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文能武名动天下

熙宁七年，苏轼杭州任满，当时他弟弟在山东省济州，即现在的济南任职，苏轼自请调到该省，以便兄弟之间能够有所照应。不久，朝廷批准他担任密州太守。

苏轼与杭州南北寺庙的僧友告别后，携家北上。友人杨绘直送他到京口，船临出发时，苏轼写了一首《西斋》词，记述他的落寞之情：

轻云微月，二更酒醒船初发。孤城回望苍烟合。记得歌时，不记归时节。

巾偏扇坠藤床滑，觉来幽梦无人说。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

由杭州往密州的途中，苏轼曾有一首《沁园春》词写给苏辙，从这首词中，还可看出到密州之前，苏轼有很大的政治抱负，词中的政治胸怀与《西斋》诗中体现的归隐之想，存有很大差别：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雾锦，朝露清清。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密州在山东的西南，相比杭州的富庶繁华，这里荒僻贫瘠，百姓困窘，盗贼丛生。苏轼就任太守这一年，密州旱灾和蝗灾相继为患，民生更加多艰。

苏轼越深入密州境内，就看到越多逃荒的人群。村落里，屋宅简陋破败，百姓骨瘦如柴。泥土龟裂，庄稼干枯黄瘦，一群群乌云一般的蝗虫席卷过的田地。

因为愚蠢的县令只知道祈求神明保佑，不准老百扑杀蝗虫。于是百姓只得在长杆上扎上红布挥舞着，嘴里发出绝望的呼喝，如疯似狂，在田间地头奔跑，驰赶蝗虫。

苏轼看在眼里，心痛如割。他立即命人引导百姓燃起火堆，诱蝗虫扑向熊熊大火，死后掉在地上的虫子越堆越高。到任后，苏轼立即着手全面整治蝗灾，并上书朝廷，请求救济，想尽办法缓解眼前的灾害。

随后，苏轼又盘点了一下仓库，调出几百石粮食，救济那些穷困的百姓。这一来，原来由于生活无着铤而走险的人，就洗手不干了，被诱骗加入盗伙的人，也纷纷回了家，社会秩序安定了许多。

剩下的就是那些为数不多的惯匪惯盗了，对于这类人，苏轼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政策。他先后杀了几十个知名的大盗，其他惯匪惯盗便不敢公开抢劫，有的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盗贼之祸平息以后，官兵之害又暴露了出来。原来，到这里剿灭贼寇的官兵，在剿灭盗贼方面百无一用，但在乘机祸害百姓方面却很有一套。

对于官兵的祸害，百姓本来不敢说，但由于他们了解到苏太守是个很不错的清官，所以也有不少人来衙署告状。

那些被控告的官兵，知道苏轼执法严厉，有的畏罪潜逃，有的甚至占据山岭险要之处，成了悍匪。苏轼知道，对这些人只能智取，不能力擒。想到这里，他便心了一计。

在一次问案的时候，苏轼把状纸往桌上一扔，生气地说道：“状子上所说的都是真事吗？朝廷发来的官兵，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你们这不是存心诬告良人吗？！”

告状的百姓一看，太守发火了，忙不迭地辩解说：“不，不，我们说的全是实情，若有一字不真，情愿吃官司。”

苏轼大怒，向衙役们命令道：“把他们都给我轰下堂去！”老百姓一看，不对头啊，看来自古以来，官官相护，他之前的清廉，只是初来乍到，做做样子，于是老百姓满怀怨恨，一个个走了。

有些好心的人找各种理由替苏轼解释说：“苏太守是个文官，手里没兵。擒盗贼，靠的是官兵，要收拾官兵，他靠什么呢？苏太守也有难处啊！”

这话传到那些抢劫民财的官兵耳朵里，他们悬着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于是放松了戒备。苏轼乘其不备，按照百姓们状纸上提供的线索，果然抓获了几个罪大的大盗予以镇压，到这时百姓们才明白，这原来是苏太守的计谋。

灾民尚待安抚，朝中三司使章惇等人又提出，在山东也应施行盐法，苏轼大为愤慨，因为他曾亲身体会到盐法在江南的灾难，每次提审盐犯都让他非常难受。

当时，王安石已经罢官，新得势的吕惠卿又设了一种新法税，密州百姓根本无法负担。为此，他几次三番上书，可惜独力难支，最后还是没能阻止盐务专卖政策在山东实施。

自从在京城遭到诬陷以来，苏轼已经非常收敛，除了写几首略带讽刺的诗歌，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敢公然议论朝政了。可是，在密州三年，他频频上书，论及盐政、缉盗的种种措施，爱护人民的心意，殷殷可见。

真是祸不单行，密州继蝗灾之后，又发生了旱情。密州城南三十里有一座山，名叫常山，一有旱情，老百姓就到那里去求雨。据说，那里是常求常应，所以才取了“常山”这个名字。这种说法虽然没有科学道理，但像苏轼这样的人关心百姓疾苦的人，常常是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

苏轼抱着为百姓祈求风调雨顺得好年头的念头，也到常山求雨。不过，他求雨不像别人那样只是一味地烧香磕头，同时还认真地调查常山的地形。

在那里，苏轼发现了一个泉眼，从石缝中向外冒水。他命人将石头凿开，结果发现了一口相当大的泉水井。附近的百姓可以用泉水浇灌庄稼，大家非常高兴。

苏轼也欢喜得很。于是，他决定在这里建一座亭子以示纪念。因为古代把求雨叫“雩”，所以，他将这眼泉水命名为雩泉，将亭子就取名为雩泉亭。

雩泉亭竣工这一天，密州的大小官员都来到这里，老百姓也有不少来看热闹。苏轼看看百姓，转对自己的属下幽默地说道：“依我看啦，雩泉确实值得纪念，你要求什么，它都答应。我们这些当官的，百姓对我们有所求的时候，是不是答应他们了，这确实需要很好地想一想啊！和雩泉比一比，我苏轼感到惭愧，有很多事没给百姓办好。不知众位做得如何，是不是也该好好地想一想？”众官吏听了苏轼的话，都低下了头。

虽然做了太守，可苏轼的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因为当时官员薪俸锐减。有时候，苏轼甚至以杞菊充饥。他在《杞菊赋》的序言中写道：

余仕官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延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

有一次，苏轼外出时，竟见到许多儿童被抛置路旁，有的在大声号哭，有的已经奄奄一息，苏轼的心大受震撼。试想，做父母的若非到了实在万不得已的地步，谁肯丢下自己的孩子不管呢？

于是，苏轼救下了三四十个即将饿死的孩子，把他们安顿在各个家庭里，不过，苏轼这样做，也只是杯水车薪，他是无力改变现状的。

这是苏轼最沮丧的时期，说也奇怪，诗人在最悲哀的时候却写出了最好的作品。这段时期，他的作品日臻成熟，愤怒与尖酸都过去了，只留下渴望隐逸出世的安祥。

他愈来愈仰慕陶渊明，在他的《西斋》诗中，不但可以看出他内心的安祥与恬淡，而且自己完全和自然融为一体了，这与陶渊明的诗相比，可谓不分上下：

西斋深且明，中有六尺床；

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

昏昏既非醉，禹禹亦非狂；

寒衣竹风下，穆然中微凉。

起行西园中，草木含幽香；

榴花开一枝，桑枣沃也光。

鸣鸠得美阴，困立忘飞翔；

黄鸟亦自喜，新音变圆吭。

杖藜观物化。亦以观我生；

万物各得时，我生日皇皇。

苏轼在密州的第二年七月，北方辽国威胁逼迫宋朝割让了七百多里的土地。辽国和西夏一直是北宋的心腹大患，朝廷每年都要送给他们大量的钱币和丝绸，又称“岁币”，来换取边境的安稳。

但是，送去的岁币，不仅增强了敌国的实力，而且，宋王朝一味示弱，更助长了他们侵扰的野心。一直以来，苏轼对岁币政策就不赞成。

熙宁年间，宋朝与西夏的战事再起，在与辽国的边境上，也不断发生冲突，现在又发生了这样屈辱的割地事件，苏轼认为应当加强军队的训练，有所戒备。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表示：一旦敌人来犯，你一定要与他们周旋到底！

熙宁八年冬，苏轼率领郡中军士前往常山祭祀，并通过狩猎演习军队。这次围猎，收获很大，猎物不计其数。打猎归来，欣喜之余，苏轼写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猎》，以表达他的志向：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在苏轼之前，词仅仅用来描述香艳软媚的儿女之情，内容多属花间柳下，浅斟低唱。因此，人们认为词品不高，其地位始终赶不上诗的地位。

从苏轼起，词开始走向广阔的天地，凡是可以写诗的内容，无一不可以写词，上面的《江城子》词，在词的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转眼到了熙宁九年，经过苏轼的治理，又遇上了较好的年成，密州百姓的生活有了好转。中秋之夜，百姓合家团聚，庆祝丰收。明月当空，苏轼不禁又想起了弟弟。

苏轼调到密州来，虽然离弟弟近了，但未见过他一面。这是因为，一来刚到这里，百废待举，抽不出时间来；二来太守是一州的主要官员，不宜离开任所；三来，当时苏辙已在齐州任满，回京城去了。

苏轼月下独酌，思亲之情油然而生，国事家事涌上心头，于是，他挥笔写下了一首《水调歌头？丙辰中秋》词：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在文学史上有着极大的影响。后人评论说，这首词是“天仙化人之笔”。又有人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意思是说，自从苏轼写了这首《水调歌头》，其它的写中秋的词都不值得一读了。这话虽然有些夸张的成分，但却可以看出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这首词序中，苏轼写道：“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大醉遣怀是主，兼怀子由是辅。所以说，苏轼的主旨在于抒发被贬外任的孤独情怀。

词中杂用道家思想，俯仰古今变迁，表达了自己遗世独立、孤高旷远的情绪，以及厌恶官场险恶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