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漂泊

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

被贬惠州不忘利民

第二年，哲宗将年号改为绍圣，意思是继承先帝神宗的遗愿。这年夏天，绍圣新政开始了。在章惇的主持下，被贬在外的新党骨干分子一个个地被调回京师。而司马光的旧党一班人马，又被一个个逐出朝廷。

司马光的家产被充公，子女的官衔和俸禄也都被取消，墓园被拆毁，墓碑被砸碎。照章惇的意思，还要把司马光从坟墓里扒出来进行鞭尸。有一个名叫许将的大臣实在看不过去，斗胆进言阻止，哲宗才没批准。

这场灾祸牵连之广，让人始料未及。就连91岁的老臣文彦障也被逐出京师，不久客死他乡。这老头儿生前可是个老好人呐，一直以来，无论是新党得势，还是旧党得宠，他哪一派也不参加，对谁都不得罪，可是照样不得幸免，其他人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苏轼虽然因反对“尽废新法”而遭到旧党迫害和诬陷，但是一当新党掌权之后，他又被看成旧党予以打击。

苏轼与章惇结交于青年时代，对于章惇，苏轼当时只觉得这个人胆识非凡。几十年过去了，苏轼现在才明白，这种非凡的胆识后面，其实隐藏着阴毒一面。

元祐年间，章惇虽然被排除在政坛之外，但苏辙在京里官拜副相，得罪这批新党人物在所难免，章惇要报复是一定的，只不知会使什么样的手段了。

绍圣二年四月，苏轼先是在定州太守任上，被罢免了端明殿学士、翰林学士的职务，接着便追夺了他定州太守的职务，以前左朝奉郎的身份知英州军州事，紧接着，又被降为左承议郎。

英州，即现在广东省英德县，从现在河北省东北部到广东省的中部，直线距离也有数千里。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这么远去上任，真是谈何容易啊！

当时的官吏调动，原任所有人送，新任所有人接，赴任的官吏沿途游山玩水，好不自在。但是，被贬谪的官员却享不到这样的优待。定州的人员，送不多远就要回去，英州根本没有人来接。从定州到英州，相隔千山万水，若不是苏轼心胸宽广，遇事乐观，恐怕是到不了任所的。

绍圣元年四月，苏轼带领着一家老小，离开定州任所，这时候，他已经是59岁的老人了，两眼昏花，实在受不了陆地行走劳累。他要求乘船从水上进发，小皇帝批准了。

苏轼不愿意家人跟着受苦，决定独自前往贬所。而亲人们又如何肯让年近60岁的老人跋山涉水，独行千里？不过一大家子老老小小，也不适合远行。最后大家商议定，让长子苏迈和次子苏迨带着家人暂回常州宜兴田庄居住，苏轼带着幼子苏过、爱妾朝云往英州任所。

苏轼走的这条水路，是唐代韩愈遭贬谪到南方时走过的路。当年韩愈被贬，很快就被召回了，苏轼隐隐希望自己的贬谪也是短暂的。然而，此刻朝中侍御史虞策正再度提起苏轼的案子，认为对苏轼的惩罚太轻，决定追贬。

同年六月，苏轼在赴英州途经安徽当涂时，新的诏书下达了，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

惠州，即现在广东省惠阳，地处偏远的岭南。五代时，这里是南汉国的所在地。后来，经太祖赵匡胤开疆拓土，纳入了宋皇朝的版图，才开始设置州县。

宋代的时候，那里还是没有开发的蛮荒之地，除了当地的土著，中原人很少涉足。由于气候湿热，外地人往往不习惯在那里生活，更因受不住“瘴毒”，身体容易生病。所以，犯了罪的官员，往往被贬谪到那里。

宋太祖开国之初，曾在政事堂外立下碑石，令子孙后代不得杀戮士大夫，因此，有宋一代，对大臣最重的惩罚，就是贬谪到大庾岭以南。

元祐初年，蔡确被贬，最初的决议便是发到岭南去，结果执政的呂大防反对。他恐怕此例一开，后人效仿，也许同样的命运会落到自己头上。照此看来，元祐诸臣还是要纯良一些。而哲宗亲政之初，第一个被贬到岭南蛮荒之地的，就是他的老师苏轼；章惇拜相，第一个被贬到岭南蛮荒之地的，是他昔日的朋友苏轼。

苏轼接到圣旨后，并不感到奇怪，这本来在他的意料中，不过又远了数百里，得在路上多走些时日罢了。苏轼门生张耒当时在靖江担任太守，派了两名老兵一路侍候他。

船过庐山，却有得到新邸报的官员派差役来追，勒令苏轼将官方供给的船只缴回。当时已是晚上，苏轼好说歹说，来人才勉强同意等苏轼他们第二天靠上埠头，自己雇好船以后，再来缴回官船。

一路上，到处都需要花费，苏轼顿时感到手头非常吃紧。他一向不善理财，没什么积蓄，一大家子从北方的定州走到南方，长途跋涉而囊中羞涩，只好向弟弟苏辙求助。

当时，苏辙被贬汝州，前途莫测，仍然一下子就拿出了七干缗钱资助哥哥。这笔巨款给了苏轼很大的帮助，使他在艰难的贬谪生活中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苏轼乘船而行，船到九江以南的鄱阳湖，又传来第四次贬官的诏书。这一次，又免去苏轼的建昌军司马职务，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于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苏轼在几月之内，被几次追贬，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不久，苏轼路遇阔别多年的老友苏坚，当时苏坚也被贬赴澧阳，即现在湖南澧县任所。两个都行色匆匆，不及久叙，泣别之际，苏轼作《归朝欢和苏坚伯固》相赠。暮年离别，令人黯然伤怀。这首词气象高健，堪称苏轼离别词的代表：

我梦扁舟浮震泽，雪浪摇空千顷白。觉来满眼是庐山，倚天无数开青壁。此生长接淅，与君同是江南客。梦中游、觉来清赏，同作飞梭掷。

明日西风还挂席，唱我新诗泪沾臆。灵均去后楚山空，澧阳兰芷无颜色。君才如梦得，武陵更在西南极。竹枝词、莫徭新唱，谁谓古今隔。

这年的九月，苏轼翻过有名的大疫岭，这是古代赴广州的旅客必经之地，是一条遥远危险的旅途，多少旅客在这里有去无回。途中一条铺石头的路，在关隘两侧各有三四百米长，道旁有浓荫茂密的树，人走到这里无不喟然兴叹。

苏轼立在山峰上，只觉得头上云天，近在咫尺，自己犹如梦游一般，不知自己肉体之躯身在何处所了。过了关隘之后，他游历了南华寺，那是一处中国佛教禅宗的圣地。

对于传说中岭南恶劣的自然条件，苏轼是心里准备的。但是一翻过五岭进入岭南地区，情况竟然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原来这里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到处是一片葱绿，特别是甘蔗、桔子、香蕉、荔枝，遍地都是，这真使他高兴极了。苏轼常常能够在逆境中找到快乐。我们也要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看到希望，不懈拼搏才能取得成功。

不过，这里文化很不发达，当时有名的学者很少到这里来。当地的官员和百姓，听说全国第一流的大学者被放逐到这里，无不欢天喜地。

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苏轼到达惠州贬所的时候，百姓们自发地跑出城外，提着酒，端着肉来迎接他。场面热烈，比欢迎任何一任太守都隆重得多、热情得多。这让苏轼眉开眼笑，一路上的舟车劳顿，顿时一扫而光。

苏轼每到一地，便会很快地对那个地方产生深厚的感情，并且与那里的百姓们结下深厚的情谊。苏轼在《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一诗中写道：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就是说呀，我初到惠州，便好像到了一个曾经去过的地方，连鸡狗都好像是熟悉的，人们扶老携幼来欢迎，还不断问为什么事被贬到这里，真可算是亲密无间。

惠州城东面，有两条河在这里会合，会合处修有一座合江楼，站在合江楼举目四眺，山青水秀，景色宜人。当时已是初冬，在北方也许已经是大雪纷飞了，可是这里还像春天一样。特别是北面的罗浮山，更是秀丽多姿。

当时的惠州太守叫詹范，仰慕苏轼的才名，对他一家很好。他先把苏轼一家安置到合江楼，以后又迁至嘉祐寺。这两个地方，都是有山有水的好去处，很适宜苏轼一家居住。

附近的州县官吏听说苏轼来到惠州，也纷纷前来与他交往，每天不是这个请，就是那个约。有时候，他们干脆带着酒菜来苏轼的住处来共饮。

不久，惠州太守詹范和博罗县令成为苏轼最亲密的好友。有时候，太守詹范会领厨师带酒菜到苏轼家吃一顿，有时候苏轼会邀朋友在城西的湖上喝两盅。大湖位于惠州的山脚下，旁边有一个大亭台和两座寺庙。苏轼偶尔会去钓鱼，坐在河边的大圆石上，钓到鱼后，他可能会把鱼带去太守家吃。

苏轼发现，这里此地每一家都会自己酿酒。他喝到第一口蜜柑酒时，就觉得自己仿佛在遥远的地方，找到了真正的友伴。他给朋友的信中，一再称赞本地的美酒，溢香而不凡，微甜而不腻，喝了使人精力充沛。他曾写诗大夸这种酒，说人喝多了觉得飘然欲仙，可以飞天涉水。

苏轼家里没有一天没有客，没有一次客来后不饮酒。于是，苏轼自己开始学酿酒，他把自己酿的酒称为桂酒。他每个月要自酿桂酒六斗，南雄太守、广州太守、惠州太守、循州太守、梅州太守也不断给他送酒他，朋友说，苏轼酿酒只是试验，他不是什么酿酒的专家，他的桂酒、真一酒等，所以有名，并不是酒有名，只是人有名啊。连他的儿子苏过也说，喝了他父亲酿造的酒，常常要闹肚子呢。

苏轼酒量不大，喝半升就醉了。不过，他喜欢看别人喝酒。看着对方那醉醺醺的样儿，便觉得非常开心，他还为此写了一篇《酒颂》。这期间，苏轼至少还写了五六篇酒赋，他将学到的酿酒的秘方，刻在石头上，藏在罗浮铁桥下，说是要给后人留点遗产。

住了一段时间后，苏轼对岭南的风物更喜爱了。他在《惠州一绝》诗中写道：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

苏轼又恢复了热爱自然的本性，他写信给朋友说，他来了半年，已适应了这里的气候，心中无忧无虑。苏轼向往的生活，便是“作个闲人”，现在他终于可以这样。他在《行香子》中写道：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苏轼为对岸松风亭所写的短记最能表达他的人生观。他搬到嘉佑寺之后，常常逗留在山顶的小亭里，有一天他正要回家，看到他家高高出现在树顶，路程颇远，双腿顿感疲倦万分。他转念一想，“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黄州老友陈慥写信说要来看他，由汉口到惠州很远，苏轼回了陈慥一封信，劝他别来。其他好友和杭州和尚参寥经常派信差带礼物、药品和信件给他。

苏州有一位姓卓的佛教信徒特地步行700里，由湖泊区带来苏家子女和亲朋的音讯。原来，苏轼的两个儿子住在宜兴，一直没得到父亲的消息，十分挂念。卓契得知后，说：“这其实很简单嘛！惠州又不是天上，你一直走，总会到的。”于是，他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到惠州找到苏轼，抵达惠州时面孔晒黑，双脚也起茧了。苏轼故乡的另一位好友道士陆唯忠，也跋涉2000里来看他。

就这样，贬谪的日子似乎也悠然自得。不久，苏轼便接到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自从他姐姐去世，他父亲和姐夫一家绝交，他们兄弟42年没有和姐夫程之才说过一句话、写过一封信，不过他们和程家其他的儿子倒有书信来往。

章悙得知个他们有这个怨隙后，就派程之才到惠州担任提刑，处理重大的诉讼和上诉的案子，目的就是让程之才有机会刁难苏轼一家。

绍圣二年一月程之才抵达广州，那时苏轼刚到惠州三四个月。苏轼不知道程之才是不是有心忘却前嫌。于是，他通过一位朋友送了一封正式的拜函给程之才。

此时程之才已年届60岁，他也很想弥合过去和苏家的争端，和这位出名的亲戚重修旧好。程之才接到信后，大喜过望，客气地回了信，并告诉来人，他要在三月间才到惠州。

为了不出差错，苏轼派苏过带一封信去接程之才，说自己“杜门自屏，省躬念咎”。

不久，程之才一行人到达惠州，与苏轼相聚。一时间，两个年逾花甲的老人老泪纵横，抓着对方的手臂，有说不完的话。从此，他们的关系日渐亲密，彼此互寄了不少书信和诗篇。

程之才还要求苏轼为祖先写一篇短传，那人就是苏轼的外曾祖父。苏轼自然也爽快地答应了。

苏轼的母亲本是程之才的姑母，程之才的曾祖父自然就是苏轼的外曾祖父了。外孙为自己的曾祖父写传，按说也是份内之事。程之才觉得有这么一位大学者为自己的曾祖父作传，是非常光荣的。从此，两人放弃前嫌，重归于好。就这样，阴差阳错，章悙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无论在什么地方，苏轼总是一个爱管事情的人。不久，苏轼与程之才的友谊，变成了苏轼替惠州百姓谋福利的资源。他虽无权签署公文，却充分利用他对程之才的影响，为程之才作参谋。程之才也非常重视这个非常有治理经验的老学者、老亲友的意见。

当时，惠州的粮食没有固定的价格。每当粮食收打的时候要落价，而当青黄不接的时候又要涨价。官吏们为了赚钱，往往在收获季节农民交官粮的时候，说是仓库已满，盛不下，改为收款。百姓卖两斗米才能得一斗米的粮款。苏轼见这是一个弊病，便通过程之才指出，这是对农民的变相剥削，倡议改变此法。为此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绍圣三年大年初一，博罗县城发生火灾，全城都烧毁了。在苏轼的参谋下，惠州太守詹范放粮救济灾民，建立临时的居所，并防止抢劫。

当时，博罗县衙门全部烧毁，需要重建。苏轼担心地方政府强征物力和民力，官吏会乘机敲诈剥削百姓，便设法叫程之才通令地方政府，维持市场的货源，不许强征民贷。他说，否则“害民又甚于火矣。”他也开始关心本城的改善工作。

苏轼生性喜爱建筑，博罗县衙门工程完工后，为了方便当地居民出行，他又与太守、程之才、县令商量，建了两座桥，一条横越大江，一条横越惠州的湖泊。建桥的时候，苏辙的太太朝云捐出一大堆朝廷当年送她的金饰。

这期间，苏轼还建了一个大冢，用来重新安葬许多暴露在荒野的无主的孤骨。骨骸安葬好之后，他为这些不知名的死者写了一篇祭文。此外，他还在惠州城西的湖泊附近建了一个放生池，这个放生池，就是现在惠州有名的苏东坡放生池。

苏东坡还经常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一起劳动。看到农夫在水田中涉水而行，弯着腰肢劳作，非常辛苦，于是他就发明了一种叫浮马的辅助插秧工具。

浮马就像在水面飘浮的一只小船，农人可以坐在上面插秧，用腿当作桨移动，马头正好用来盛稻秧。这种东西既可使提高劳动效率，又可以节省劳力，惠州的百姓都争相使用。

广州离惠州不远，太守王古是苏轼的朋友。苏轼得知广州常发生瘟疫，就写信建议王古设一个基金来建立公立医院，学他在杭州的办法。广州人也像杭州人一样，饮水不洁，是该城疫病的主因之一，苏轼于是帮助王古想法解决了这一难题。

广州地处海滨，居民多饮咸水，苏轼听说在广州郊区有一眼大山泉，若能把蒲涧滴水岩的水引到广州城里，就足够百姓饮用了。于是，苏轼又把自已在杭州疏通六井的方法告诉了王古，让他用大竹竿把山泉引来。王古很快完成了这个工程，从此，广州百姓便喝上了甜水。

苏东坡在惠州，过着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也关注着与他一样的普通人生活，他在生活上帮助着岭南人，而岭南人也给他的晚年生活很大的慰藉，他与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成了真正的知己朋友。

在这里，苏轼与身份高身份低的各色人，读书人、农夫等相交往。闲谈时，他常常是席地而坐。他带着一条名叫乌嘴的大狗，随意游逛，和村民在树下一坐，就畅谈起来。

那些庄稼汉知道他是大学者，都自己怕谈吐粗俗出洋相，于是说：“我们不知道说什么。还是您说，我们听罢。”苏轼说：“那就谈鬼。就给我讲几个鬼故事。”后来苏过告诉他的朋友说，若一天没有客人来，他父亲就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有一天，苏东坡头上顶着一个大西瓜，在田地里边唱边走，遇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老太婆对他说：“翰林大人，你过去在朝当大官，现在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啊？”苏轼听说后，不觉得哈哈大笑，他认为这个老太婆非常懂自己的心思，打这以后，他就称她春梦婆。

有时候，苏轼闲逛后回家，遇到下雨，就借路上庄稼汉的斗笠、蓑衣、木屐，在泥水路上溅泥淌水而归。一路上，见到他的人无不哈哈大笑。苏轼自己也笑，有洒脱，也有悲凉。

这期间，苏轼也遇到了一件伤心的事，就是他的堂妹死了。他的这位堂妹，就是被人传为苏小妹的那个才女，苏轼很喜欢这位堂妹的才情。

苏小妹的丈夫叫柳仲远，是一个科举考试失意的穷学者，家住靖江。靖江离常州不远。苏轼多么想去祭一祭这位堂妹，可是路途遥远，自己又在贬居之中，不能如愿。只能写一篇祭文，举一杯清酒，在数千里外遥祭一下。

弟弟苏辙曾多次劝他少写文章，少发议论，怕再次惹祸上身。苏轼很难做到这点，他仍然写了很多诗文，最有代表性的首推这首《荔枝叹》的诗了：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

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

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

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贱血流千载。

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

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君不见——

武夷溪边栗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

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休何陋耶？

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这首诗从东汉刘肇永元年间在交州即现在广东省广州进贡荔枝，写到唐玄宗天宝年间从涪州即现在四川省涪陵县进贡荔枝，揭露了统治者为了让“宫中美人一破颜”，便不惜让沿途的百姓“填坑什谷”“惊尘溅血”的罪行，并直斥当朝丁谓、蔡襄、钱唯演之流只顾“争新买宠”，不管百姓死活的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