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新法秉忠直言

熙宁二年二月，苏轼苏辙兄弟抵达到汴京，仍回史馆任职。宋神宗也很赏识苏轼的才华，因此，他虽然在史馆任闲职，也很受神宗倚重。

有一次，辽国的一位使臣出使汴京。这位使臣以能写诗自夸，傲气十足，神宗皇帝便让苏轼作侍陪臣，来治治这位骄横的使臣。

辽国的使臣听说，前来陪同只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史馆官员，对宋朝的安排很是气愤，也根本没有把苏轼放在眼里。

于是，辽国使臣找个机会，不屑地对苏轼说：“听说你也会写诗？何不写几首，让大家欣赏欣赏？”

苏轼淡淡地说：“依我看，写诗是件很容易的事。只恐怕我写的诗，平庸之辈读不懂啊。”

辽国使臣一听，当即大怒，说：“听你的口气，好像很了不起呀。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看看是有人不会写，还是有人读不懂啊？”

苏轼说：“恭敬不如从命，那卑职就献丑了。”说罢，当即提笔，连写带画，写了共12个稀奇古怪的字，题为《晚眺》。

这些字，有的长写，有的短写，有的横写，有的反写，有的侧写，大小高低各不相同。辽国使者拿在手里，左看右看，横看竖看，连汗都急下来了，也没读出一句来。

于是，他哼了一声，说：“只怕是故弄玄虚也未可知呀。那就请大宋的才子念出这首诗来，在下便当场认输。”

苏轼微微一笑：“这有何难？”于是念道：

长亭短景无人画，老大横拖瘦竹筝。

回首断云斜日暮，曲江倒蘸侧山峰。

听罢苏轼的诗，辽国的使臣才知道遇到了高人，当时脸就红一阵白一阵的，不吱声了。从此，他的态度也谦逊了许多。后来，这个故事就在民间广泛流传开了。

苏轼这次返回京城，朝廷里的气氛已经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史称“熙宁变法”或“王安石变法”。

苏轼兄弟都是制策出身，自打入仕的那一天起，两个人就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因此，兄弟二人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政治风暴之中。

在这里，有必要将当时北宋王朝的处境，以及宰相王安石的生平性格作一番介绍，以便对苏轼日后的遭遇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

北宋初年，朝廷由于对土地采取“不抑兼并”的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再加上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北宋政府采取“荒年募兵”制度，招募流民当兵，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

此外，北宋政府为了防范武将，实行更戍法，频繁调动武将，导致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并设立不同机构管辖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削弱了军队战斗力。而且，军队武器生产管理也非常混乱，也影响了军队战斗力。

这一切，导致北宋在与辽国和西夏的冲突中常常失败。失败的直接后果就是割地赔款，这更加剧了宋王朝的危机。

在行政上，北宋政府采用集中皇权，分化事权的方式。比如，宰相职位一般有很多人担任，同时还设置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官职也不断增加，导致这就直接导致官僚队伍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而冗官冗员的开销，更让国家不堪负重。

此外，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突出，改革派与守旧派斗争激烈。所有的这一切，共同造成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仁宗时期，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更加日甚一日，统治集团感到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终于掀起一次更大的变法活动。

因此，神宗即位之初，就决定起用王安石，厉行变法，挽救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王安石字介甫，生于1021年，临川，即现在江西省抚州市人，诗词散文俱佳。神宗即位后，起用他做宰相。王安石积极推行新法，革新政治，以期缓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危机。

王安石的变法，对于增加政府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得以缓解。但王安石急于求成，以致于利弊互见。

苏轼和当时许多元老重臣一样，对这场变革持怀疑态度，试图阻止它滚滚而来的大潮。王安石失去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的支持，只得大力举用地方的人才。

新进人员里虽不乏有才能的官吏，可也有许多逐利小人乘虚而入。在朝堂之上，新党与旧党的争端也渐渐趋于尖锐，导致新法最终失败。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王安石变法正是欧阳修等人“庆历新政”的继续。但为什么原是主张改革的欧阳修等人，到了这时却都纷纷出来激烈地反对起王安石变法来呢？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欧阳修等人从“庆历新政”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认为改革不能急于求成。

当他们看到神宗皇帝执意支持王安石进行变法时，便纷纷告退。神宗皇帝本来想调和王安石和司马光等人的关系，如他曾劝司马光留下来任枢密副使，让这些元老重臣也来积极地支持这一变法运动。

但他不知道这二者不易调和的。老臣们既然反对变法，王安石自然也就不会依靠他们。于是，他便以拥护不拥护新法为标准，从下面越级提拔了不少新人。一时之间，未免泥沙俱下，最终断送了新法。

苏轼重返朝廷时，王安石正在推行新法，王安石平时就不乐意苏轼好发议论，于是，就让苏轼到判官告院任闲职。

在对待王安石变法的问题上，苏轼最初的态度显然是片面的。王安石和苏轼都是革新派，但王安石是个激进的革新派，而苏轼则受欧阳修等人的影响，是个渐进的、稳妥的革新派，带有更浓重的改良主义的色彩。

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矛盾，本来是革新派內部的矛盾，即所谓“政见不同”，人各有志，不可勉强，这本来是正常的。

但在王安石变法初期，由于苏轼对新法的某些内容、方法、步骤及用人等方面的极力反对，所以被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所利用，而革新派对苏轼也不作具体分析，便轻易地将他推到对立面，当作敌对派。

熙宁二年，王安石想改变科举、兴建学校，诏两制、三馆讨论。苏轼将奏议呈上，表示反对。神宗看后，当天就召见了苏轼，对他说：“目前朝廷政事、法令的得与失都有些什么呢？你只管告诉我，即使是我的错，也请你明言。”

苏轼回答道：“皇上有生来就明理的天性。治国之道，不怕不明，不怕不勤，不怕不果断，就只怕求治心太急，听的意见太泛，进用的人才过快过多。希望皇上能用安静来镇住急躁，静等着变化的自然到来。然后适应它就是了。”

神宗恍然大悟，心有余悸地说：“你这几句话，我应该牢牢记住，好好思量。你在馆阁工作，希望能替我好好考虑治乱的措施，不要有什么隐瞒。”

苏轼在这里所说的“求治太急，听言太宽，进人太锐”，正是针对王安石的变法而言，自然也暗暗包括神宗皇帝在內。苏轼这个意见，正代表了韩琦、富弼、欧阳修元老重大臣们的意见。

苏轼本来就是一个遇事忍不住的人，他曾经和别人这样说过：“我心里有话不说，就非常不自在，就好像吃饭时嘴里吃了一只苍蝇一样，只有把它吐出来，心里才觉得舒服。”

后来，苏轼的朋友晁补之提醒苏轼，劝戒他少说为佳，以免因此而得罪。苏轼却坦率地说：“我被仁宗帝提在贤科，一时之间，名公大臣都把我看成是知已，皇上对我的建议，无不采纳。后来我屡屡上书，言词虽然十分激烈，但皇上却始终不怒。如果我不说话，还有谁该当说话呢？这样，我怎么还会担心皇上会因此而杀掉我呢？”

王安石知道这件事后，心里十分不快，就想了个办法，让苏轼去开封府任推官，打算让繁忙的政事束缚住苏轼。谁知苏轼处理政务很快，到头来，苏轼依旧是一个让王安石伤脑筋的人物。

这一年元宵佳节将临时，朝廷下令开封府到江南去采办彩灯，并且要求压低收购价格。

苏轼上书说：“皇上难道会把元宵观灯作为快乐吗？其实这不过是想侍奉皇后和太后，讨她们的欢心罢了！然而皇上的这份心，百姓是不会知道的。以低价从他们手中买灯，他们会认为皇上是为了自己的享乐，去夺取他们的口中食身上衣！这件事本来很小很小，但它牵涉的事体却很大，请皇上收回成命。”苏轼一生唯民生，不唯自己仕途的为民请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正如“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神宗于是下诏取消了此事。从这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出，神宗的确对苏轼的意见是很尊重的。

在熙宁三年，王安石开始全面整肃御史，反对新法的官员一个个被罢官或者被远调，这样，朝廷的官员越来越多地成为王安石的亲信与支持者。

苏轼本来还算安全，王安石并没有要对付他的意思，可苏轼却主动出击，向皇帝呈上了《上神宗皇帝书》，洋洋洒洒9000字，力述新法的不利。

苏轼明知此时上书对自己非常不利，照情形看，他至少也会被免职，可苏轼想到神宗曾说过让他“好好考虑治乱措施，不要有什么隐瞒”，觉得自己有必要在关键时刻表明立场。

《上神宗皇帝书》中重要的论点有两个，第一是“君权民授”的观点，这是孟子的观点，他说，君主并不是靠神给予的权利来治理国家，而是依靠民即百姓的支持！

另一个论点是有关容纳不同意见和批评的问题。当时王安石取消了台谏旧制，这引起大批官员的不满。在当时，台谏的主要其功能是指出施政者的不足。

苏轼认为，好的制度要靠不同意见的来维持，他例举出历史上有名的贤君，说他们都是喜欢听取不同意见，用以完善自己的决定的。

苏轼还指出，当时商业瘫痪，物价高涨，近到京师四周的省份，远至川蜀地带，到处都是谣言，民心十分不稳，而这一切都是朝廷的新法造成的。他相信皇上可以明显看出国内的不和与斗争，并且提醒皇帝新法已失去民心，再坚持下去是很不合适的。

最后，苏轼指出，富国强兵必须与道德修养并行，以养道德、移风俗以强国的见解，其实，这就是对当时推行的新法表示不赞同。

然而，改变全国上下的道德修养，这说法是对的，只不过太过空谈，尤其神宗来说，可真是急惊风遇上了慢郎中。

奏疏呈上去十天半月也没有回音，苏轼揣度着可能是不被皇帝放在眼里，这对以制科而名动天下的苏轼来说，实在是不小的打击。时隔不久，苏轼再次上书，结果还是杳无音讯。

在苏轼看到来，这无疑是王安石“独断专任”的结果。就借考试进士策问的机会，对王安石进行讥讽。王安石大怒，建议神宗将苏轼免职。

随后，王安石的亲戚兼随从谢景温出面弹劾苏轼，说他护送父亲的棺木回四川时，曾滥用政府的卫兵，买家具、陶瓷，甚至贩卖私盐谋利。

对于这次弹劾，王安石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神宗派了官员到苏轼途经的省份，向船夫、士兵收集资料，结果却一无所获。

这件事情虽说对苏轼没有什么妨碍，但却令他大伤脑筋，于是，他也不愿再留在京师惹闲气，便自请到外地任职。王安石自然也希望苏轼离开京城。

神宗本来不忍心将苏轼外放，但一时也想不出别的什么好方法来调和他与王安石之间的矛盾，于是答应让苏轼出任杭州通判。这也算是一种折衷，通判官职虽小，可毕竟六朝古都杭州是个不错的地方。

通判是通判州事或知事通判的省称。宋朝初年，为了加强对地方官的监察和控制，防止知州职权过重，专擅作大，宋太祖创设通判一职，通判的差选，初由朝廷选京官任职，后改由转运使、制置使及提举司等监司奏辟。

通判是兼行政与监察于一身的中央官吏，由皇帝直接委派，辅佐郡政，可看作是知州的副职，但有直接向皇帝报告的权力。知州向下属发布的命令必须要通判一起署名方能生效。

通判之掌除监州外，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都可以参与裁决，但必须与知州通签文书施行。

苏轼正要离开京城时，京城里发生了暴乱。朝廷从前一年的冬天开始实行保甲法，因为士兵们在京城附近的村里练兵，村民们怀疑政府会派他们也去前线打仗，加上朝廷又让他们上交家中的军备，如弓箭之类的，所以村民们就示威抗议。

村庄里一片混乱，村民们甚至自己弄折手腕、割掉指头，以逃避被征兵。这次暴乱很快平息，苏轼没有改变自己的计划，熙宁四年七月，他带领家人离开京师，到杭州去任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