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管炎事件

1959 年在日本三重县的四日市出现了一种“哮喘病”，气管炎患者大量增加，实际是因四日市石油联合企业和三菱石油化学企业排除的废气引起的。1972 年受害者到市法院上告并取得全面胜诉。

可以看出，由于日本经济发达，工业生产和人口又畸形地集中于三湾一海的狭小地区（当前日本三分之二的城市人口居住和工作在不足全领土 5％的狭小地区），使得日本公害问题达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随之整个社会也对公害问题十分敏感，公害纠纷事件层出不穷。1968 年为 2.9 万件，1972 年高达 8.8 万件。由此日本也有人把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戏称为

① 日本化学会：“化学と环境问题”，《日本の化学百年史——化学と化学工业の步み》，日本东京化学同人社，1978 年版，第 238 页。

“国民总污染的增长”。日本公害问题已经成为日本化学工业以至整个工业进一步增长的重大障碍。例如 1964 年发生的三岛—沼津事件，居民为了反对在当地建立联合企业的计划而发起的运动就取得了成功。这就使日本不得不抑制“单纯增长主义”，而全面地认真处理环境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首先是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67 年），接着又制定了“防止大气污染法”（1968 年）和“公害关系 14 条法案”（1970 年），使法制不断完善。与此同时则在各级政府设立环境厅等行政机构，依法治理环境。其主要措施是：（1）坚持环境保护高于经济生产而优先考虑的原则；（2）建立造成环境污染企业的赔偿制度；（3）严格规定环境污染的标准，并不断强化；

（4）责任单位承担被害者的医疗费和生活费，以及环境复原费。

其次是大力开展环境科学技术研究。1970 年制定了“70 年代综合科学技术对策”，开辟了新兴的环境科学技术，成立了“日本公害研究所”（1974 年），从各个方面防止环境污染，例如合成出无害的家用 AOS 系洗涤剂和无害农药撒旦，以及提出了基于液相氧化的脱硫法等。

特别是不惜巨资在防止公害上大量投入，从经济上给予根本保证。例如从 1969 年到 1978 年的 10 年中，主要用于石油加工、石油化学、运输机械和

电力等企业中的防止公害投资即达 42966 亿日元，占防止公害投资额的 80.6

％，以保持化工等重点企业生产的持续增长。同时投资额也在逐年增长。日本防止公害的投资在设备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1965 年还只是 3％，1969 年即增到 5.0％，1972 年增到 8.6％，1975 年又猛增到 18.6％①。即使是私人企业，亦有迅速增长。在 1965 年到 1975 年的 10 年中，私人企业用于防止

以公害的投资从 297 亿日元增到 1 兆 1783 亿日元，猛增了 39 倍②。这使得日本成为防止公害投资居于先列的国家。

基于这些有效措施，日本的严重环境问题自 70 年代来已有明显改善。例如大气中二氧化硫的浓度在工业区以至居民区均有急剧下降：1967 年工业区的浓度高达 0.05PPm，1975 年则已降到 0.02ppm，居于世界一流水平。目前在日本来说，环境问题已不是什么计算费用和利益的问题了，而正在成为以“环境权”、“身体保护权”、“游览海滨权”、“光照权”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人权问题，从而对化学工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采取更加严格和有效的措施来保护环境、防止公害，确保化学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资源短缺问题

日本是工业高度发达的“经济大国”，同时又是原料极端贫乏的“资源小国”。日本在现代工业生产所需要的不可缺少的主要原料中只有石灰石可以自给，其余均要依赖国外进口。原料对国外的依存度极高，以 1975 年为例，进口的原料占整个原料的比例煤为 76.6％。铜矿石为 96.8％，铁矿石为 99.5

％，原油为 99.7％，铝土为 100％，磷矿石为 100％。此外，农产品棉花和羊毛亦需 100％进口，等等。日本所需原料的进口量极大，进口原油占世界原油出口总量的 20％，铁矿石占 33.3％，无论从原料进口的绝对量和相对量来看均居世界第一位，是依赖国外进口程度最高的国家。这就成了日本化学工业乃至整个工业发展的致命弱点。日本工业只有依赖国外资源才能得以维

① 日本环境厅：《环境白书》，1976 年版，第 513 页。

② 都留重人：《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第 86 页。

持生存和发展。日本必须而且也只能永远以非资源自给国作为前提来谋求工业发展。除此以外，别无它途。日本工业好像一个“高智能机器人”，一旦切断外界电源供应，高智能动作就会嘎然而止，变成无用废铁了。所以，日本与资源大国不同，他的工业生产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有着密切关系，且时时潜伏着难以避免的危机。例如 1973 年爆发第四次中东战争后，由于阿拉伯国家要求以色列从苏伊士占领区撤退，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实施石油生产削减，从而使石油价格一举上涨 4 倍，随之而来亦使汽油、灯油、乙烯、石油气、天然气和合成树脂、合成洗涤剂、合成纤维及涂料制品等石油化工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以至整个社会物价的大幅度上涨。1974 年日本批发物价的上升率达 31.4％，消费者物价提高达 24.3％。因此日本政府采取了种种抑制对策后才稳定了价格。1979 年发生第二次石油危机时又使原料短缺，物价上升。1980 年日本批发物价上升 17％，直到 1981 年才稳定下来。目前，由于世界局势较为稳定，日本所需原料暂不短缺，物价亦成为发达国家中较稳定者。

日本为了尽可能减少原料短缺所造成的压力，主要是采取了以下措施：

（1）对于海外资源多消费型和公害多发型企业实行高付加价值化；（2）实行化学工业原料多样化和多方位进口；（3）节约使用石油及其衍生产品；（4）有效利用废弃物；（5）开发新资源；（6）合理有效利用资源；（7）把高消费能源的产业转移至国外。例如有人建议，如果把炼铝工业转移到国外，一年可节约 195 亿度电，可以大量减少石油进口。这些措施正在日益取得成效。

例如从 1965 年至 1975 年期间，由于从废料中回收生产的硫黄不断增加，已使日本由硫黄输入国变输出国。1965 年回收生产硫黄为 4.5 万吨，尚需输入

万吨。1972 年回收硫黄增至 56.6 万吨，仅输入 1.2 万吨，但同时又输出了 4.7 万吨；1975 年回收硫黄高至 80.7 万吨，不再输入，单纯输出了 15.8 万吨①。还有，由于合成纤维工业的高速发展，从中回收的硫氨也不断增加，从而也不断减少了合成硫氨的生产，减少了所需煤或石油的进口。例如 1961 年回收硫氨量为 28 万吨，占总需要量的 10.9％；1965 年回收量达 91.3 万吨，占 34.1％；1972 年回收量增至 147.8 万吨，占总需要量的 76.1％，而合成硫氨量则缩小到 1.6 万吨②，减轻了石油等原料供应的负担。

三、基础研究薄弱问题

日本的工业生产是以不断追求先进技术的手段来追赶西方国家的，并取得了很大效果。目前日本技术中已有 65％达到或超过了美国水平，有 82％达到或超过了西欧水平。技术出口的比例已从 1962 年的 4％提高到了 1980 年的 14％，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一流技术强国了。

然而也应当看到，时至今日，日本的技术进口还是高于出口，特别是尖端技术入超较多。这说明日本单纯发展技术的政策又表现有先天不足，即独创性的理论研究还比较落后，还缺乏足够的理论基础来开发尖端的科学技术。因此，日本作为能够反映基础研究水平的诺贝尔奖获奖者比较少，就自然科学奖来说获奖者仅有 5 人，不仅远较美国（142 人）为少，甚至也比人

① 日本资源ル ——厅：《矿业便览》，1965 年版；日本硫黄需要者团体协议会

にみゐ

（1972—1975）。日本化学会：《日本の化学百年史——化学と化学工业の步み》，日本东京化学同人社，

1978 年版，第 226 页。

② 日本硫安工业协会资料，同上，第 227 页。

口少于日本的瑞典（15 人）、荷兰（10 人）、瑞士（11 人）等国还少①。这就难怪日本著名科学史家汤浅光朝要哀叹，连“迄今为止发现的 106 种化学元素中也没有一个是日本人发现的”②了。可以看出，日本的“学术性的基础研究落后是无可否认的”。

日本忽视基础研究的情况由来已久。日本发展科学技术，无论是幕府时期，还是明治时期，以至大正和昭和时期（战前），多是强调“富国强兵” 的现实需要，特别是军事上的需要，因此从 16 世纪中期引进西方化学技术伊始就注重发展枪炮、火药和钢铁等军事实用技术，作为应付国内外战事之急需。所以在幕府时期就把化学视为“实学，实利之学”③，而明治时期的多数化学家也都认为，“应用化学乃化学之本，纯粹化学不过是空洞的理论”④ 而已。只有少数化学家提倡纯化学的基础研究。在科学教育方面也多如此，比较重视工程技术专业，而忽视理论专业，以便直接为加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服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技术尽管已经能够制造较高性能的“零式战斗机”，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大和号”，以及在我国东北行驶的“亚细亚”号高速列车，然而就其技术基础来说也仍然是薄弱的，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美国。其原因除过于重视为现实服务的应用技术外，也还像汤浅光朝所说，在于日本整个学术界的“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极其贫乏”的缘故。

从现代日本科技发展时期来看，日本基础研究落后的一个原因，还在于日本科技投资中民间所占比例颇高，是属于民间主导型的研究体制。例如1978 年日本科学研究的投资比例，日本政府及地方公共团体仅占 30％，民间企业投资则占 70％。这同重视基础研究的欧美国家恰成鲜明对照。美国、法国、英国的政府投资比均达 50％，西德也达到 40％，均远高于日本，多属政府主导性或政府民间混合性的研究体制。1980 年美国政府的研究投资额是日本的 5.4 倍，苏联是 3.4 倍，西德是 1.8 倍①。由于民间企业的研究开发是在激烈竞争中进行的，所以民间的科学研究投资多为注重现实经济效益，注重以特定的实际应用为目的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或以引进新的材料、制品、系统、工程等为目的的开发研究（Development research），从而必然要忽视单纯以知识进步为目的的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以 1980

年为例，日本民间企业科学研究经费用于开发研究为 75％，应用研究为 20

％，基础研究只为 5％。日本只是在政府投资的大学等研究机构才较为重视基础研究。1980 年日本各大学科学研究经费用于基础研究达 55％，余为应用研究（38％）和开发研究（7％）①。可见，日本这种民间主导性的体制，忽视基础研究是必然的。此外，同重视基础研究的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科学研究经费总额（包括政府和民间两部分）偏低，难以在耗费资金较高的基础研究方面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日本自然科学研究经费总额在国民收

① 日本科学技术厅：《科学技术白书——我が国科学技术が国际化の向にこ》，日本大藏省印刷局，1988 年版，第 38 页。

② 汤浅光朝：“纯粹化学の发展”，《日本の科学技术 100 年史》，日本中央公论社，1984 年版，第 179

页。

③ ④ 广田钢藏：“明治期の日本国民の化学观”，[日本]《化学史研究》，1989 年，第 4 期，第 145—146

页。

① 姚佩军：《日本科学技术研究概况》，知识出版社，1984 年版，第 71 页。

① “新日本制铁”能力开发室：《日本——その姿と心》，日本学生出版社，1982 年版，第 178 页。

入中所占的比例是 2.15％（1978 年）西德为 2.58％（1977 年），美国为2.53

％（1977 年），英国为 2.29％（1975 年），日本是其中最低者②。

日本长期以来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执行一种重技术开发轻基础研究的政策。它在明治维新时期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70 年代的百年来的时期里，应当说对于日本的科技发展和经济起飞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日本经济尚不发达，科学研究经费不足，精明的日本决策者就没有花大钱投资于基础研究，而只是花小钱引进国外基础研究的最终结果——先进的技术。用日本著名科学史家汤浅光朝的话来说：“日本的科学技术是从欧洲抄来的”，或是“不断地掠取西方的成果③”而形成的。汤浅认为，这就是“日本科学的‘掠夺’的性格”④。他还认为，善于“‘掠夺’欧洲近代科学”的做法，正是“日本人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⑤。日本依靠国外基础研究而重点发展技术的做法，实质上是一种“不去播种，只管收获”的“坐享其成”或“摘桃式”的做法，依此来迅速发展其生产和经济。至于基础研究则可以在经济富裕强大之后再重点投入加以开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精明、便宜、有效的办法，也是日本成功的一个秘诀，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借鉴。

现在，日本技术与经济已经相当强大，已经有可能大力发展基础研究，以改变其“多模仿性、少创造性”的科学技术特征，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三个方面并驾齐驱地发展，以不断保持其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

实际上，日本早在二战后就已经注意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从化学化工方面来看，早在 1948 年 1 月就已经把侧重基础研究的团体“日本化学会”同侧重应用研究的“日本工业化学会”加以合并，加强相互的联系与结合，有力推进日本化学化工事业的发展。

在 80 年代，日本政府已经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为了维持我国经济的活力，基础技术开发也越来越重要。因此，这一领域的落后，将成为今后技术开发的重大障碍”①。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对于科学研究经费的投资，“应把政府的负担比率提高到 30％左右，从长远看，在充分考虑保持官民分担平衡同时，政府负担比率应达到同欧美一样，即提高到 40％左右”②，以保证在基础研究方面的较多投入。与此同时，日本研究经费的总投入也不断迅速增加。1955 年日本在美、西德、法、英、苏等六国中是研究经费投入最低者，仅是六国研究总和中的 1％。1975 年提高到 10％，已超过英、法，进入到第4 位。1985 年再提高到 16％，又超过西德和苏联而居第 2 位，仅次于美国。

1986 年，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研究经费总额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已高达 3.49％，已超过美国在西方世界居第一位③。这就可能在基础研究中投入更多的研究经费。

② 姚佩军：《日本科学技术研究概况》，知识出版社，1984 年版，第 70 页。

③ 汤浅光朝：《科学文化史年表》，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 年版，第 222—223 页。

④ 汤浅光朝：《日本の科学技术 100 年史》，日本中央公论社，1980 年版，第 11 页。

⑤ 同上，第 15—16 页。

① ② 日本通产省：“新时代的技术开发战略”，1984 年；《参考消息》编辑部：《日美欧苏是怎样发展科技的》，新华通讯社，1985 年版，第 11、21 页。

③ 日本科学技术厅：《科学技术白书——我が国科学技术の国际化に向けこ》，日本大藏省印刷局，1988 年版，第 15—16 页。

然而直到目前为止，由于日本民间投资增长过快，而使日本科研体制成为更为突出的民间型。最新统计资料表明，①1986 年度日本研究经费总额（自然科学）为 8 兆 4150 亿日元，其中政府和地方公共团体为 1 兆 6517 亿日元，仅占 19.8％；民间为 6 兆 7557 亿日元，所占比例高达 80.3％，仍是鲜明的民间型。因此投入基础研究的经费仍不算高，1986 年为 13.3％，余为应用研究 24.4％，开发研究 62.3％。为此，日本在 1988 年举办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日本讨论会”②，邀请各国杰出学者讨论日本基础研究发展的战略，推动日本的基础研究。

总之，日本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在经济基础薄弱时不得不需要依靠国外的基础研究成果来发展本国的科学技术，也不失为是一种经济实惠的良策；而当经济基础已经雄厚，再如此下去，就会难以创造性地开发出自主的先进技术，保持科学技术大国的优势了。为此日本自 1981 年以来所发表的“科学技术白皮书”中都强调了重视基础研究，并提出了“强化基础研究的对策”

③，以便“能够从历来的技术导入体制脱出，积极在自己的广阔的基础研究上

振兴具有创造性的科学技术”④。1981 年日本政府提出了“科学技术振兴调整费”，创设了“具有创造性的科学技术推进制度”，1986 年内阁会议确定了“科学技术政策大纲”并在理化研究所创设了国际开拓系统等，都是为了强化基础研究而采取的措施。

① 昭和 62 年科学技术研究调查结果速报值（1988）同上，附表。

② 杨振宁谈日本发展经验，《大连日报》，1988 年 11 月 30 日。

③ ④日本科学技术厅：《科学技术白书——我か国科学技术の国际化に向けこ》，日本大藏省印刷局，1988 年版，第 7、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