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江湖心忧天下

苏轼在贬官黄州期间，常常裹着粗布头巾，穿着草鞋，和农夫野老在田间村头谈天说地，因此对民间疾苦有了更加真切的了解，并通过写诗将它反映了出来。

特别是在《鱼蛮子》二诗中，苏轼详尽地描述了渔民的悲惨境遇：

江淮水为田，舟楫为室居。

鱼虾以为粮，不耕自有余。

异哉鱼蛮子，本非左衽徒。

连排入江住，竹瓦三尺庐。

于焉长子孙，戚施且侏儒。

擘水取鲂鲤，易如拾诸途。

破釜不著盐，雪鳞芼青蔬。

一饱便甘寝，何异獭与狙。

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

不如鱼蛮子，驾浪浮空虚。

空虚未可知，会当算舟车。

蛮子叩头泣，勿语桑大夫。

鱼蛮子以水为田，以舟为屋，以鱼为粮。他们并不是蛮子，只是长得丑陋而又矮小一些而已。鱼蛮子吃苦耐劳，擘水取鱼，易如反掌。

他们家无完物，锅都是破的，连盐都没有吃的，完全靠鱼和蔬菜为生，过着水獭和猴子一样的生活。但比起那些受尽“赋租”之苦的农民来，他们的生活似乎已经算在天堂了。

而鱼蛮子竟能逃脱赋税，这不是地狱中的天堂吗？而鱼蛮子担心这种天堂生活的失去，怕鱼舟也要征赋，因此才反覆哀求苏轼，不要把他们的情况告诉那些逐利大臣。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图画啊！

由于赋税繁重，加上连年灾荒，老百姓养不起儿女，当时鄂州一带溺婴现象很严重。父母也不忍心溺其亲生儿女，往往含着眼泪，紧闭双目，背过身子，把婴儿捺入盆中，只听见哇哇啼叫，挣扎很久才死去。这使苏东坡深感痛心。

苏东坡为了挽救这些新生婴孩的生命，拿出自己不多的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读书人担任会长。救儿会向富人捐钱，请每年捐助十缗，多捐随意，用此钱买米，买布，买棉被，为救助婴孩之费用。无论何时何地，苏轼总是在关心民间疾苦。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多献爱心，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苏轼还派人到各乡村调查贫苦的孕妇，她们若应允养育婴儿，则赠予金钱、食物、衣裳。这么一来，就解除了很多贫苦家庭抚养孩子的后顾之忧。苏东坡说，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而他每年也捐出十缗钱来。

经过乌台诗案的创伤，苏东坡没有以前那种求轰动效应的心态了。现在他即便是写诗作文，也不再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容易遭人嫉妒，反倒使自己受害。他要学会韬光养晦，在沉默中有所作为。到黄州的他彻底觉悟了，与以前的苏轼判若两人。

谪居黄州的苏轼，因为看到国家正操纵在一群小人手中，他更加忧心国家的命运，总是想尽办法打听着从京城里的消息。

黄州是一个非常偏僻荒凉的地方，为了打听朝廷方面的消息，他与旧党的故交如滕元发、王巩等不断通信，也与新党人物章淳、李琮等保持着一些交往。

这期间，苏轼作《代滕甫论西夏书》言边事，又有《答李镣书》为朝廷对西南夷用兵而设谋划策，且作《代李琮论京东盗贼状》等，这些政治上的作为，表明他依然关心政事，依然忧国、忧民、忧君。

王巩是故相王旦的孙子，亲旧满朝，消息灵通。他本人虽被苏东坡的诗案所连累，远贬南方，但侄子王震却在神宗身边预闻机要，很了解神宗的思想动态。

于是，苏轼就利用王巩这条渠道，以得到神宗的一些思想动向，对神宗这一时期的政治作为有了整体把握。

这期间神宗多次准备起用苏轼，但遭到了宰相王畦的阻难。王畦是个几乎没有什么政见的人，他阻止司马光、苏东坡入朝，未必因为他赞同新党的主张，只是为了保住禄位，不欲局面有所变动罢了。

但他的这分心思，被新党的蔡确看穿，加以利用，诱哄他去劝导神宗用兵西夏。如此战事一起，神宗调和两党的计划必被延搁，则王畦的相位可保。

在王畦等人的安排下，宋神宗效法唐太宗威震四夷的梦想，便被付诸实施。于是，朝廷两次集合军队大举进攻西夏，结果两次大溃，丧师几十万，损失不可胜数。

神宗的强国梦终于破产，不得不与西夏讲和。打这以后，他常常昼夜不得安寝，无缘无故痛哭流涕。又常常悔悟往事，准备起用司马光、吕公著辅佐太子，但还没有来的及实施，便英年早逝。当然，这都是后话，暂且不表。

苏东坡从通信中，看到神宗皇帝对自己的态度，更看到了朝中奸佞小人为保住权位，唆使神宗对西夏用兵，结果导致了国家在军事上的惨败。这使苏东坡的心更加沉重。

元丰五年春天，神宗皇帝听到一个坏的消息：苏轼和曾巩这两位大文豪同时去世了。于是，他便连忙召见苏轼的一位亲戚想问个明白。

这个人回话说，他也听说了这个噩耗，但不知道是否确切。问话时，正当午膳，神宗难过得吃不下饭，只说了一句：“才难，才难。”

当时苏轼的身体确实不太好，眼睛得了很严重的疾病，几乎要失明了。他闭门在家休养，也不和朋友见面。没想到民间竟然流传起东坡先生被玉帝召往天庭这样的谣言，连范镇都特意派人到黄州来问，苏轼也是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