼在扬州任上办的第三件好事，就是为许多漕运船夫谋得了福利。扬州地处大运河，有不少船夫担负着朝廷漕运的徭役，即运送粮食、丝绸等上京城去。从前，这些运送物资的货船，还可以附带一些私人货物，运费收入归船夫所有。最近几年，地方长官立下新的规定，一律不准私载货物。这样一来，朝廷付给船夫的补助不够养家糊口，船夫为生活所迫，只好偷卖官家的货物，结果弄得对朝廷和对个人都十分不利。为此，苏轼要求恢复原来的办法，结果也被批准。

就在苏轼准备安下心来，整顿扬州的吏治的时候，小皇帝和老太后又开始折腾他了。元祐七年八月，苏轼到扬州还不到半年，又被调回京城去了。苏轼此次被调回京后，不再担任知制诰的职务，改任兵部尚书，接着又改任礼部尚书。

苏轼照例要求改任外职，仍然没有批准。不过，由于这两个职务不像翰林学士那样重要，所以攻击他的人相对来说也就少了许多，苏轼也就应付得来。

苏轼由扬州回京，先后当了两个月的兵部尚书，十个月的礼部尚书；他弟弟官拜门下侍郎。苏夫人曾陪皇后祭拜皇陵，享受贵妇一切的荣宠。苏轼的孩子们都已娶亲，留在母亲身边。苏迈34岁，苏迨23岁，苏过21岁。次子苏迨娶了欧阳修的孙女。

元裙八年，苏轼的夫人王闰之去世，时年40岁。王润之是在农村长大的，纯朴而善良，在丈夫得意的时候，她提醒他处处小心；在丈夫失意的时候，她给予体贴和慰藉。她对堂姐王弗所生的苏迨，和自己生得苏过一样疼爱。她的英年早逝，无疑给苏轼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王夫人新婚不久就陪着苏轼离开家乡，辗转漂泊，两人历尽世道艰险，始终相濡以沫。就在苏轼人生涯最辉煌的时刻，她却撒手人寰。此时的苏轼已经是58的人了，老来失伴，令他悲伤难抑。

王夫人的葬礼非常隆重，她的棺材放在京城西郊的一座古寺中，准备将来苏轼去世后再合葬在一起。

苏轼为夫人写的祭文措辞恰当，古雅质朴，文中说她是贤妻良母，待前妻的儿子如同己出。他说她分享他一生的起伏荣辱，心满意足，希望自己将来要和她葬在同一墓穴。百日之后，苏轼请名家李公麟画了一张十菩萨像，祭献给她，还叫和尚做法事，保佑她平安升入极乐世界。

不久，新的打击接踵而至。九月三日，高太后病逝。这位老太后是苏轼的保护人，要不是她，苏轼之前的厄运，也许永远都没有到头的一天。贤明的老太后早就感到政风将变，因为孙子在她身边成长，她太了解他了。

太后死前十天，范纯仁和苏辙等六位大臣前去探病。范纯仁是名臣范仲淹之子。

太后说：“我的病体大概无法复原了，不能长期看护着你们。你们要尽力侍候小皇帝。”

大臣即将告退，太后指名要范纯仁留下来，于是哲宗叫别人退开，只剩下范纯仁和吕大防。

太后问范纯仁和吕大防：“皇上年幼，神宗委托老身治国。九年里，你们可曾看到我特别照顾娘家？”原来，朝中曾传闻太后谋反，要立自己的儿子为帝，因此，太后才有这样的问题。

吕大防说：“没有，太后未曾厚待娘家，一切都是以国家社稷为重的。”

太后含泪说：“正是如此，所以老身临死才见不到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原来，太后为了避嫌，让自己的娘家人都离开了京师，在外地任职。

吕大防说：“太后稍安，必能康复，请听从医生的劝告。您现在不该说这些事情。”

太后说：“不，今天当着你们的面，我要对皇帝说几句话。我知道我死后会有一些大臣愚弄他，你们要当心！”

稍后，太后支走了小皇帝，对吕大防和范纯仁说：“在我死后，你们还是辞官归隐吧。我认为皇帝会任用一批新人的。”

她问侍从宫中有没有请大臣吃饭，她对吕大防和范纯仁说：“现在去用餐吧。明年此日，请记住老身。”

不久，太后离世。亲政的哲宗皇帝，年方18岁，除了略通文墨之外，他对治国安邦谋略全然不懂。他从小对祖母怀有恶感，一直渴望有朝一日摆脱她，大展拳脚。可是，一个18岁的小孩子又有什么阅历和主见呢？祖母在世的时候，他还有些倚仗，可以远离小人。如今祖母去世，他自己当家作主，立刻就被一群小人们包围起来了。

他们向他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说，早些年，太后曾经想废掉他，另立别人当皇帝。他们又说，高太后之所以这样做，全是执政大臣们的挑唆。

因此，哲宗非常憎恨眼下的执政大臣。不久，在这些人的唆使下，已经被罢官的章惇、吕惠卿等又被调回京来，予以重任。这时的新党，本质上已同旧党没有多少区别，他们的使命不是搞什么变法，而成了一个争权夺利小集团。

苏轼因为反对“尽废新法”而遭到保守派的攻击和陷害，但一当新党得势，他又被作为旧党来对待。

这期间，苏轼在的另外一个职责是兼任皇帝的侍读。侍读，实际上就是老师。因为是师生关系，所以彼此说话是比较随便。谁知因此却得罪了小皇帝。

苏轼在一份《谢表》中附带向哲宗提出，让他注意六事：一是慈，二是俭，三是觐，四是慎，五是诚，六是明。这本来是老师对学生的一般教导，算不得什么大事。可是小皇帝本来就对他耿耿于怀，现在对苏轼更加不满起来。

不久，哲宗找了一个借口，派苏轼前往定州，即现在今河北定县当太守。这次外调算是诏命，不算贬谪。苏轼一听，大喜过望。他原本就不愿意在京城任职，这样一来倒是“正如所愿”。

不过，他怕小皇帝再受人愚弄，想以自己侍读的身份，在离开京城的时候再见一下皇帝，提示一下小皇帝。哲宗皇帝不愿意听他罗嗦，推说事忙不予接见。

苏轼没有办法，只得写了一份《朝辞赴定州论事状》递了上去。他婉转地劝诫皇帝什么事都要三思而行，不要急着做结论：凡以三年为期，一件事，如果能留意三年，该做不该做，心里就有数了；一个人，如果观察上三年；是好人还是坏人，该用不该用，心就有数了。

九月二十七日，苏轼离开京师，十月二十三日到达定州任所。当时，定州是临近辽国的军事重镇，苏轼兼任这个地区的军事长官。苏轼到任以后发现，这里不仅政令软弱混乱，而且武备也很松弛，这让他十分吃惊。

苏轼安顿好后，立刻着手整顿军备。当时定州的军政腐败，贪污成风，士兵的薪饷本来就很低，这一来更是缺吃少穿了，住的军营也破烂得一塌糊涂。兵不像兵，官不像官，打架斗殴，酗酒赌博，无奇不有。这样的军队，如果遇上战争，怎么可能有战斗力呢？苏轼一面修整营房，处理贪污军吏，一面加强训练，改善军人伙食。

有的士兵见新来的太守办事如此认真，便纷纷前来揭发：有夜入仓库，盗卖兵器和作战用的锣鼓；还有白天是兵，晚上是盗，专门外出抢劫百姓的。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苏轼经过调查，一一作了处理，使定州军队面貌出现了新的气象。他明白，这仅仅只是一个开端，国家的积弊、地方的积弊已久，只有经过长治，才可能有久安。

在这里，士兵普遍是胆小体弱，行军数十里就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满面。有一次，苏轼要进行一次作战演习，土兵们以为真要打仗了，他们的妻子儿女听说之后，也纷纷前来泣别，弄得洋相百出。

苏轼看在眼里，心里非常沉重。他断然取消了这次演习，向朝廷写了报告，希望拨些军费，好使他大力整治定州军政。

不过，令苏轼稍感欣慰的是，当地的民兵组织有很强的警惕性和战斗力。自宋真宗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约定，都不准在两国交界处布防。为了防备对方的袭击，当地百姓组织了弓箭社，不论家业贫富，每户出一人，推选武艺出众的人为头领。他们自立赏罚纪律，比官军还严格。

这些民兵们，锄地的时候身上背着弓箭，砍柴的时候腰里挂着刀剑，一面劳动，一面守卫边防，夜里轮流值班巡逻。一旦有了敌情，他们就击鼓集合，刹那闻便有成百上千的民兵，集中在一起。

苏轼认为，这种弓箭社的形式，特别能够应对边境的突发局势。于是，他向皇帝上了一篇《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要求加强这个民间军事组织，国家适当给他们些补助。

在苏轼的积极支持下，当时仅定州、保州就有588个村庄，组织了651个弓箭社，总计达31411人，这个数字，竟然比当时驻守的边防禁军还要多出六千余人。苏轼还准备对此进行一次整编和扩充，他充满信心地说，这样来，就可以“使北贼望风知畏”，再也不敢越边犯境了。

这一年，定州又赶上了灾荒。苏轼立刻写了一份表状，要求将库存的粮食减价百分之二十卖给老百姓，以免米价上涨。他还怕有无钱买米的饥民，所以又上了一份表状，要求借一部分粮食给饥民。

就这样，在苏轼的治理下，地处边境、荒凉贫瘠的定州地区，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就在他准备安下心来，悉心治理定州的时候，厄运再一次不期而至。

章惇掌握大权后，一帮小人结党百般讨好小皇帝。他们知道，皇帝不喜欢皇后，只宠爱刘美人，便与刘美人串通起来订了一条毒计，让刘美入假装胸口痛，说是皇后使的妖法。结果，果然激怒小皇帝，把皇后贬为尼姑，把刘美人升为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