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德政造福杭州

转眼间，苏轼已经回京三年。苏轼逃避政治，政治却在追逐他。从元祐元年十二月中到元祐二年一月十一日，朝廷收到四五篇弹劾苏轼的状子。一月十二日，太后命朝臣不要再进言。弹劾人不服，于次日又上表论奏。苏轼不想答辩，却四度上表请求离京。

一月十六日，太后在朝臣面前为苏轼辩护，甚至有意于处罚弹劾苏轼的人。这时，苏轼决定不求外放，要为这件事争斗到底。

一月十七日，他写了一封2000字的长信给皇帝，阐明立场，指责政客小人。他说：“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其曲直，下亦否之”，这样对国家并没有好处。君主和大臣应该互相提供意见。

然后，他举出他和司马光对征兵问题的异议，他们看法不同，却尊重彼此的意见。现在司马光去世，这批人遵行他的政策，一心只想顺从君主。事实上，他认为司马光并不要求别人永远顺从他的意见，太后也不希望大家唯命是从。

最后朝廷在二十三日下令苏轼留任原职。二十七日，弹劾苏轼的官吏被赦免。苏轼进退两难。太后支持他，政敌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丢尽面子，他只好留任原职。为了报答太后的鸿恩，他决心更坦白、更直率，提出别人不敢说的意见。

此后的两年中，苏轼上交了不少策论和表状，争取能解决一些问题。议论发表得越多，他的反对派们自然越忌恨他，苏轼如同置身蛇窝之中。一再请求之下，元祐四年三月十一日，苏轼终于如愿以偿，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领兵浙西。浙西太守可以管辖六区，包括现在的江苏。

临行前，83岁的老臣文彦博特地来送他，劝他不要乱写诗。苏轼已经跨在马上，他大笑说：“一大堆人正等着要替我做注解的人，我若不写诗，许多人就会没饭吃了！”

元祐四年七月，苏轼抵达杭州，担任浙西钤辖兼杭州太守，时年54岁。他的弟弟苏辙由户部侍郎升任吏部尚书，封翰林学士，那年冬天苏辙出使契丹，历时四个月。

苏轼一到杭州便遇到了一起聚众闹事的事件。杭州盛产绢绸，国家每年要收取绢绸税。当时，杭州百姓交给国家的绢绸都是坏绢，苏轼命令收税的官吏拒绝接受这些坏绢。

这样一来，就引起了一场骚动，有数百人聚集到太守衙门外闹事。苏轼下令逮捕了为首的颜章、颜益二人，闹事的才逐渐散去。经过调查，这二人本是当地第一等豪富之家的子弟，他们根本不是交不起租税，而是有意地在寻衅闹事。苏轼立即把他们判了徒刑。

有些百姓原本就不想交坏绢给政府，只是由于颜家兄弟的胁迫，不得已才那样做，这么一处理，也就没有人再闹事了。

苏轼安顿下来后，第一件事是着手整顿州学。当时，杭州州学有学生二百多人，但学粮常常不足。前任知州熊本曾上书朝廷，建议将废罢的书版，赐给州学，由州学印书卖钱，作为学粮的经济来源。或将废罢的书版卖给州学，由州学印书卖钱，限十年还钱。

因为朝廷觉得这批书版的成本太高，既不愿意卖，也不愿意送，所以，州学学粮的经济来源一直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苏轼到任后，限五州学负责人进行调查研究，并算了一笔细帐。实际上，原来造书版时，用掉1951贯499文，在此以前已得到净利1889贯957文。如果把这些书版赐给州学，“只是实破官本61贯512文。于是，他立即上书朝廷，说明情况，请求朝廷将这些书版賜给州学，朝廷这才爽快地答应了。苏轼非常注重调查研究。我们做事也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苏轼到杭州这一年，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春天大水，早稻没有种上，五六月间水退以后，种的晚稻又遭旱灾。这一带是水乡，早稻，晚稻都没收成，明年百姓可怎么过日子呢？如果明年再闹灾荒，又该怎么办呢？得有个比较长远的打算才行。

于是，苏轼向朝廷呈了一份《乞赈浙东七州状》，要求朝廷宽减这一年杭州地区的上贡米，结果朝廷决定宽减三分之一，另拨上贡米20万石用来赈济灾荒。这一来，苏轼就有了应对灾情的资本了。

第二年头季，风调雨顺，早稻长势喜人。许多官员不认真考虑百姓的生计，按照官场的惯例，纷纷要求向朝廷报喜邀功，苏轼极力反对。

苏轼说：“收获季节未到，能不能丰收尚不可知。去年发生了灾荒，就好像是一个人得了病。如果今年再有灾荒，就像旧病复发了，这也没什么不可能的，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果然，这一年的年景又被苏轼言中了。五六月份，浙西一带山区陡降大雨，洪水把将要成熟的水稻冲了个一干二净。

苏轼又向皇帝呈请减缓上缴贡米，并把仓库的存米尽量拿出来救灾，总算度过了难关。同时，苏轼还将朝廷批下来了一笔官署修缮费，暂时揶用来救济灾民。第二年饥荒，整个辖区竟然没有饿死一个人。

那时候，杭州周边的医疗条件很差，伴随着灾荒往往要流行一次疾疫。杭州有人口50万，却连一家公立医院都没有，钱塘江口是海陆要冲，这里游人荟集，很容易传染瘟疫。

苏轼对此也有预防。当时，有几种药方相当灵验，苏轼令人用大字抄下药方，以布告方式贴在人口稠密的地方，以便让普通百姓也都知道。与此同时，他从自己的俸禄中捐献出50两黄金，又拔出部分公款，办了一个病坊，即类似今日的医院，叫做安乐坊。

安乐坊设在杭州城中心的众安桥，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公立医院，这个医院收纳贫困无钱就医的病人。据有关记载，苏轼在任期间，这里前后共医好一千多个病人。以后这个医院搬到西湖边，改名安济坊。苏轼离任以后，这里还继续给杭州百姓看病。

抗灾赈灾的同时，苏轼又开始疏浚杭州运河。杭州城内的运河与钱塘江贯通，每次涨潮，都要带来不少泥沙，所以每隔三五年就要疏浚一次。每次疏浚运河，总要给杭州市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官府让市民缴纳疏浚工费不说，有些贪官污吏还借此机会敲诈百姓。他们故意放出话来，说是要把挖出来的污泥放在某个人家的门口，那个人家便赶紧向他们行贿，以求舍财免灾。贪官污吏们得到了钱财，便去敲诈另—家。

但污泥总要个堆的地方，因此，行不起贿赂的人家便被它封了门。苏轼听说后，决定根治这种官场恶习。他派人监督，将疏浚出来的淤泥，运到专门的地方堆放，于是，堵住一些心怀鬼胎的污吏的生财之道。

与此同时，苏轼又请了一些专家进行勘查，决定先把江水引向郊区的茅山河，然后再转到城里的运河中来。江水经过茅山河的沉淀，到城里运河时泥沙已经很少了。

此外，苏轼还和专家们商议，在茅山河到钱塘江的入口处，修了一道水闸，江水涨潮时水闸关闭，退潮时打开。这样一来，连茅山河的泥沙也少了很多。

整个工程从这年十月，即苏轼到任三个月后开始，到次年四月完成。疏浚后的运河，水深八尺，城内供水源源不断，客商往来十分便利。沿街生意兴隆，税赋大增，连疏通城内盐桥河计划的费用也省下了。

救灾刚刚进入尾声，苏轼又开始筹划为贫苦百姓减免积欠。多年以来，由于新法本身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加上天灾及一些人为的原因，不少百姓新账压旧账，积欠累累，像泰山一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哲宗皇帝继位后，为了笼络民心，对这些积欠大都下令减免了。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为了自身的私利，往往制造各种借口不予減免。

一些贪官污吏还利用减免积欠的借口，对老百姓进行勒索。这样，朝廷的政策很难施行。如浙西一带因盐铁积欠的共有450户，自元祐元年九月，朝廷下诏减免积欠以来，五年过去了，仅免了23户。这基本上等于没有施行减免政策。为此，苏轼心里十分焦急，他上书朝廷，除要求将这些积欠予以减免外，又要求将酒欠等也予以减免。

苏轼又看到，杭城的行政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官舍陈旧，军营漏雨，军备器械残破不堪，城门楼的屋顶可以望见天空，甚至曾有一栋房子倒塌，还压死过人。这些都是百年以上的建筑，是钱王时代建造立的。前几任太守曾自筑新居，撇下旧房子。为此，苏轼特别向太后上书，要求拨款四万贯重新修筑官舍、城门、楼塔、谷仓等，27处场所。

杭州城的供水系统和运河交通一样重要，18年前，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曾经协助修缮过引水干管。但是，18年后的西湖已经是水草密布，淤泥过膝，湖床不断升高，再加上引水干管大多损坏，杭州市民只能喝到带盐的水，不然就要花钱买湖水，每斗水要一文钱。

苏轼决心尽快解决杭州城的饮水问题。他请教了以前曾监修干管的老和尚，得知干管由大竹筒接成，不能耐久，于是他决定把干管全换成了陶管，上下以石板保护起来。

要接通长达几百米的陶管，由一个水库通向另一个水库，这无疑是一个昂贵的计划，但苏轼没有退缩。身为当地的行政和军事统领，他派了1000名士兵来完成这项工程，一切都办得非常妥贴。

与此同时，苏轼还考虑到，把湖水引入北郊的两个新水库，供应军营用水。完成这两个工程以后，杭州几乎每一个地区都可以用到西湖的清水。

苏轼疏浚茅山、盐桥二河的行动，大大鼓舞了杭州百姓。他们看到苏轼是个热心水利事业，能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好官，于是一百多名父老来到太守衙署，向苏轼请求疏浚西湖。他们说，西湖不仅是杭州的一处美景，而且对于运河航运、饮水、灌溉都大有益处。

苏轼平日里也非常喜爱西湖，他采纳了杭州父老的意见，决定要着手治理西湖的淤塞问题。

杭州置州始于唐朝，当时一位大臣开发西湖，使城中居民有清水可用。18年前，苏轼任杭州通判时，西湖的葑草只占的湖面十分之二三，而18年后，葑草已覆满了半个西湖，严重影响了杭州城的市民饮水，以及周边的农业生产。

元祐五年四月，苏轼上书给朝廷，详述了疏浚西湖的种种好处。五月间，他又上书给尚书、中书各省申请复议这件事。

苏轼的请求获准后，他开始招募几千名劳力和船夫，准备疏浚西湖。可是，安置挖出来的野草和淤泥又成为一个大问题。

一天，苏轼漫步在西湖边上，一边想：挖出的淤泥堆在哪里呢？他忽然看到了西湖上的白堤。白堤，是唐朝时白自居易做杭州太守疏浚西湖修的一条堤。顿时，他灵机一动，有了生意，决定把挖出的泥沙也堆成一条堤。

要知道，当时西湖湖岸房舍密集，有不少富家别墅立在岸边，由南岸步行到北岸，人们必须绕过两里的岸。而长堤是直线，无形中缩短了横跨西湖距离，阔堤又能变成休憩的场所。

淤泥堆放的问题解决了，怎样才能根治困扰西湖的葑草问题呢？苏轼看了看湖边的杂草，又看了看裸露的湖心，终于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原来，杂草是从岸边长起，慢慢向湖心蔓延的。如果能保证岸边不生杂草，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准备工作做好以后，工程正式开始了。苏轼还以钤辖身份，调来了一些士兵参加这个工程。苏轼本人每天都到工地亲自指挥。见太守每天也跟着泡在泥水里，杭州百姓非常感动，干活的热情非常高。

有时工程紧张，苏轼顾不得回家吃饭，仆人便将饭菜送到工地来。一天，送饭的仆人提着食盒到处找不到他，急得出了一身汗，最后在一群正吃饭的民工中找到了。只见苏轼端着一个粗碗，正吃得津津有味呢。

那些没有参加疏浚工程的市民，也非常感激太守，他们把自己的猪杀了，送到工地来慰劳。苏轼也常常把自己的菜饭分给民工们吃。不久，苏轼在黄州发明的“东坡肉”的口碑，也在工地上传开了。

杭州一家大菜馆的老板见人们都称道东坡肉，便私下和厨师商量，把猪肉也照苏轼的做法，作为一道新莱，向食客们推广。他还特地挂出了牌子，上面写了“东坡肉”三个字。

没想到，这道新菜一出，这家菜馆的买卖顿时兴旺起来。顾客从早到晚络绎不绝，每天宰十几头大猪也满足不了供应。

别的莱馆看得眼红，也都学着做起来，一时间，杭州城内大小菜馆，家家都做东坡肉。过了不久，各家莱馆共同商定，就把这道深受大众欢迎的新菜，定成了杭州的第一道名菜。

疏浚工程很快便完工了，人们把新修筑的这条堤叫做苏公堤，这便是后人一直称诵的苏堤。苏公堤靠近西湖的西岸，南北走向。当时修成的时候，宽四五丈，两岸种植了杨柳。堤上修了六道拱桥即映波桥、销澜桥、望仙桥、压堤桥、东浦桥、跨虹桥，九座亭阁即旌德观、先贤堂、湖山堂、三贤堂、施水庵、雪江书堂、新水仙王庙、崇文阁。

虽然，由于时间的推移，这些拱桥和亭阁有所变化或销磨，但时至今日，它们仍然是西湖的胜景之一。

西湖疏浚工程完成以后，苏轼还让附近的农人在靠岸的水面上种些菱角，这样，农人们便自然会把岸边的杂草除掉。这既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同时也保护了湖面不被杂草封闭。另外，每年收获以后，这些农民还可以向官署缴纳些赋税，真是一举三得啊！

不久，苏轼得到报告说，钱塘江中有一浮山，与渔浦诸山相望，犬牙交错，妨碍航行。有时江潮一来，潮水与山相撞，势如雷霆。船行这里非常危险，每年吞没不少过往船只。

苏轼又向朝廷建议，在浙江上游的石门，从新开凿一条运河，以避浮山之险。当地百姓听说这一消息后都拍手称快，只可惜遭到朝廷中政敌的竭力阻挠终未实现。

后来，苏轼只好在《相视新河次张秉道韵》中记下这件事，作为纪念：

我凿西湖还旧观，一眼已尽西南碧；

又将回夺浮山险，千艘夜下无南北。

正是由于苏轼为杭州人民做了大量的好事，人们便把自己太守当作神灵看待，杭州城不少百姓家里供着苏轼的像，每天向他膜拜。百姓们还自发地议决，把苏堤上九座亭阁中的一座立做他的生祠，挂了他的画像，以追思他的功劳。

后来，苏轼在安徽阜阳任职的时候，又试行了几道更大的计划，准备开发江苏运河系统，即在苏州城外施行拖船驳运计划；此外，他还准备开发阜阳西湖，阜阳西湖与杭州西湖异曲同工。哟与任职时间较短，有些计划没有实现，但是他所留下的详实勘探和设计图，证明他具有工程方面的才干。

就这样，苏轼运用太后的赏识，埋头苦干，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完成了公共健康系统、供水系统、疏通盐道、重整西湖、平抑粮价，并且不顾邻近州县官署的漠视，一个人热心赈灾。

救了灾，治了水，杭州出现了一片升平景象。更妙的是，救灾和治水工作同时进行，即所谓“以工代赈”。也就是说，官府拿出粮食赈济穷苦百姓，百姓吃饱肚子后，投入治水工程中去。这充分显示了苏轼治理地方的才干和关心百姓疾苦的品德。

太守官署在杭州城中心，但苏轼经常在葛岭寿星院一栋幽静的小屋内办公，他在寒碧轩或雨奇轩内看公文，雨奇轩因他的西湖诗中“山色空濛雨亦奇”一句而得名。

有些时候，他会去离城十余里的高山上办公，他叫随员带着旗帜和雨具走钱塘门，自己和一两个保镖乘船由涌金门穿过湖泊向西走，在普安寺用餐后，带几个文书到冷泉亭，一边谈笑一边完成当天的工作，批决公文“落笔如风雨”，办完事和僚属喝一杯，傍晚再骑马回家。

杭州百姓非常爱戴苏太守，常常对他的逸闻趣事津津乐道。最为人们所乐道的是，苏太守他断案与众不同，对于因生活所迫而犯事的人，不光不治罪，还设法给以帮助。

话说有一天，有两个人到苏太守这里打官司。被告是个年轻人，以卖扇子为生。他借了人家的钱，迟迟不归还，人家把他拉来见太守了。

苏轼问被告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下公理嘛。你欠债不还，怎么可以？”

被告说：“大人，不是我故意不还他钱啊。去年我父亲死了，安葬费也是借的，就欠下一些债务。今年的天又连连下雨，天气不太热，大家都不需要买扇子，我的生意难做。大人您看，我是实在还不起啊。”

苏轼沉吟了一下，对原告说：“我看他确实有实际困难，并非有意赖债，你还是宽限他些时间吧。”

原告顿时急了，说：“大人，想当初，我既然借钱给他，说明我们两个还有些交情，我岂能为逼债而得罪人？实在是我等着用钱，要不然何至于到大人这里打官司？”

苏轼沉吟道：“嗯，你说的也入情入理。”于是，苏轼转向被告说：“你卖的是什么扇子？”

被告说：“是绢制团扇。是素扇还是绘扇？”被告说：“有的画些花鸟虫鱼，有的什么也没画。”苏轼说：“都有些什么颜色呢？”被告说：“有鹅黄的，有蛋青，有翠绿，有粉红，还有白色的。”

苏轼又问：“你欠人家多少钱？”被告说：“除了他的十千钱外，还欠两家，一家是五千钱，一家是两千钱。”

苏轼说：“你赶快回家，拿20把白色素团扇，我来帮你卖了还债。”被告吃了一惊，说：“20把？一把扇子顶多只能卖15个钱，20把扇子不过卖三百钱，怎么够呢？”

苏轼笑着说：“我说够就够，快去吧。”

那年轻人满腹疑虑去了，原告还在一旁等着。不一会儿，20把白绢扇抱来了。苏太守就用判案的笔在扇子上画起来。他画的是草木竹石，旁边还配合有草书题字，没多大功夫，20把团扇全部画完。

苏轼当即交给那年轻人，说：“来，拿出去卖吧，一千钱一把。”见太守这般说，原告和被告都惊呆了。

早有好事者报出信去，说太守在要为穷卖扇子的画扇面儿促销。那些富家子弟、文人墨客，以及喜爱书画的人早就等在外面了。

年轻人刚一出来，20把扇子顿时被抢购一空。那人还了债，还剩下两千钱。于是，他又返回去，对太守说：“大人，还剩下两千钱，给您。”

苏轼哈哈大笑说：“年轻人，本太守的俸禄够用了，还没有穷到画扇面儿过家的地步，钱你留用着吧。”于是，那年轻人千恩万谢地走了。

还有一次，一个负责税收的官员押来一个逃税的人。这人真是异想天开，带了三百匹阳纱，为了逃避纳税，竟冒充是苏轼捎给弟弟苏辙的东西，上面注明收件人是京城竹竿巷苏子由，下面的寄件人署名是苏东坡。但是，苏东坡的字体谁人不知，谁人不晓，那岂是能冒充得来的？于是，这人便被抓获了。

苏轼问：“你是干什么的？何事打本府经过？”这人答道：“小人本是南剑州人，名叫吴味道，准备进京应试。”剑州即现在福建南平。

苏太守看了看他，说：“进京应试？你也有五十多岁了吧？”吴味道说：“小人是有五十多了。因学问不济，屡试不中，惭愧得很。目下想再去试这最后的一次，如果仍然考不中，就死了这份心了。”

苏轼指了指那大包袱说：“这又是回事呢？”

吴味道红着脸说：“唉，这让人怎么说呢。我家穷，京城又远，来回的盘费置措不起，靠亲友们的帮助，勉强凑集了一百千钱。如果能金榜题名，这一百千钱也够用了；如果名落孙山，回来的路费就没有着落。人穷生智嘛，于是，我就想了个笨办法，买了三百匹阳纱，准备捎带到京卖了以后，会赚一些钱，这样回来的路费也就有了。”

苏轼说：“这也罢了。但是，为什么要冒他人之名呢？”吴味道说：“大人！您想啊，我要注明是货物，那到每一个地方都要被抽税的。抽来抽去，待到京师的时候，不仅赚不了钱，恐怕连本，也保不住呢。”

到这里，那个税官可发脾气了，喝道：“一派胡言！”吴味道便惶恐地低下了头。苏太守看了看那个税吏，又看了看吴味道，然后对税吏说：“你很负责任，应该受到奖励，你先回去吧，这事等我问明白了再处理。”

于是，那个税吏便告退了。等税吏走后，苏轼对吴味道说：“你不要怕。你把话说清楚，我会从轻处罚你的。”

吴味道见太守说话和气，便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来了：“我就想啊，如今普天之下真正有心爱护读书人的，就是你们苏家兄弟了，所以才大着胆子冒你们的大名。即使出了事，想您也会原谅的。现在果然出事了，那就听凭您处理吧。”

苏轼笑了笑，说：“是要处理的。”说着，他站了起来，用手撕掉了原来的封签，又用断案的那支笔写了两张新的封签贴了上去。新签上的收件人地址和姓名以及发件人的姓名，都与原来的封签一模一样。这一来，可真把吴味道惊呆了。

苏轼看着他吃惊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说：“老兄，这回就是被当今圣上捉住了，你也不必害怕了。”

一时间，吴味道不知如何是好，只是讷讷地说：“这个，这个，不好吧，不好吧。”

苏轼哈哈大笑，说道：“吴学究啊，你别客套了。去吧，考上了以后，可不要忘了来探望望我苏某人哟。”

就这样，假封签换成了真封签，吴味道果然一路平安地到了京城。第二年春天开选，吴味道一举得中。事后后，他专程来杭州答谢苏轼，苏轼款待了他好几天，从此两人成了好朋友。

此外，苏太守提携后学的故事，也广为杭州百姓传诵。话说，当时苏轼手下有一个叫毛滂的小吏，是衢州，即现在浙江衢县人。他早年科举失意，于是寄情笔墨，写了不少诗词。虽有才华，又在苏轼治下做官，但未被发现。

毛滂因怀才不遇，经常借酒浇愁，寄情于青楼酒馆。他结识了一个叫琼芳的歌妓，两人一唱一和，珠联璧合，情投意合。

一天，毛滂告诉琼芳说：“我三年法曹任期已满。看来，新来的苏太守没有继续任用我的意思，我只好辞官回家了，现在特来告别。”

二人恋恋不舍。琼芳劝毛滂不要走，可是毛滂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几任太守都不赏识自己，于是执意要回家另谋生路。

临行前，琼芳恳请毛滂为她填词一首作纪念，毛滂答应了琼芳的恳求，连夜为他填好了词。次日一早，毛滂离开杭州上路，琼芳一直把他送到富阳的一座寺庙前，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几天后，苏轼在湖滨宴请宾客，酒席间有几名歌妓助兴。琼芳也来了，并在席间演唱了一首《惜分飞》：

泪湿阑干花着露，愁到眉峰碧聚。此恨平分取，更无言空相觑，断雨残云无意绪，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处，断魂分付潮回去。

苏轼听罢，感到词写得情真意切，语尽而情不尽，酷似秦少游之作，绝不是等闲之辈所能写得出的。于是问琼芳说：“你的唱词出自何人之手？”

琼芳起初有些吱唔，最后，还是如实相告：“这首词不是什么大人物所作，乃是前日刚刚辞官的法曹毛滂所作。他临行时送奴的。”

苏轼听说后，连声说：“惭愧，惭愧。本府僚属中竟有如此才华出众的词人，我竟然一点也不知道。是我失察呀，是我失察呀。”

于是苏轼当即行文，令公差将毛滂追回来。毛滂回来后，苏轼向他表示歉意，并为他接风洗尘。从此以后，两人成为词坛挚友，经常有诗文往来唱和。一时间，毛滂文名大震。

毛滂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法曹，一举成为名闻天下的词人。其中，有个人勤奋努力的因素，同时也因为有苏轼这样的伯乐才未被埋没。后来，在苏轼的举荐下，毛滂先后做了武康即现在浙江吴兴县令，嘉禾，即现在浙江嘉兴太守，并且深得哲宗皇帝的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