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踏实地为民解忧

凤翔一带的自然条较很差，庄稼经常收成不好，百姓生活很艰难。—旦遇到灾荒，多少家庭只能人卖儿卖女，吃树皮草根度日。看到这些，他心里非常焦急。

嘉佑七年春天，从二月开始，竟连一滴雨都没下。当时，正是小麦苗拔节生长的时节，遇上这么严重的春旱，当年很可能就颗粒无收了，苏轼为此忧心如焚。

一连几天，苏轼都在麦田巡察，同百姓抗旱保苗。歇息的时候，他和几个农民围坐在地头，商量对策。一位老人告诉他说：“听人说，在唐朝的时候，太白山神曾经被封为神应公。而到宋朝以后，不知什么原因却被改封为济民侯了，无缘无故地被降了一等。大概太白山神生气了，所以惩罚我们吧？”

苏轼听了之后，马上找来有关的典籍和地方志查看，果然是这样，和老人说的一点不差。于是，他立即代知府向仁宗写了一篇奏折，请求恢复太白山原来的封爵。

同时，他又派了一名特使去通知太山神，那位特使临去时，苏轼还特意交待，回来时，一定要带一盆太白山顶池塘里的龙水。

三月十九日，苏东坡和风翔知府等人斋戒沐浴，一起去城外迎接龙水。消息传开后，老百姓都从四面八方赶来，如同赶闹市一般。

说来真是凑巧，这一天下午真的风云突变，下了一场大雨。两天以后，又接着下了一场大雨。这雨竟一连下了三天，使干裂的土地喝了个饱，枯萎的麦苗也重又焕发了生机。

这一下可热闹了，大家见面，一开口就谈论这件事，对苏轼更是赞不绝口。苏轼非常高兴，为了纪念，他将官舍后面的亭子命名为“喜雨亭”，还写了一篇碑记。

后来，苏轼在其它各地做官时，多次带领百姓去求雨，他每次求雨所做的祈文，都收在他的文集里。

苏轼这个人不大会应酬，闲下来，他就到处走一走，参观名胜古迹，看看山水风光。

凤翔府一带是周王朝的发祥地，关中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这里有数不清的名刹道观，留下了无数的古人遗迹。终南山脚下，古老的孔庙，奇画焕彩的开元寺，幽深的秦穆公墓，处处都曾徜徉过苏轼的身影。

这期间，他创作的《凤翔八观》，描述了在凤翔所见的八种历史遗迹。这些诗作，拟事状物，十分生动传神，既讲究辞章的变化，又有深刻的含意，风格雄浑，俨然已有大家气度。

凤翔开元寺大殿九间，后壁有吴道子的佛教系列画，自佛始生、修行、说法至灭度。其间，山林、宫室、人物、禽兽万千种，都画得十分精妙。苏轼所描摹的，就有这幅大壁画上最令人关注的情节，即佛灭度前在两株娑罗树下说法的一幕。这幕场景里，吴道子描绘了众多信徒的神情形貌。

寺中另有王维的画，除简单刻画信徒的清癯面貌，表现他们内心的孤寂，还重点刻画了周边的景物，以竹衬人。王维画的竹子繁枝乱叶却脉络清晰，仿佛在随风摇动，正抓住了竹的特征。观摩这些画，对苏轼后来的画风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不久，宋太守任职期满，离开了凤翔。新任太守官叫做陈公弼。陈公弼是武官出生，当时已经60多岁了，他性情刚直，不苟言笑，对待下属很严厉。有时候他把苏轼找去，老半天也不接见，还总爱改改苏轼写的公文，这让以文字自傲的苏轼感到很憋屈。

嘉佑八年，仁宗皇帝去世，即位的新皇帝是英宗赵曙。修筑皇帝陵寝的木材和竹，都摊派由凤翔府提供，苏轼负责管理运输这些建筑材料。事情牵涉到皇家事务，来不得半点闪失，苏轼又是忙碌又是紧张，疲累而厌倦，一直忙了五个多月，才松了口气。

不久，他又受派前往长安，主持陕西一路的秋试。这一次，苏轼借机好好游玩了一番。这期间，他得以与商洛令章惇相识，两人一见如故，引为知己。他们把臂同游，诗歌唱和，欣喜痛快，相见很晚。

有一次两人一起旅行，到了黑水谷，那里有一条深涧。深涧两侧绝壁万仞，道路断绝，下边湍流翻滚，只有一条横木为桥。章惇要苏轼走过去，到那边的悬崖上题词。

苏轼两腿发软，不敢过。章惇说：“好吧，看我的。”便若无其事地走过去，从容在石壁上写下：“章惇、苏轼到此一游”，写完了又若无其事地走回来。

苏轼脸色煞白，拍着章惇的肩膀说：“子厚的胆略可以杀人！”章惇问：“为什么这么说呢？”苏轼说：“连身家性命都不顾的人，还怕杀人吗？”章惇想了想，耸耸肩，说：“也许是吧。”说罢，二人哈哈大笑。

不幸的是，这句话被苏轼无意言中。苏轼后半生的坎坷，竟然就是因为这位“可以杀人”的朋友而起。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秋试结束之后，苏轼回到凤翔。陈太守在府衙的后花园里盖了一座凌虚台，命人找苏轼写一篇文章作为纪念。苏轼一直对陈太守不满，虽然不至于公然对抗，但这次可算逮着了机会，于是，他在《凌虚台记》里用微妙的笔触，小小地讽刺了陈太守一把。

苏轼写道：事物的兴盛和衰败，是无法预料的。这里从前是长满荒草的野地，现在却建了一座高台，兴盛和衰败交替无穷无尽，那么，高台将来也可能又变成一片废墟了。一座高台尚且不足以长久倚靠，人的得失与之相比，来去匆匆又如何呢？如果想要倚仗高台夸耀于世而自我满足，那就错了。因为要是世上真有足以倚仗的东西，就不在乎台子的存亡了。

出乎苏轼意料，陈太守非常大度地接受了这篇文章，让人一字不漏地将它刻在台边的石碑上，以为纪念。

很多年后，苏轼在他为陈公弼写的传记中揣测，当年，严厉的太守也许并非存心刁难自己，只是出于玉不琢不成器的好意，挫挫自己少年得意的锐气而已。此外，苏轼还和陈公弼的儿子陈慥，结下了终生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