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洪水身先士卒
宋神宗熙宁九年三月,苏轼从密州任上被改调到河中府即现在山西省永济县西任职。苏轼接到诏令后,经由济南进京城答谢朝廷。
当时,苏辙也在进京途中。苏辙是个沉静而果断的人,苏轼曾一再上表提到税制和征兵的改革,劝皇帝不要征所得税,苏辙则始终保持沉默。
当年十月,王安石已在出京途中,苏辙觉得时机已到,可以力倡全面的政治改革了,便直接带着一份奏折进京。他听说哥哥就在后面,便等了几天。不久,二人在澶州会合。
他们到达陈桥驿,即现在开封北边的时候,突然又接到新的诏令,苏轼改任徐州大守,并且诏令他们兄弟不必进京。于是二人只得转身返回,苏轼一家暂时寓居在当地朋友范镇的东园。
范镇也是四川人,这时苏轼的长子苏迈已经18岁了,便娶了范镇的孙女为妻。儿子娶亲后,苏轼携家眷,到现在江苏省境内的徐州任职。苏辙也携家眷到商邱任通判,他把家人交给好友张方平,陪哥哥到徐州,住了三个月才回到家人身边。
徐州,古称彭城,控制着山东南部的山区,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一千年以前,著名的垓下之围就发生在这里。千年以后,这里正是著名淮海大战的主战场。
徐州城一面临河,南面有两大高山环绕,深邃的急流绕过市区。这里出产花岗细石、铁、煤,宋朝时就曾大规模开采,此外,这里的刀剑也很著名。
宋朝时,徐州民风强悍,盗贼横行。苏轼到任的时候,由于地方军力不足,他对这里的治安状况很担心。于是,苏轼上书朝廷,建议充实地方兵力,并要求增加抚恤,以免逃兵越来越多,形成新盗贼的源头。
奏疏报上去了,却迟迟不见回复。苏轼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处理地方事务的经验,为人也十分有勇气,便决定不依赖朝廷,自己担起维护地方治安的重任。
苏轼下令辖区内百姓以户为单位,抽调壮丁组成自卫小分队,按期训练,以使盗贼们不敢轻举妄动。作为地方的行政长官,苏轼已经能熟练果敢地组织驾驭民间力量。
熙宁十年八月,苏轼刚到任三个月,徐州发生水灾。王安石曾想疏通黄河,但是花了50万缗毫无效果,主工程师畏罪自杀了。黄河在徐州以北的曹村决口,泛滥到梁山泊,溢满了南清河,水势蔓延了几百平方里。
大水汇聚到徐州城下,被南面的高山挡住,水位不断高涨,九月达到二十八九尺,如果不及时排水,徐州城就将会坍塌。
城内的街道积水越来越深,有些地方都可以行船了。徐州城外更是一片凄惨景象,洪水茫茫无际,郊县的农田房屋都被淹没,浩荡浑浊水面露出一些房屋顶和树梢。房屋被冲倒了,老弱妇女都淹死在波涛之中,年轻力壮的人爬到高阜之处,有的爬到大树上,徐州几乎成了水中孤城。
由于没有吃的,被困的人不少被活活饿死。苏轼派一些水性好的人,带着干粮,游到那些还没有饿死的人身边去救济他们。那些人吃着苏太守送来的干粮,流着眼泪。真个是洪水无情人有情,多么好的太守啊!
这期间,苏轼一直在监督救城,好几周都没有回家,他每天住在城墙顶的小棚子里,监督修固外墙的工作。
城里有钱的人家纷纷争着出城避水。苏轼对部下说:“富户一旦出城,城里的百姓就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共同守城?只要我在徐州,就一定不会让洪水冲毁徐州城。”于是,他命人把那些有钱人又赶回到城里。
洪水眼看就要超过东南外墙了,有年纪大的乡老进言说:“可以将所有船只绑缚在城下,以减缓大水对城墙的冲击。”苏轼认为有理,于是下令调集官府和私人的船只,以锁链相连,用缆绳紧紧系在城墙下。可在这风急浪高的当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困难,好在大家齐心协力,总算栓了船阵。苏轼这才稍稍放心。
随后,苏轼指挥把墙基加厚,城墙加高。挡水的防御工事长九十四丈,高十丈,宽两丈。苏轼亲自趟水到武卫营,向卒长求助。武卫营属禁军,直接归皇帝统领,归地方官员调遣。
苏轼对卒长说:“徐州城眼看就要垮了,事态紧急,我手下人手不够,虽然你们是禁军,也要请你们尽力帮助我。”
卒长感动地说:“太守尚且不躲避大水,如我辈小人,自然更当效命。”就带领了他的几千士兵,拿着畚箕和铁锸奔了出去,帮助修筑东南的长堤。
这时北面的工事已做好,有一个和尚建议将积水引入黄河故道,苏轼采纳了,分派人手顶着大风雨日夜施工。一个多月后,大部分洪水导入黄河故道,缓解了徐州城的压力。
十月十五日,在洪水围城六十多天之后,黄河回归故道,向东在海州附近入海,洪水开始退去。
徐州获得保全,人民都欣喜若狂,对苏轼万分感激。苏轼回到城中,看到四处尽是大水留下的痕迹,心里非常难过。但不管怎样,徐州没有被冲毁,自己也没有变成鱼虾,于是,他高兴地写下了《答吕梁仲屯田》:
岁寒霜重水旧壑,但见瓦屋留沙痕。
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鼋。
旋呼歌舞为诙笑,不惜饮酹空瓶盆。
念君官舍冰雪冷,新诗美酒聊相温。
苏轼对暂筑堤不满意,就上表给朝廷,明列数字,要求拨款兴建石墙,以备不时之需,可朝廷没有回音,他只好修改奏折,改建木岸。皇帝下了一道公文,夸奖他的功劳,次年二月苏轼得到三万多贯的拨款,1800担米粮和7200个人工。
于是,苏轼组织人工在徐州东南建了一道木坝。木坝完工后,苏轼在东门上修一大楼,以黄土刷墙,楼高十丈,命名为黄楼,并写诗纪念:
黄楼高十丈,下建五丈旗。
楚山以为城,泗水以为池。
据说,黄楼的命名,与中国的五行学说,即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有关。黄色代表土,黑色代表水,土克水,因此,黄楼象征着抗击水患的力量。
宋神宗元丰元年重阳节,苏轼在黄楼上举办了盛大的竣工仪式。百姓倾城而出前往庆祝,一时间人山人海。楼上,苏轼和三十多位同僚举行庆功宴。
酒酣之时,苏轼想起去年今日的水灾,半夜里南城决口,洪水穿城如雷鸣一般,人们惊恐万状,那时候,谁还有心思饮酒作赋;今日平安无事,全城欢度佳节,真是感慨万千。
苏轼站在楼台之上,眺望四野风光,远处渔村、庙宇历历可见。耳闻楼下流水、桨声、鸭声搅成一片。于是,他诗兴大发,赋诗一首,题作《九日黄楼作》:
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发;
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
黄花白酒无人间,日暮归来洗靴袜。
岂知还复有今年,把盏对花容一呷。
莫嫌酒薄红粉陋,终胜泥中千柄锸。
烟消日出见渔村,远水鳞鳞山齾齾。
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
事后,苏轼还写了一篇文章纪念这个场面,并且叫人刻在石头上。此后,苏轼时常与宾客登楼宴游,饮酒作诗。后来,他在徐州写的诗集就叫做《黄楼》集。
据说,后来,这块著名的刻石还引出一段颇不平凡的传奇。话说刻石刚刚完工,苏轼就遭诬谄被贬谪,因此刻石立即奉命拆毁。当时的徐州太守只拆未毁,把它丢入附近的壕沟中。
十年后,大家都忘记了这条禁令,皇家也又开始收集苏轼的手稿。后来的一位名叫苗仲先的太守命人把刻石从濠沟里挖出来,星夜赶制了几千份拓本。
事成之后,他突然对同僚说:“啊,我忘啦!苏碑的禁令还没有解除呢?碑还在这儿,这不是有杀头之罪吗?赶快把它毁掉!”石碑毁坏之后,拓本的价值自然升高。这位太守,为此赚了一笔大钱。
言归正传。这一年的冬天,苏轼又为徐州百姓办了一件好事,那就是找到了煤。徐州没有采煤之前,柴薪特别贵,有时候一床棉絮被还没有半捆湿柴值钱。苏轼看到这种情况,便派人四处寻找燃料,结果便有人在徐州西南的土镇找到了煤。
这里煤层很厚,质量也很好。它不仅解决了百姓的烧柴困难,同时解决了冶铁的燃料问题,对国家、对百姓都大有好处。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到第二年春天,徐州一带又出现了严重的旱情。在徐州城东面有一座石潭,当地老百姓传说:“这座石潭的水与泗水相通,只要将虎头置于潭中,天上就会雷鸣电闪,大雨滂沱。”
于是,苏轼淋浴斋戒,虔诚地到石潭去祭祀祈雨,并写了一首《起伏龙行并叙》的诗。说来又是十分凑巧,没过多久,真的便下起雨来。
雨后,苏轼又亲自到石潭去拜谢神灵。一路之上,他眼见雨后的农村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于是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喜悅,一连写下了五首《浣溪沙》词。其中第四首、第五首别有韵味:
(之四)
簌簌衣巾落枣花,
村南村北响缲车,
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因路长唯欲睡,
日高人渴漫思茶,
敲门试问野人家。
(之五)
软草平沙过雨新,
轻沙走马路无尘,
何时收拾耦耕身?
日暖桑麻光似泼,
风来蒿艾气如熏,
使君元是此中人。
在词中,苏轼以最寻常、最普通、最不值得入咏的景物风光开笔,将自己的感叹融于其中。全词的格调清新明丽,语言自然朴实,别有一种情趣。乡野人家尚且能赠我粗茶一杯,为我解渴,我作为一城百姓的父母官,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元丰二年正月初七,苏轼又专为将官雷胜举行了一次会猎活动。雷胜是陇西人,以勇敢应募得官,为京东第一武将。他武力过人,骑射敏捷奇妙,徐州都想观看一下他的高超武艺,于是苏轼便决定在徐州西郊搞一次会猎活动。
在这次会猎活动中,苏轼写两首诗,热情赞颂雷胜的豪情气概,以及“短刀穿虎阵,浅血貂裘涴”的豪迈英姿:
儿童笑使君,忧愠长悄悄。
谁拈白接X,令跨金騕褭。
东风吹湿雪,手冷怯清晓。
忽发两鸣髇,相趁飞虻小。
放弓一长啸,目送孤鸿矫。
吟诗忘鞭辔,不语头自掉。
归来仍脱粟,盐豉煮芹蓼。
何似雷将军,两眼霜鹘皎。
黑头已为将,百战意未了。
马上倒银瓶,得兔不暇燎。
少年负奇志,蹭蹬百忧绕。
回首英雄人,老死已不少。
青春还一梦,余年真过鸟。
莫上呼鹰台,平生笑刘表。
苏轼任徐州太守时,他还亲身关心狱囚的健康和利益,在当时,几乎没有其他太守这么做。他亲自去看犯人,派郎中照顾生病的囚犯。苏轼的行为赢得了囚犯及其家属的感激与尊敬。他常说,有些小事只要有人肯做,就可以轻易做到。可惜只有苏轼这样的人才看得到。
苏轼在徐州之时,在政治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他在诗词上的名气达到最高峰。欧阳修去世之后,苏轼成为当时的第一学者。他也许不适合当宰相,但大家公认他的声望高于百官。
关于苏轼的影响力,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小故事。据说,学者章元弼很崇拜苏轼。他相貌平凡,却娶了一个美貌的妻子。婚后,太太发现丈夫整夜读苏轼的诗,不爱理她,这让她十分生气。
最后,她实在忍无可忍,就对丈夫说:“原来你爱苏轼甚于爱我,那么,请你给我一纸休书吧。”无奈之下,章元弼只好照办。事后,章元弼逢人便丧气地说:“哎!我太太归家,全是因为苏轼坏了我的好事。”
苏轼后来到开封做官时,许多文人甚至仿戴他的帽子。他戴的帽子特别高,顶上窄窄的,还向前弯,后来就变成著名的子瞻帽。
有一天,他陪皇帝到醴泉看戏,一个丑角在台上戴这种子瞻帽,就见他说:“我的作品可比你们强多了!”其他丑角问:“何以见得?”丑角说:“你没看见我戴的帽子吗?”皇帝听了也会心一笑,还特意回头看了看苏轼。
苏轼担任翰林学士期间,晚上常宿禁宫中。有一个人很崇拜他,拼命搜集他的亲笔题字,常用十斤羊肉向苏轼的秘书换取每一张短笺。
苏轼知道了这回事后,有一天秘书转述了一个朋友的口信,苏轼用口头答复。秘书说:“那人坚持要你用笔答复”。苏轼便答道:“传本官的话,今日断屠。”一时弄得这个小吏好不尴尬。
在徐州时,苏东坡已成了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天下很多读书人慕名而来,投奔到他门下,争相做他的学生,甚至只要一睹其风采即可。
对于这些好学的青年,苏轼都给予了细心地指导,鼓励他们上进。一个名叫黄庭坚的人,从大名府给苏轼来信,愿意投到苏轼门下,同时寄来两首《古风》诗,请求给予指教。苏轼赞许他的两首《古风》,并按原韵和了两首,一起寄过去。
著名词人秦观,学识渊博,才思敏捷过人。但由于家境贫寒,30岁了还是孑然一生。秦观也十分崇拜苏轼,在赴京参加考试的途中,特意到徐州拜访了苏轼。
苏轼见秦观的作品非同寻常之辈可比,自然十分喜欢,热情款待他,这使秦观非常感动。在《别子瞻》一诗中,秦观衷心地表达了对苏东坡的崇敬:“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识苏徐州”。苏轼也立即写了一首诗赠给他。
后来,苏轼的朋友,和尚参寥来信说,秦观没能考中进士,并随信寄来了秦观所写的三首绝句。苏轼马上和了三首诗。在诗中他勉励秦观不要灰心丧气,要坚持下去。后来,秦观没有辜负苏轼的期望,于神宗元丰八年考中进士。
多年来,苏轼在信件中一再称赞四学士,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名声。这时候大家公认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是苏门四学士。后来又收了李方叔和陈师道两人,成为苏门六学士。
除六学士外,当时团结在苏轼周围并受他影响的还有另一批好学之人,如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毛滂和孔氏三兄弟等,他们在创作上都有一定的成就。
李格非,字文叔,济南章丘人,是宋代最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熙宁九年举进士,曾以文章受知于苏轼,所著《洛阳名园记》颇为知名。哲宗时官至礼部员外郎。徽宗时,蔡京专政,打击元祐党人,他被列入旧党而遭到罢黜。
李之仪,字端叔,号姑溪居士,能为文,尤工尺牍。熙宁三年举进士,元祐初为枢密院编修官,著有《姑溪居士文集》前后集共七十卷。又著《姑溪词》一卷,其中《卜算子》《谢池春》颇负时名,是广为传诵的佳作。
唐庚,字子西,四川眉州丹棱人,与苏轼同乡,曾有《闻东坡贬惠州》诗,表示了对于苏轼的推崇和同情。后来他自己也被贬惠州时,人们称他为小东坡。
张舜民,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士,邻州人。他是陈师道的姐夫,曾任监察御史、吏部侍郎等职,后被列入元祐党而遭贬。著有《画墁集》八卷,文笔豪健,与苏轼相近。诗学白居易,与张耒风格接近。
毛滂,字泽民,衢州人。元祐中苏轼任钱塘太守时,他恰巧也在杭州任法曹,因作《惜分飞》词,受到苏轼的赏识,于是以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受推荐。
徽宗时,毛滂先后依附曾布、蔡卞,官至祠部员外郎,知秀州,著有《东堂集》十卷。四库提要称其诗有风发泉涌之致,颇为豪放不羁,文亦大气磅礴,汪洋恣肆,在北宋末文坛,自成一家。
孔文仲,字经父,临江新喻人,弟武仲字常父,幼弟平仲字毅父,皆以文声起江西,时号三孔,与二苏并称。南宋宁宗时,临江太守王苇编《清江三孔集》四十卷行世。
正因为苏轼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和威望,日后,他被捕受审时,才引起全国士子的关注。
由于苏轼在徐州政绩卓著,受到神宗皇帝的通令嘉奖。徐州百姓对太守更是感恩戴德不尽。
元丰二年三月,苏轼离开徐州调往湖州,即现在浙江吴兴任职时,徐州百姓扶老携幼,有的摆上酒宴,有的提着饭菜篮子和罐子,站立在大道两旁,为自己的太守饯行。
苏轼非常感动,他拉着一位老人的手,连声道谢。那位说老人:“前年阉大水,如果没有苏官人,我们这满城的百姓恐怕早已变成了鱼鳖。我们真舍不得让您走啊。”说着又哭了起来,一时间,不少人也跟着唏嘘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