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京城

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后之人则以石为玉而又炫之也。

位高权重淡然处之

苏轼的上表为什么迟迟得不到答复呢？原来，神宗皇帝病了，而且病情越来越重，三月一日进入危险期。

元丰八年三月五日，宋神宗驾崩，继承皇位的是宋哲宗赵煦。小皇帝年仅10岁，掌握实权的是神宗的母亲高太后。

第二天，朝廷就降旨准苏东坡暂住在常州。这个消息对苏轼非常重要，如今他如愿以偿，计划也决定了。于是一家人又返回常州宜兴。元丰八年四月三日，一家人离开南都，五月二十二日抵达宜兴新家。

苏轼相信，他终于可以在这里安度晚年了。他在诗中写道，“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意思是说，他可以乘小舟来来去去，“神游八极万缘虚”了。

定居的计划刚刚实现，复官的消息又来了。原来，高太后一向就不赞成变法，曾经多次反对过变法。如今大权在握，便要推行自己的政见。

她首先召回了反对变法的旧党领袖司马光，又根据司马光的推荐，苏轼、苏辙、程颐、吕大防、文彦博、吕公著、刘挚等召回朝廷，委以重任。

这是元丰八年发生的事，到第二年，小皇帝赵煦宣布登基，改年号为元祐。于是，到了宋代政治史上的元祐时期，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执政集团，后来被称作“元祐党人”。

苏轼到宜兴才十天，就听说他被任命为登州，即现在山东文登县太守。他听到京师的传闻，却不愿相信，他认为京师一向充满谣言，因为最近四月十七日的官报，并未提及此事。

几天后官方派人来到，证实了这一消息。苏东坡心乱如麻，心底下非常讨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全家人欣喜欲狂，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但苏东坡却从心中看淡了这一切。

苏轼在一首诗中自比是颠峰已过的良驹，“青云飞步不容攀”。另一首诗说：“南迁欲举力田科，三径初成乐事多。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疲马留陵坡。”

他在给谈经论禅的朋友佛印的信中说自己，有“如蓬蒿藜藿之径”，给米芾的信中则说：“某别登卦都，已达青社。哀病之余乃始入闹，忧畏而已。”

最后，苏轼还是接受了官职。因为，太后怕他接到圣旨不肯赴职或拖延时间，就派卫士到他家直接“护送”他到公署。

苏轼一家六月动身，前往山东海岸的登州。从常州到登州途中，要经过海州、密州等地。一路上，映入眼帘的尽是一派荒凉景象：百姓到处流亡，土地无人耘。但是，沿途供官吏们住宿的馆舍，却修建得非常华丽。特别是海州的高丽亭馆，红墙绿瓦，勾角飞檐，简直像座宫殿。

苏轼住在这里，想起路上的情形，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他在《筑高丽亭馆一绝》中写道：

檐楹飞舞垣墙外，桑柘萧条斤斧余。

尽赐昆耶作奴婢，不知偿得此人无。

意思是说，修这座美丽的馆舍，民间能用来养蚕的桑树柘树都被伐了。正是这样，40年后，北宋便被金人灭掉了，这不就是最直接的原因吗？

一路上，使苏轼感到慰藉的是在密州。当时的密州太守是霍翔。霍太守听说苏轼从这里经过，亲自出城迎接。百姓们听说十年前的老太守从这里路过，扶老携幼，夹道欢迎。这使苏轼大为感动，不断地向他们问好。

苏轼在这里住了好些日子。在霍翔的陪同下，他重游了常山和超然台等处。临走的时候，给霍太守留了一首诗，题目是《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

昔饮雩泉别常山，天寒岁在龙蛇间。

山中儿童拍手笑，问我西去何当还。

十年不赴竹马约，扁舟独与渔蓑闲。

重来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

当时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朱颜。

问今太守为谁欤，护羌充国鬓未斑。

躬持牛酒劳行役，无复杞菊嘲寒悭。

超然置酒寻旧迹，尚有诗赋镵坚顽。

孤云落日在马耳，照耀金碧开烟鬟。

邞淇自古北流水，跳波下濑鸣玦环。

愿公谈笑作石埭，坐使城郭生溪湾。

苏轼离开密州是在1076年底，按甲子纪年是丙辰年，按12生肖它是龙年；第二年是丁巳年，被称为蛇年，所以说是“岁在龙蛇间”。

离开密州，苏轼一家继续上路。不久，又改乘海船，绕过山东半岛。等到登州任所的时候，已经是十月五日了。

登州濒海，海上经常会出现一种幻景，叫海市蜃楼”。这是地上的景物，由于光线的折射，在空中投下的影子。但是，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却认为是一种神奇的现象。

苏轼一到登州，便到海边的广德王庙去祈祷，请求海市出现。按说，海市蜃楼是在春天出现。现在是冬季，本来是难以出现的。但是，世上也会出现反常现象。

真是巧得很，苏轼祈祷过的第二天，这种幻景竟真的出现了。苏轼异常兴奋，诗兴大发，写了一首《海市》诗。时至今日，这首诗还刻在山东省蓬莱县的蓬莱阁上，被人们誉为描写海市的佳作。

苏轼一到登州，照例向新皇上呈了一份谢表，随后，便很快地投入工作之中。

我国的东北地区，当时属于辽国，与登州只有一海之隔。天气晴朗之时，辽国的山川隐约可见。这里的海防原来设有四指挥，教习水战。辽国知道有所准备，所以一直未敢来侵犯。可是后来，登州地方的武备逐渐麻痹起来，四指挥轮番出差，水战也不再演习，有时士兵还有外调现象。苏轼认为这样非常危脸，立即向皇帝写了奏表，呈请明确降旨，四指挥的士兵一律不准外调。

此外，苏轼还上表，向新皇帝呈请停止食盐官卖。食盐官卖本来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可是没有抑制豪强的垄断，所以苏轼要求坚决停止。

他在奏表中说，食盐由国家统一出售，有三条弊病：一是原来靠经营食盐生意的人要失业，因而可能引起地方上的骚乱；二是盐价贵，买盐不方便，深山穷谷的老百姓买不起，只得吃淡饭；三是官家的盐卖不出去，最后变成粪土，反而减少了国家的收入。

就在苏轼准备在登州展开政务的时候，朝廷皇帝又来了诏命，升他为礼部郎中，命他回京城任职。苏轼一家只得又上路往京城进发。半月后，苏轼一家还在路上，又一道诏命来了，升他为起居舍人。

起居舍人又称右史，是掌管记录宫中事务的官，属于皇帝的近臣，只有亲信才能得到这个职务。他觉得自已的官儿升得太快了，不愿接受起居舍人的职务。

十二月，苏轼一家抵达京师后，他向皇帝呈了一份《辞免起居舍人状》。大意是说：我能力不强，处理问题粗枝大叶，并且刚刚受过处分，恢复职务以后，没有作出任何成绩。如果一下升到起居舍人这样的职务，一定会引起闲话的。

辞状递上去后，苏轼的起居舍人不但没有辞掉，他又被升为中书舍人。要知道，中书舍人掌管起草皇帝的诏命，参与国家机密，位置比起居舍人重要得多了。

苏轼一看，不对头，连忙又写了一份《辞免书舍人状》说：臣前不久才离开贬所，皇上起用我作登州太守，我已经感恩不尽了。可是，到任只有五天，便升为礼部郎中；半月后，又升为右史，从此出入宫廷之中。我一点功劳也没有，一件大事也没办，今又被升为中书舍人，实在不敢接受。陛下不对我进行一番考验就提升我，臣心里非常不安哪。

表状上去，不但中书舍人之职没有辞掉，不久又提升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专管皇帝诏命定稿工作的秘书长，是皇帝最亲信的人物之—，经常住宿内廷，权力很大。

在这之前，苏轼一直被人们看作是无冕的翰林，这一次，他戴上了翰林学士的桂冠，心里又喜又忧。于是，他免不了又写了一份《辞免翰林学士状》说：像这样的职务，如果才能不特别出众，道德不特别高尚，威望不特别崇高，是难以担当的。而臣衡量一下自己，这三方面都不如人。让我担当这个职务，实在是心里不安哪。

表状自然又没被批准。高太后还特赐给他一套衣服，一条金腰带，还有一匹配有金镫银鞍的骏马。不到一年的时间，连升四级，时年49岁。从此，苏轼在政治上从此进入了他人生最为辉煌的时期。

司马光还朝的时候，京城里一片欢呼，民众怀念他贤德的名声，对他的施政寄以厚望。苏轼进京的时候，有很多老百姓也拦住他的马，纷纷呼吁这班旧臣为他们带来安稳的生活。他们对变法失去了信心，希望这些学问渊博的君子可以带领国家走向富强。

但是，世情往往并非非黑即白，非错即对，那么简单。是非黑白之间常常是纠缠不清。新法固然给国家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完全恢复旧制又何尝便是良策？是非黑白既明，谁不知道避恶从善，因此，善于辨别是非黑白，何尝不是一种大智慧？而古今中外，自诩为能人君子的人，又有多少人有这种大智慧呢？

对古代的士大夫来说，能够在天子身边为近臣，这是人生最大的荣耀。但苏轼由于这个时期能够自由进入皇宫，看到了皇宫内的奢华生活，使他不得不对此进行劝谏。

经历了乌台诗案这样的人生惨痛教训，苏轼明白，直接劝谏是不行的，甚至也不能够写诗歌直喻当世之事。怎么办呢？这就需要借历史来讽喻，古人通常都是那么做的。

元佑初年的宋朝京城，可以说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当时文坛的精英，几乎全部集中到京城。盛况空前，超过了庆历年间，欧阳修文学集团在京城的聚会。

在京城，苏东坡是文坛的核心和领袖，宴会、游赏、题画、酬诗，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传闻逸事、佳话妙谈。因此，有宋代，元佑词人的风采，一直是后来的笔记小说中津津乐道的话题。

元佑元年十二月，苏东坡奉命接待辽国派来贺岁的使者，与他一起接待辽使的是狄咏，狄咏北宋名将狄青的儿子。夜晚聊天，狄咏说起父亲狄青少年时替兄顶罪的事，苏东坡记录下来，写成一篇小文，《书狄襄武事》，又为狄咏收藏的石屏题了诗。

参加接待的还有一位皇宫内侍叫刘有方，他见苏东坡慷慨题咏，毫不惜墨，便拿出自己收藏的《虢国夫人夜游图》，请苏东坡题跋。这是唐代张萱的作品，五代时藏于南唐宫廷中，进入宋代后落入宰相晏殊之手，后来成为内府藏品。宋人视为神品绝笔。

苏东坡为这幅绘画珍品的题诗，借历史上唐玄宗、隋炀帝、陈后主等荒淫误国的事情，来讽喻当朝宫廷，应该吸取前朝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切勿走上荒淫误国的老路上去。

元佑元年三月，司马光主持政事堂会议，要求五品以上的朝官全参加，中心议题是全盘废除王安石所行的新法。但司马光没有想到，向他的政策首先质疑的，竟然是被自己认为同党，且一向遭到王安石新党打击的苏东坡。

苏东坡在被贬的过程中，亲眼看到了新法推行后的许多弊端，也亲眼看到了新法的一些好处，觉得不应该全盘废掉新法。他认为，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因此，他坚决反对司马光的主张。

苏轼认为，变法如果对百姓有利，就应该肯定，对百姓有害应该废除。如果新法本身是好的，只是做法上有问题，则应该改变做法，不分好坏，全盘否定，那是错误的。

没想到，司马光也是一个拗老头子，容纳不了不同意见。为此，苏轼和司马光之间的矛盾便暴露出来了，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免役法上。

当初，差役法实行后，产生了流弊。编户充当役夫的人不习惯服役，役头又用暴虐的方法役使他们，造成编户大量破产。王安石做宰相后，改差役法为免役法，使编户按等级的高低出钱雇用役夫，执法的人常常超过标准索取，成为人民的祸害。

苏轼认为，免役法也有有利的一面，而差役法的弊端也很大。于是，他对司马光进言说：“差役法和免役法，各有利弊。免役法的流弊，在于聚敛百姓的钱财，以致十室九空，上面聚敛了很多钱财，下面给人民带来了钱荒的灾难。差役法的流弊，在于人民常在官府服役，不得专力农耕，而贪婪残暴的官吏和奸猾的差役得以借此做坏事。这二种役法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其轻重大概是相等的。”

司马光说：“那么，以你看，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呢？”

苏轼说：“一切政策法令，前后应该互相衔接，这样才容易成功。做每件事情，一点一点地逐步进行，那么百姓就不会受到惊扰。夏、商、周三代的办法，是士兵和农夫合而为一，到秦王朝才开始一分为二，到了唐朝中叶，又把府兵制改成了募兵制，士兵一生都在军队里。从那时以来，民是民，兵是兵，农民拿出粮食和布帛来养兵，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来保卫百姓，天下人民都感到方便。我认为即使圣人再出，他也不会改变这个办法。如今的免役法，其实和上面所说的差不多。明公您现在想骤然取消免役法，以差役法代替，就正像要取消常征的兵而恢复民兵，这只怕不太容易吧？”

司马光颇不以为然。内阁议事厅里，气氛非常紧张，大家都沉默不语。早春二月的天气，屋子里还不十分和暖，可是还有人脸上沁出汗珠，屋里就像搁了一大桶油，偶尔一点火星擦过，就会突然燃烧起来。

司马光瘦削的脸颊紧紧绷着，幽深的眼睛里满是严厉的光芒。他不善言辞，听着苏轼一遍一遍地陈述各种理由，无言以辩，花白的须发也微微颤抖。

好一会儿，司马光直接而断然地否定了苏轼的说辞。末了，他袍袖一甩，准备撤离。

苏轼毫不退让，直视着司马光，大声说：“当年，您还是谏官的时候，不是也极力劝阻韩琦大人，不可行扰民之法吗？韩琦大人的怒气犹甚于今日。司马公，您亲口告诉我当日的情形，难道您自己做了宰相，就容不得我多说两句吗？”

司马光勉强笑了一下，气色稍缓，言辞之间，却不退让。最后，苏轼觉得忍无可忍，回到家中，愤怒地扯掉头巾，对朝云连声叫道：“司马牛！司马牛！”

司马牛是孔子的弟子，为人固执。苏轼认为司马光很像司马牛。所以，才怒不可遏骂了起来。

不久，苏轼辞去了役事局的兼差，理由很直接：道不同不相为谋。免役法很快地被废除了，不知道是否因为引起的异议较多，司马光反而更加迫切地要罢废它，并要求在五日之内就恢复16年前施行的差役法。

在金陵，王安石听说司马光要废除青苗法、易市法，只是笑一笑，没有言语。这次听说连免役法也被废除，他沉默了半晌，低沉说：“这也要废掉吗？”

这意味着，他一生的努力都已经付诸流水。至此，这位孤独的老人，卧病在床，即使是灿烂的初夏，屋子里也显得那么阴冷，窗下老驴的嘶鸣一声声传来，仿佛是某种不祥的预告。不久，这位晚景凄凉的老人悄然离世。

旧制复行后，司马光因年迈体弱，已经好几次告病休假。九月初，哲宗领着群臣在南郊举行祭祀典礼，安放神宗皇帝的灵牌，这时，司马光过世的消息传来。司马光还朝不过一年，隐忍多年的政治热情还来不及完全绽放，就撒手辞世。

司马光的葬礼由洛阳人程颐主持，他自觉是世界上最严谨的理学家。皇家祭祀结束之后，百官都来向司马光的遗体告别。程颐挡在门口，不让大家进去。

程颐大声说道：“各位留步。今日不宜吊丧。《论语》里有训诫：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有人提出疑议说：“我们在皇家典礼上没有唱歌。”程颐坚决拦在大门口，说：“虽然没有唱歌，总归听过奏乐了！今天就不能再哭泣了！”

苏轼听了，不耐烦地排开众人，径直地走进去，冲着程颐撇撇嘴，没好气地说：“孔子说，哭过了就不唱歌，又不是说唱了歌就不能哭。我为什么不能够进去呢？”

程颐的脸色僵住了，一时间言语不得。众人这才进去祭拜。

大家向司马光的灵柩行礼，奇怪的是，司马光的儿子居然不在灵前，更不用说给吊唁的人还礼了。一问才知道，这也是程颐的安排。

面对众人的疑虑，程颐还没从刚才的尴尬和气愤中缓过来，只是硬邦邦地说：“现在是有很多孝子在灵前还礼，真是一点儿文化都没有！但凡有一点知识的人都知道，古代的丧礼不是这个样子的。孝顺的儿子因为悲痛，哪有心情再接待客人！”

苏轼最反感这种假模假样的所谓礼，于是嗤笑道：“程夫子可真是鏖糟陂里叔孙通啊。”意在取笑程颐是从以泥地里爬出来的酸学究，还在这儿冒充汉代大儒叔孙通。

要知道，当年程颐可是洛党文人集团的领袖人物，被许多人奉为一代大儒。听了这话，程颐从此十分恼恨苏轼，以至于后来，引发了北宋有名的“洛蜀党争”。

不久，苏轼在京师买了一处住宅，靠近东华门，叫白巷，上朝很近。在京师的新生活与当年在黄州农庄的生活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一家已有15年未在京师定居，现在除苏迈去江西任一个小官职之外，苏轼一家都在京师。苏轼的次子苏迨16岁，幼子苏过14岁，两个孩子和苏轼的夫人王闰之与妾朝云生活在一起。

京师很繁华，但苏轼仍不忘继续练气功养生，他总是黎明即起，梳头100次，之后稍躺一会儿，再去上朝。做高官的乐趣，对苏轼而言似乎不大。他在一篇笔记中谈及苦与乐，他说：

乐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此之寻声捕影系风迩梦尔。此四者犹有仿佛也。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对治彼病。彼此相磨安得乐处。当以至理语君，今则不可。

如今苏轼的名气达到最高峰。文人朋友都崇拜他，又享高官厚禄。他为请议所受的苦远超过任何人，因此备受推崇。司马光死后，他成为当代第一学者。他没有当宰相，但大家公认他的声望高于众官。

有一次，一个藉藉无名的学者来拜访苏轼，他带着一册诗，想征询苏轼的意见。这个人朗诵了他自己的作品，音调抑扬顿挫，之后，他面露得意之色，问苏轼：“大人觉得鄙作如何？”

苏轼说：“可得十分。”此人禁不住眉开眼笑。随和，苏轼又俏皮地说：“诗有三分，吟有七分。”

这期间，苏辙也回到了京师，元祐元年开始担任御史中丞，次年升为尚书右丞。先前，受乌台诗案的牵连，苏轼的几位朋友流放南方，如今也都官居要职，包括王诜驸马、王巩等在内。

苏轼在黄州的老朋友陈慥也来京师探望他。几年前和苏轼通信的黄庭坚也来见苏轼，正式拜在他的门下。

苏轼时常怀念黄州的生活，他的一首《如梦令》小令，仅数十字，表达了他的殷殷思念之情：

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

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

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

苏轼也常常参加朋友的聚会，以换得内心短暂的安宁。1087年的一个夏日，天气晴朗，驸马王诜邀请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蔡肇、李之仪、李公麟、晁补之、张耒、秦观、刘泾、陈景元、王钦臣、郑嘉会、圆通大师，共16人一起游园。大家饮酒、吟诗、作画，这就是著名的“西园会”。

这次盛会由苏轼作文，李龙眠作画留念。画面中，石桌列在高杉之下，顶上有瀑布流入大河，两岸都长满花卉和修竹。王诜的两位侍妾梳高鬓戴发饰，站在桌子后方。苏轼一身黄袍黑帽，正倚桌写字，王诜坐在附近看他。

另一张桌子上，李龙眠正在题一首陶潜的诗，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都围桌而立。米芾仰着头在附近一块岩石上刻字。秦观坐在树根上听人弹琴，其他人则散到四方，有跪有站，姿态各不相同。

在频繁的交往中，苏轼也留下了不少逸闻趣事。话说有一天，苏轼率苏门弟子秦观、黄庭坚，佛印漫游，走到郊外，看见一座寺院。寺荒芜已久，杂草丛生，墙壁坍塌，窗户破烂不堪，一派凄凉的景象。

四人走进寺门，看到寺院东墙上有人题了一首诗，字迹已经模糊。待他们走近细看，才看出来原来是唐代诗人杜甫的《曲江对雨》：

城上春云覆苑墙，江亭晚色静年芳。

林花著雨胭脂X，水荇牵风翠带长。

龙武新军深驻辇，芙蓉别殿漫焚香。

何时重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

吟罢，大家都赞不绝口，遗憾的是第三句“林花著雨胭脂”X”最后一个字没有了。这时苏轼想趁此机会考一考几个弟子，同时也显示一下自己的文才。于是他对三个弟子说：“这样吧，大家一齐把这个字补上，看谁补得最准、最好，怎么样？”三位弟子都表示同意。四人凑在一起，反复吟咏，仔细琢磨，然后按个人体会各补一个字。黄庭坚补的是个“老”字；秦观补的是个“嫩”字；佛印补的是个“落”字；苏轼补的是个“润”字。

“胭脂老”，“胭脂嫩”，“胭脂落”，“胭脂润”，三个弟子经反复吟咏，仔细推敲，觉得先生苏轼补的“润”字更贴切。为了探个究竟，几人回翰林院查阅杜甫诗集，原诗第三句最末个字是“湿”字。虽说几个人都没补对，但有一个比较，“润”字更近“湿”字。从此，弟子便加敬佩苏轼的文才。

还有一回，苏轼拜访新任相国吕大防。吕是个胖子，苏轼来时他正睡午觉。苏轼等了好半天，心里很不高兴。最后，吕相国出来了，苏轼指指客厅中一个土盆，里面养了一只背带青苔的乌龟。

苏轼对主人说：“这玩意儿不新鲜，六眼龟最难找。”

吕大防吃惊地说：“真的？世上有六眼龟吗？”他心想，这苏东坡怕是要愚弄我吧！转念又想，他是个大学问家，见多识广，也许是什么书上曾有过记载。

苏轼煞有介事地说：“当然有。唐中宗时代，一位大臣曾给朝廷进贡一只六眼龟。皇帝问这位大臣：‘六眼龟有什么特性？’大臣说：‘六眼龟有三双眼，普通乌龟只有一双。所以，六眼龟睡一觉等于别人睡三觉。’”窘得吕相国一时不知说什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