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政敌握手言欢

这一年，朝中讨论编修国史，神宗首先便想到苏轼一定可以担当这项重任，结果又遭到王珪阻挠。神宗皇帝偶尔有起用司马光、苏轼等旧臣的想法，都受到新党执政者的掣肘。

元丰七年，神宗断然绕过新党，直接下达任命书，命苏轼他到离京城较近的汝州来做团练副使。这次任命虽然没有升迁他的官职，但却意味深长，这表示神宗有意要重新起用苏轼。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信号，也因此让朝中官员们坐立不安。苏轼的拜谢奏折送到皇帝手中，神宗看后十分感动，在朝堂上叹息说：“子瞻真是一个天才。”

这时，还有人挑唆说：“苏子瞻在谢表中说，他自己是经过制科考试的人才，又说自己遭遇牢狱之灾，显然有很多怨恨不满哪。”神宗没好气地说：“你等不必多言，我自有主张。”

苏轼接到调令后，一开始，试图逃避重回京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殆似小儿延避学”也。就在调职的消息传来的两天前，即三月三日，苏轼还在定惠院后山的商氏园内和朋友们欢聚，喝酒聊天。

接到调令后，苏轼犹豫了好几天，不知道该不该申请留居黄州。后来，他想到这是神宗的一番好意，于是决定服从命令，当面临再一次迁徙的时候，政治牢骚与思乡之情交织在他心中，使他思绪万千，心潮难平。因此，苏轼心中没有任何欣喜之感。他这一年已48岁，在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由于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他不断地西去东来，南迁北徙，尝够了人生的苦味。

抛下东坡的农庄，苏轼多年的辛劳即将一笔抹煞，他造的房屋，他开垦的农田，他种的菊花和茶树，都不可能带走，他不得不又在别的地方另辟一个农场。

更何况这次虽是从遥远的黄州调到离京城较近的汝州。但五年前加给他的罪名并未撤消，官职也仍是一个“不得签书公事”的州团练副使，政治处境和实际地位都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变。

苏轼在黄州住了四年零三个月，时间那么长，孩子们说话都有了当地的口音。朋友、山水、草木，辛勤开垦出的东坡庄园，都和他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突然要走了，他的心里依依难舍。

苏轼复杂的情绪，在他临行前告别黄州父老的一首《满庭芳》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余将去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会李仲览自江东来别，遂书以遗之：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离开黄州的那天，长江对岸的王氏兄弟，岐亭的陈慥，以及潘丙、郭遘、古耕道等人，都来送别。当时，有19个人随船送他到慈湖，最后还有三个人送他到九江。

这三个人，一个是和尚参寥，他决定到庐山顶上去看看。一个是道士乔同，据说他当时已经一百三十多岁了，准备到兴国去。再一个就是陈慥，这是苏轼在黄州期间来往最亲密的朋友。临别时，两位老朋友互相叮咛，今后说话一定要注意，与人接触要小心，以免大祸再次临头。

船到九江，参寥、乔同分头上路，陈慥也转回麻城。苏轼让长子苏迈率一家人暂住在江岸边，自己往筠州去见弟弟苏辙。

这年的端午节，苏轼是在筠州过的。他已经好几年未与弟弟在一起过端午节了。不仅是苏辙，就连苏辙的孩子苏迟、苏适、苏远等，对伯父的到来都高兴得不得了。

后来，他描述当时的情形是“儿童喜我至，典衣具鸡黍”，也就是说，孩子们为了招待我，把衣服典卖了。这当然有点夸张，那时候，苏辙还不至于穷到如此程度。不过，在诗中，孩子们高兴的心情，却已经表露无遗了。这首诗写道：

一与子由别，却数七端午。

身随彩丝系，心与昌歜苦。

今年匹马来，佳节日夜数。

儿童喜我至，典衣具鸡黍。

水饼既怀乡，饭筒仍愍楚。

谓言必一醉，快作西川语。

宁知是官身，糟曲困熏者。

独携三子出，古刹访禅祖。

高谈付梁罗，诗律到阿虎。

归来一调笑，慰此长龃龉。

从筠州回来，苏轼又和几位朋友还特意游览了闻名天下的庐山。庐山秀丽绝伦，巍巍庐山，连绵起伏，有雄奇挺秀的山峰，变幻莫测的云海，神奇多姿的流泉瀑布。

苏轼一路游赏，留下了许多诗作，最著名的莫过于《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诗中除了有庐山的奇秀形象给人以美感，更有隽永的哲理启人心智。短短28字，深入浅出，思致深沉，又妙趣横生。这首小诗不单单是诗人歌咏庐山的奇景伟观，同时也是苏轼以经历过祸患的眼光对人情事理的认识。

随后，苏轼和家小顺江而下，穿过彭蠡即现在鄱阳湖，到了湖口，苏迈要在这里离开父亲，独自往饶州的兴德上任去了。

湖口县城临江有两座山，南边的叫上钟山，北边的叫下钟山，这就是著名的石钟山。父子临别之际，苏轼决定带苏迈到石钟山一游。

这两座山为什么叫作石钟山呢？一路上，父子俩讨论了大半天，也没个定论。这时候，他们发现山坳里有一座古寺，两个人决定找寺里的僧人问一问。

不料，寺里僧人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有一个小和尚倒是非常热心，他拿了一柄斧头，带父子俩来到水边，在乱石中这儿敲敲，那儿砸砸，到处都可以发出“空空”的声音。

他边敲边对苏轼父子说：“你们听，像不像钟声？这不就是石钟山名字的来历吗？”苏轼对这个结论并不十分满意，但又不愿意给小和尚泼冷水，于是笑而不答。随后，他们返回寺里歇息。

这天夜里，父子俩乘着一叶小舟，驶到石钟山的绝壁下，去探索石钟山的秘密。这天是农历六月初九，半个月亮爬到天上，江面上撒下一片微弱的银白色。

当小舟驶到绝壁下的时候，数百丈高的巨石挡住了月光，江面顿时黑了下来。那一块块的巨石状若猛兽奇鬼，好像要抓人似的。

乱石中栖居的小鸟，听见有船到来，也被惊起，霎时间飞向天空，喳喳唧唧乱叫。有的叫声好像老人在咳嗽，有的叫声像人们在大笑，十分吓人。

苏轼正想掉舟回去，忽然听见江面上嗡嗡地发出洪钟般的响声，这正是他们要寻找的秘密。于是，他们把小舟慢慢划到发出声音的地方，原来这个地方的山脚下，石头中有很小的缝隙和小窟窿，水不断向里灌，于是就发出了像钟声一样的声音。

另外，在江的正中间有一块大石头，这块大石头上也有很多小洞，水打在上面，就发出了钟鼓的声音，这两种声音混合起，听起来简直像乐队在演奏一样，好听极了。

终于探出了石钟山的秘密，苏轼高兴极了。在回来的路上，他兴致勃勃地对儿子说：“天下事，如果不亲自去看一看，听一听，只凭主观臆断，是不行的啊！”回到住处，他写了一篇游记，这就是《石钟山记》。

七月间，苏轼家小的船来到金陵，即现在江苏南京。王安石自从熙宁九年罢相以来，一直闲居在这里。此时他已经是一个寂寞孤独的老人。政治生涯上的大起大落，爱子不幸夭亡，都使他看破世情，浓浓的幻灭感笼罩着他。

在金陵，王安石经常骑着头老驴四处转悠，踏青寻芳，听说苏家的客船停泊在金陵，并且会逗一段时间，王安石便立即骑上毛驴，来江岸边看望饱经患难的诗人。

过去，苏轼是王安石变法激烈的反对者。他的父亲苏洵也曾经尖刻地批评王安石乃大奸之人。苏轼自己这些年的坎坷也都因为反对新法而起。

但是，王安石在乌台诗案中曾为苏轼尽力疏救，因此，苏轼也并没有鄙视或憎恨这位同样博学多才的长者。他们之间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意，尽管这情感并不深厚，也足以使他们彼此尊重和欣赏。

苏轼生性开朗，两个人一见面，他还是忍不住开玩笑说：“子瞻野服来见丞相，万望恕罪。”王安石也笑着回答：“礼仪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的吗？”

苏轼看到，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拗宰相，也是随随便便地穿着一件山民的衣裳，面容苍老而平静，心里感慨万分。

在金陵期间，两个人畅快地游玩了几天，也写了不少诗。苏轼在《同王胜之游蒋山》一诗中有这么两句：“峰多巧障目，江远欲浮天”。

从字面上讲，是山峰众多而奇巧，遮住了人们的视线。江水向远方流去，好像要浮起蓝天。但是，若把奇巧的山峰比做那些弄虚作假、阿谀奉承的人，把远去的江水比做心怀坦荡、光明磊落之士，也未尝不可。所以，王安石读了苏轼的这两句诗非常感动，禁不住连声赞叹。

他们交谈得十分融洽，可一提到变法，还会有些不大愉快。所以，两个人尽量避免谈这方面的话题。

苏轼离开后，即给王安石写了《上王荆公书》，信中表达了自己准备日后在金陵买田，与王安石老于钟山的愿望；或者自己在与金陵隔江相望的仪真县，即现在江苏仪征居住，实现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的愿望。

苏轼这样说，并非敷衍之言。因为，他当时就已经开始在操作了。苏轼先是在金陵城里选址，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选到。在金陵对岸的仪真，苏轼专门为求田问舍之事盘桓了许多天。所有这些，苏轼给王安石的信中都有记述，可见他是真想以王安石为邻的。

再看苏轼在信中的措辞：“某游门下久矣，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在这里，苏轼同样表达的是见到王安石的惊喜与庆幸之情。

而且，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说自己游门下矣，虽然还没直说自己是王安石的门下，但也只差一点了。门下就是学生，不是通常的客套话，内含着愿为所用的意思。与此可相印证的是苏轼和诗。

王安石在《北山》一诗中写道：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苏轼和《北山》诗道：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这就是说，他们的合作来得太晚了。经过十年的磨砺，苏轼看问题更全面，更成熟。而王安石的处事方式更老辣，更洞明。于是，两个人的意见便大体上趋于一致了：新法无错，错在用人。岁月使人成熟，检讨自己比原谅别人来的更难。我们要不断修正自己，搞好团结，才能更快更好的学习和工作。

唉，事情总是在它无可挽回的时候，才发现它的珍贵。呜呼，哀哉。后来，在王安石去世的时候，苏东坡与司马光等人主张给予褒扬，以励风俗。于是，苏轼在代宋哲宗拟制的诏书中写道：

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知将有非常之大事，其必生希世之异人，遽尔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

呜呼，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

只要对照一下苏轼的《伊尹论》，就可以知道，这种评价原是他给予伊尹、诸葛亮、陆贽一类人物的。也就是说，50岁以后的苏轼，是把王安石看成诸葛亮、伊尹之流历史伟人来看待的，足可见苏轼对王安石的推崇。

苏东坡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称颂备至，对其变法事业却数语带过，正反映了苏东坡的一贯态度。对事不对人，说明苏轼立场的坚定、为人的宽厚，具有大家风范。

在金陵，苏轼一家还遭遇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那就是朝云生的小儿子苏遁还不到一周岁便死掉了，后来，朝云没再生过孩子。苏遁小名叫幹儿，苏轼曾写过一首《哭斡儿》的诗，里面有这样几句：

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

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

苏遁的夭折，对苏轼打击非常大。他想，如果不是自己四海飘零，这孩子也许不至于死掉。于是，他便想寻求一个安乐窝，想找一个地方长久住下去。

苏轼认为，皇帝可以把他由黄州调离，也同样可以把他调离汝州去居住别处，所以，每到一地他就寻找晚年养老所在。听说苏轼想找一个地方长住下去，不少朋友给他出主意，就连王安石也劝他在金陵买上三亩田，与自己住在一起。

当时，苏轼的好朋友滕元发在湖州任太守，他劝苏轼住在太湖左岸的宜兴。他们想出一个主意，由苏轼在宜兴买田，然后上表神宗请求住在该地，就说农庄是他唯一的谋生本钱。

滕家的一个亲戚在宜兴城外的深山中有一处田庄，他可以将这个田庄转卖给苏家。苏轼接受滕元发的建议，买下这个田庄。随后，托朋友卖掉他父亲在京师留下的住宅。

这年九月，苏轼一个人来到这个新买来的田庄里。这处田庄相当大，每年可产八百担米，足够全家费用。并且，这里紧靠太湖岸边，有山有水，景色宜人；果树生长茂盛，尤其是柑桔的生长更好。

苏轼想起自己在黄州刚刚种下的柑桔树苗，更喜爱这个地方了。于是，情不自禁地说：“让我在这里养老送终，大概也是上天的安排吧。”

这个田庄唯一的缺点，就是住房不太好，所以苏轼想在附近再买上一套住宅。于是，他朋友邵民瞻出外寻找，在一条名叫荆溪的小河旁，找到了一栋古老的房子。

主人索价很高，苏轼作诗文非常在行，但买卖东西却并不在行，他如数付了房价，花五百缗买下来，现款几乎全部花光了。在别人看来，他似乎有点傻，但他却很满意。

随后，他打算回来带眷属搬进新居。有一天，他和邵民瞻月夜到村中散步，经过一栋房子，听到有女人的哭声。苏轼和邵民瞻敲门进去，就见一个老太太在屋角哭泣。

两人问她怎么回事，老太太说：“我有一栋祖传的老房子，已经一百多年了。可是，最近逆子不肖，把它卖给别人，我只好搬出一辈子相守的老宅。我哭的就是这件事。”

细问之下，苏轼发现，老太太说的竟是自己花五百缗买来的房子。于是，他拿出卖契，当着老太太的面烧掉了。第二天，苏轼把老太太儿子叫来，要他让老母搬回故屋，没有逼他退钱。

老太太的儿子是把钱用来还债，还是有别的原因不能还钱，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就这样，苏轼两手空空回到城里，房子没买成，钱又少了五百缗，他也顾不得许多了。

由常州回来，这年十月，苏轼上表给神宗，请求住在该区。不过没有批准之前，他得向指定居住地进发。汝州在京师西面，从常州到汝州，要走五百里左右。

苏轼带一大家人向京师走，慢慢行进，希望表状获准，他就不必来回花路费了。可是，左等右等，也不见朝廷的音讯，他只好勉强挨到京师。这期间，照他的诗篇看来，由于没有现款，全家人连饭都吃不饱。

这年年底，一家人来到泗州淮河边，他给朋友的诗至少有三首提到饥饿。有一首自比为饥鼠，整夜啃咬东西。泗州在洪泽湖的边上，太守刘仲达是苏轼的老朋友。故友重逢，真有说不出的亲热。太守送东西到船上，孩子们哭声震天，一家人似乎走不动了。

苏轼决定再度上表，并且在南都张方平家中小住，等皇帝的回音。第二封信是在泗州写的，部分内容如下：

但以禄廪久空，衣食不继。累重道远，不免舟行。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病重，一子丧亡。今虽已至泗州，而赀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与其强顾忍耻，干求于众人，不若归命投诚，控告于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

刘太守留苏轼一家在泗州过年，他便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泗州是当时的军事要地，泗州南山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从城里到南山，要通过一座大桥，这座大桥每到夜晚便禁止通行，偷渡的人要判处两年徒刑。

一家大小的食宿暂时解决后，这一对老朋友忽然异想天开，要在除夕之夜去南山游玩。于是，刘太守便不顾这条禁令，和苏轼一起，渡桥往南山去了。

南山果然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去处。特别是在除夕的夜晚，在山顶看着泅州城的万家灯火，别有一番情趣。回来后，苏东坡写了一首词为记，其中有一句说：“长桥上灯火闹，使君还。”

刘仲达是一个简朴、诚实的山东人。第二天，他读到苏东坡的诗，吓得心都快跳出来了。他赶忙上船找到苏东坡说：“我刚读到你的诗，问题太严重了！你闻名全国，这首诗一定会传到朝中。普通老百姓晚上过桥要罚两年的苦役。太守犯法只会更重。我求你千万别让其他人读到这首诗。”

苏轼懊悔不已，笑着说说：“老天爷！我一开口便是罪，岂在苦役二年以下。”

上了第二次《乞常州居住表》之后，苏轼一家于正月初四上船沿淮河继续往汝州进发。船驶得更慢了，一个多月后才到了南都。张方平老年在这里居住，苏轼一家便停下了，继续等待皇帝的诏命。

苏轼一家暂住在张方平家时，遇到一件叫人感慨的事。主人设宴款待他，席间苏轼认出张方平儿子的侍妾，就是前黄州太守的宠妾。她叫胜之，太守当初最宠爱她。太守是苏东坡的好友，不久前不幸亡故，她只好改嫁到张方平家。

东坡看着这位佳丽风姿不减当年，在席间谈笑风声，心中不免感慨万千，想人生变幻无常，想起他的许多故友，不禁眼睛润湿，喉咙哽咽。

胜之觉得苏东坡如此善感，却不解其中酸涩滋味，只觉得很有趣，忍不住笑出来，转头又向他人说话闲聊去了。苏东坡觉得很不愉快，事后曾劝告朋友，能不纳妾便不纳妾，否则黄州太守的宠妾胜之就是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