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举成名行事低调

仁宗嘉佑元年，47岁的苏洵带着20岁的长子苏轼和17岁的苏辙，从陆路经益州，即现在天的成都，越剑门，过陕西入河南，到当时的汴京，即现在开封去参加科举考试。

父子三人路过成都的时候，苏洵把自己写的文章选出《心术》《远虑》等22篇，拜见成都的张方平。张方平读了他的文章，非常欣赏，立即表示愿意留他在成都担任州学教席。

苏洵的目的不是为了谋个书院教席的位置，于是他婉转地说明了自己的意愿。张方平也觉得把他留下来是大材小用，便写了一封长信，把他推荐给京都大学者欧阳修。

五月间，父子三人抵达京城，借宿在一所佛寺里，等待秋天的考期。当时的考试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初试，在秋天由礼部主持，称为“秋闱”。初试得中的人，参加第二年春天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称为“春闱”。殿试得中，便可由平民百姓一跃而成为官吏了。

苏轼和苏辙兄弟俩，很顺利地通过了礼部的初试。一时间，父子三人无事可做，他们就在京城里参观游览，与京城名流交往。苏洵也把自己的文章给欧阳修看。

欧阳修读了苏洵的文章，很为欣赏，特地把他介绍给枢密使韩琦，还引见给其他官员。不过，苏洵不善于应酬，无论到哪里，看起来都是冷冷淡淡的，所以没有给人留下好的印象。

在京城住了几个月之后，嘉佑二年春天，苏轼兄弟参加了礼部考试，主考官是欧阳修。

当时，朝廷有一套严防贿赂或循私的制度。第一，应考人必须半夜起床，天亮就到皇宫，自备冷饭干粮。考试的时候，他们分别被关在隔开的小屋里，有宫中卫士看守，要到考完才能出来。第二，应考人的试卷都由书记重抄一遍，再交给考官，以免主考官看出笔迹。重抄的卷子不写姓名，另记在档案里。第三、考官入禁宫中，不准和外面的人接触，通常从一月底关到三月初，把试卷批好呈给皇帝看。第四、应考人先考历史或策论，第二回再考古文，待成绩揭晓，得中的人必须在皇帝监督下考诗赋和策问。

当时科举应试的文章中，割裂文辞、追求怪异的流弊占了上风，主考官欧阳修正思考用怎样的方法来挽救文风，看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十分惊喜，想把这位考生选为第一名，可他怀疑这文章是他的门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他把文章放在第二名。后来，苏轼又凭《春秋》对策得中第一，殿试他中了乙科。

嘉佑二年四月十四日，年方20的苏轼被点为进士，这次考试共录取了380人，苏轼的弟弟苏辙也考中了，并且名列前茅。得到这个荣誉，表示苏氏兄弟变成一流学者了。

按照惯例，考试结束后，苏轼写了名帖去拜见欧阳修，感激他的知遇之恩。欧阳修对同事梅尧臣说：“读了苏轼的信，我欢喜之极，我看我可以退隐了，以便给这个青年人出人头地的机会。”

要知道，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权威，他的一句褒贬就可以造就或毁灭一个读书人。欧阳修这句话一出，京师一片哗然，大多数人都表示不服。不过，慢慢地，他们都信服了。

据说，欧阳修还曾对儿子说过：“记住我的话，30年后没有人会再谈起我了。”后来，他的这个预言果然不幸言中，苏轼死后十年没有人提欧阳修，人人都在谈论苏轼，偷读他被禁的作品。

会见之后，欧阳修又介绍苏轼去拜见宰相文彦博、富弼等人。欧阳修作为一个前辈，对年轻人的奖掖提拔不遗余力，多次宣扬这个年轻人的文才。

在这样强有力的举荐下，文坛和仕途都开始接纳苏轼兄弟，京城的显贵名臣都乐于和他们结交，一时间，苏轼沉浸在无限憧憬的喜悦中。

就在这个时候，苏轼兄弟接到了他们母亲去世了的消息，这样一来，他们必须回家守丧。古代的官制里有一种说法叫做丁忧。所谓“丁忧”，是指官员的直系长辈去世以后，他必须暂时辞去官职，在家守孝三年，然后才能再出来做官，哪怕是当朝宰相，也不能例外。

苏轼的姐姐几年前就死了，家里的男人都出去应考，母亲和两个媳妇留在家中，她临死前还没有听到京师的好消息。

待父子三人匆匆赶回四川老家，看到的是一派破败荒凉的景象。父子三人虽然离家只有一年多，但由于家中没有成年男子支撑，加上程氏的一直卧病，所以有些屋舍都倒塌了，围墙也破败不堪，就像逃亡的人家一样。

苏洵父子怀着悲痛的心情，将程氏安葬在眉山县安镇乡可龙里老翁泉旁边。后来，苏洵和苏轼的妻子王弗等人死后也都葬在这里，这里就是人们常说的苏坟。

苏轼在眉山老家守孝期间，镇守成都的是龙图阁学士王素。苏轼曾去拜访他，并写了《上王龙图书》。在书信中，苏轼提出了蓄兵、赋民等问题，表现了他对民间疾苦的关心。

苏轼对王素说，成都百姓对他抱了很大的希望，如果他能够体察民情，体量民心，治理好成都，使百姓安居乐业，成都百姓一定会对他感恩不尽。

此外，苏轼还经常往来于眉山、青神之间，拜亲访友。青神也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地方，这里有清溪深池，山岭上还有佛寺，苏轼经常同岳父家的亲戚、朋友一起去游玩。

这期间，苏轼还遇见了小时候的好友宋君用。宋君用家里原来很有钱，慷慨大方，挥金如土。后来，他的家产很快被他挥霍尽了，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苏轼劝宋君用不要沉沦下去，不妨考虑到京城去谋出路。他写诗勉励宋君用说：“溪鱼受困都知道远游大海，更何况你这样的豪士呢？”

嘉祐四年十一月，苏轼兄弟服丧期满，苏洵又带着他们兄弟及两个儿媳妇一同入京。这次和前一次自然不同，父子三人已是文名大振，前途一片光明，于是决定全家迁往京城。

他们乘船沿岷江、长江而下，出三峡，从江陵登陆北上，于第二年二月到达京城。

一路上，他们饱览了长江三峡的壮丽景色，以及沿途秀美的山川、迤逦的风光，还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凭吊了屈原塔、昭君村。

在途经湖北襄阳时，他们还去拜谒了诸葛亮的故居隆中。一路上，父子三人写了很多诗文，到京城后汇集成《南行集》。

苏轼在《南行前集叙》中强调说，文贵自然，不要为作文而作文，一定要到了胸中有话，不吐不快，即到了“不能自己”的程度，才能写出好文章。

到了京城之后，他们买了一栋房子，附近有花园，房子周围有高大的老槐树和柳树，十分幽静，特别适合文人雅士居住。一切安顿好之后，父子三人便恭候朝廷的任命了。

不久，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即现在南伊主簿。主簿是帮助知县处理文书，办理具体事务的九品官。按理说，苏轼也算是踏入仕途了，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但是，苏轼上表谢辞了，没有去上任。

欧阳修感觉到很奇怪，问苏轼为什么不去赴任。苏轼说：“我伯父苏涣曾经教导我，做官就像作文一样，得到题目后，要考虑成熟后下笔，这样才能写出好文章。现在蒙皇上大恩，授予我主簿的职位。这个职位官职小，事务杂，难度很大，我觉得无从下手，难以施展，所以推辞了。”这表明，苏轼年轻的时候，做事就很稳重，也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们做事要选自己能做，并能做好的事做，这样才能早出快出成果。

欧阳修赞叹说：“好，有志气。那我推荐你参加秘阁的制科考试如何？”苏东坡十分高兴，赶紧拜谢了欧阳修。

不久，苏轼兄弟又通过了两次考试，一次考京师各部的任务，另一次更重要，即制策考试，需要公开评议朝政。两兄弟在欧阳修推荐下报了名，通过考试，苏轼的制策列入三等。

要知道，从宋初以来，制策能列入三等的只有两人，苏轼即是其一，另一个人是吴育。仁宗看过苏轼兄弟的文章后，回到后宫，高兴地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做宰相的人才。”

仁宗这样说，不是没有原因的。当时，欧阳修老了，韩琦老了，范仲淹也已经过世，正所谓青黄不接，朝中无人啦！但是，终其一生，苏轼也没有做过宰相，他大部分的从政热情都被激烈的党争消耗殆尽。当然，这都是后话，这里暂且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