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战后世界经济布局特征

一、战后世界经济布局变化的动力机制

1.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规模和领域空前扩展战后初期，自 1945 年至1953

年，各国经济基本处于恢复阶段。自 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未，西方国家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随之各国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如石油的开采，1940 年世界石油产量仅 2.6 亿吨，而 1978 年已达到 30 亿吨以上，全球兴起一系列

石油生产基地。又如铁矿，二战前最高年产量仅约 9000 万吨，而目前年产量

已达到 9.6 亿吨，钢铁工业的巨大发展带动铁矿石的不断被发现，巴西、澳大利亚等国一跃成为铁矿石储藏和生产大国。再如有色金属，在世界金属产量中，钢和有色金属的比例约为 100：5，战后各国都把有色金属列为重点战略物质，在国际上争夺有色金属是发达国家经济斗争的焦点之一。有色金属生产规模扩展很快，以铜、铝、铅、锌四种常用金属为例，自战后初期到 1995

年，产量增长最低的在 4 倍以上，最高的达 22 倍以上。全球形成中非、南部非洲（主要是南非）、美国、俄罗斯、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大型有色金属生产基地。非金属矿物也是如此。本世纪初可利用的非金属原料只有 60 余种，目前己超过 200 种，50 年代前，世界金属原材料产品产量高于非金属原材料，50 年代起，非金属原料的开采规模已逐渐超过金属原料，目前，发达国家非金属原料的产值要高出金属原料产值的 1 倍甚至更多。

在新区开发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战后以来，人类已经涉足交通困难、气候严酷、人类难以进入的地区，如前苏联在极地地区的秋明州北部开发了乌连戈伊天然气田和伯朝拉河流域的煤田与油气田；美国在阿拉斯加开发了阿拉斯加北坡油田；巴西则在亚马孙丛林地区开发了卡拉雅斯铁矿， 还开辟了马瑙斯自由贸易区；我国则正在着手开发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油气资源。不仅如此，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领域还在进一步向天上，地下、深海延伸，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空前扩张，带动了航空航天工业的发展； 许多新兴的海洋开发产业陆续崛起；地质找矿方面的突破，导致新的矿产资源的开发。新的矿山生产基地的形成，改变着世界的经济布局面貌。

随着矿物物理学、工艺矿物学研究的发展和新的科学技术在矿物研究中的应用，人们加深了对矿物微观世界和特殊性能的研究与了解，如发现可作激光发射基质的红宝石、萤石、白钨矿、钼钙矿、氟磷灰石，半导体矿物材料的方铅矿、硫化镉、硫化锌，压电材料的压电石英、铍方钠石、硫化镉， 可作为天然离子交换剂和催化剂的沸石，具有耐高温膨胀性的蓝晶石族矿物等。这就不仅歼辟出各种新的矿物资源类型，同时还为已经利用的资源开拓出新的应用领域。

新能源的不断出现，也是人类在经济活动中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结果。目前，核电在发达国家已列为常规能源，世界上核能利用比例最高的法国，核电已占其电力的近 75％。另据统计，世界上有 25

个国家运营商业性的核电厂，并有 13 个国家即将加入这一行列，在建、定货

或计划中的核电厂达 160 座以上。可再生能源也将是保障持续发展的长期基

础、自 70 年代以来，广泛而大批的新能源技术稳步发展，新能源利用前景曙光初露，在过去 10 年中，太阳能的成本已下降了 66％，风能下降 75％，光电地下降 90％，许多以太阳能作为能源的机器和工艺在经济上己几乎可与化

石能源竞争。新材料的发展同样十分可观，人工合成材料不断地代替大然原材料，如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等三大合成材料，在战后均猛增 10 倍以上，在替代天然橡胶、天然纺织原料、钢铁和建筑材料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另外，已在汽车和飞机上大量应用的碳纤维，通信领域中的光缆，太阳能系统中的非晶态硅、各种传感器，取代传统金属材料的精密陶瓷以及正在导致电脑、核工程、交通运输和通信出现技术变革的超导材料等等，整个新材料家族将给人类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以上所述，都反映着这样一条轨迹，即技术进步正使生产布局从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制约中逐步解放出来，人类的产业活动得以在越来越广阔的天地里自由驰骋。

1. 技术进步在现代产业活动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技术指制造某项产品、应用某项工艺或提供某项服务的系统知识，它可以表现为文字、语言、图表、数据、公式、配方等有形形态，也可以表现为实际生产经验、个人的专门技能或头脑中的观念等无形形态。技术的水平凝结在实物资本的性能、劳动者的技能和投人生产过程的自然要紊的性能之中，通过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生产效率体现。

在人类产业活动中，依靠技术进步对各种自然资源进行深度加工，就能创造价值，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形成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新的资源领域的开拓，资源种类的不断增加，许多劣质资源的广泛利用，都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一些国家在 50 年代前还主要开采含铜 2％以上的铜矿，而现在逐步发展到开采 0.3％～0.5％的铜矿石；低品位难选冶的细粒嵌布复合矿及有色金属氧化矿，在工业上也越来越多地被开发利用。采掘工业随之向更广大的空间扩展。

战后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之一是新成果的迅速增多，七八十年代以来， 科技进步速度越来越快，达到空前的水平。西方学者认为，仅从 60 年代以来， 科学技术上的新发现、新发明比过去两千年的总和还要多。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知识技术高度密集的新兴产业，从而促使世界经济发生深刻变化，为现代产业分布奠定了新的物质技术基础。战后科学技术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兴起了一个新的产业群，如信息、激光、光纤通信、计算机、海洋工程、生物工程和空间工程等。在新技术革命中，每一个新产业的兴起，又都要涉及一个新的技术群、如信息产业就是材料、微电子学、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等的综合。把新技术成果的发展和应用同宏观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就能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引起产业地域结构的变化，硅谷、硅原、科学城在全球各地涌现就充分地反应了这一点。随着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科技文教和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在产业分布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在一些工业发达的国家里，新兴产业和一些第三产业部门，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高质量的劳动力，有着强烈的需求，如美国早在 50 年代，它的白领工人便已超过了蓝领工人。高科技产业的地域组织诸如硅谷、科学城、科学园区等的区位指向，都毫无例外地趋向科技文教发达和拥有众多高质量劳动力的地方。

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即经济服务化是新技术革命以来的重要特点，在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工农业生产前与生产后的服务部门迅速增加，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科技信息与管理服务的部门日趋扩大，以微电子技术为纽带的经营咨询、市场调查、信息供应、计算机服务与软件处理等新兴服务产业发展方兴未艾。与此同时，伴随着城市职能结构的转换与升级，还形成

了一批区域性乃至国际性大市场、铁路枢纽和国际航空大港、集装箱大港、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咨询信息中心等等。

当前，“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热潮风靡全球，席卷了所有发达国家和众多新兴工业化国家。“信息高速公路”的运用，使信息的高速传递、共享和增值成为可能，从而将引起深刻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革命，促使社会经济结构、贸易结构、教育结构、产业布局结构等等发生深刻的变化。

值得指出的是，任何科技新发明的垄断优势都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 技术要素总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向外扩散，从而导致产业的空间扩散与转移，这是一个不可抗逆的历史性过程。

1. 技术要素的国际移动及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的成长在市场规律的制约下，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会对技术创新国不断施加压力，促使其不断将技术向外传递。技术转移的内在机理可概括为技术产品生命周期压力和技术替代压力。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 R·弗农和赫斯等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一项新产品从产生到衰亡大致经历发明、发展、成熟、衰亡四个阶段，与此相应， 技术产品也出现如下四个阶段，技术创新国对新产品出口的垄断、国外模仿者生产新产品、创新国与模仿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创新国开始进口该产品。在第一阶段中，创新国对该技术具有绝对的垄断能力，新技术尚未成熟，较难掌握，进口该技术产品的潜在国主要是那些与创新国需求水平相似的国家。由于此时外国市场需求者对新技术产品的性能还未广泛认识，因此需求弹性较低。第二阶段，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逐渐增加，其它国家开始对该项技术有了较为广泛的认识，并试图引进该技术或通过进口载体（商品） 所传递的技术知识进行模仿。第三阶段，技术本身日益标准化，使得各模仿国更易接近并消化该项新技术。第四阶段，该技术已被模仿国完全掌握并与当地优势资源享赋相结合，造成创新国技术优势的丧失。

技术发展本身和作为技术成果的产品向外输出的增加.预示着技术使用价值不断扩大的同时，其保密性日趋减弱，所有权与使用权日趋分离，模仿行为日趋容易。因此，作为技术的创新国，必然充分及时地利用其技术在产生和发展阶段形成的优势，在技术使用价值衰退之前，将技术向外转移以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收益，并通过开发新技术促使自身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新技术替代压力和技术产品生命周期压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伴随着科技

革命高潮的兴起，科学技术发明的循环期越来越短。新技术不断地取代着旧技术，甚至一种技术还未到衰亡阶段即被淘汰的情形亦屡见不鲜。

新技术替代压力从两方面促进国际技术转移：一是技术的周期性替代， 随着技术本身的发展，旧技术的无形损耗增大，因此必须将旧技术迅速转移出去；二是技术替代引起的资源重新配置、技术替代周期缩短，造成产品替代频繁。由于一国资源上（资本、劳动力等）的稀缺性，该国在把资源配置调整到最佳状态的同时，将一部分相对过剩的资源和旧技术输向国外，形成所谓“溢出效应”。

技术要素转移的动力也可以从技术接受国方面进行分析，这主要是由于技术缺口而形成的一种导向机制。

在静态系统中，由于历史等原因，世界各国在技术发展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大小决定了国家间技术缺口的大小。在动态系统中， 技术创新——无论是希克斯的要素稀缺诱导型，还是施莫克乐的需求拉动

型，还是罗森堡的瓶颈诱导型——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其发生与经济发展是互为因果的，因此，即使两个国家技术发展水平相当，但因其中一国发生技术创新，也会导致两国间技术缺口的出现。假若 A 国出现技术创新，其技术水准上升，在不发生技术转侈的情况下，随时间推移，B 国对 A 国差距越拉越大。为缩短这种技术缺口，B 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自身开发技术，提高本国的技术发展水平，要么引进 A 国的创新技术，二者必居其一。但在现今的情势下，引进技术往往是较佳选择。

一项重要的科技新发明，当它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投入生产后，常会形成一个新的产业部门。因此，技术要素的转移与产业的扩散是形影相随的。在技术完成空间扩散转移的过程中，后起国得以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大大加快本国的工业化进程，世界电子工业的扩展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电子技术和产业从创新国转移到其它资金充裕的发达和较发达国家，再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美国—→西欧—→发展中国家的梯度转移。东亚产业结构的调整、区域分工体系的建立和区域经济的成长更是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典型，它给人以这样的启示：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因工资低廉等因素，具有一定的后发展效益，若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采取合理的发展途径和政策， 积极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利用一切可能，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可以走一条相对快捷的加速发展道路。

东亚的高速增长，是 30 年前由日本率先起步，通过产业的梯度转移和产

业升级带动起来的。早在 60 年代，日本经济就开始高速增长，尔后，“四小

龙”从 70 年代起加快发展，开始时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70 年代中后期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在较短期内把自己建成“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80 年代东盟和中国开始经济起飞，积极推进工业化进程，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也开始建立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从 80 年代后期起，东亚各成员经济大体形成了一个多层次联系的地域分工体系。日本作为该地区经济大国，既是地区资金、技术和高新科技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又是能源、原材料及消费品大市场；“四小龙”在发挥该地区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和零部件加工基地作用的同时，又向东盟各国转让资本和技术，并向它们提供一定的市场；东盟国家一方面吸收大量资金、技术和商品，另一方面也向“四小龙”提供大量农产品和自然资源类初级产品，同时东盟、“四小龙”的经济又是作为高度发达的日本经济的一种补充；中国已建立包括部分高科技产业在内的工业生产体系，技术上具包容性较大的特点，并己在不同技术层次上与东亚各成员发展经贸关系及技术合作。这样一个产业分工体系对东亚区域经济的成长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