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

中国古代与足球相关的球类运动

要说我国近似于足球的运动，可谓历史久远。今天在黄河流域的一些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球，表明那时可能已有了简单的赐石球游戏。在战国时期，齐楚一带出现了称为“蹋鞠”的活动。“鞠”是里面塞有毛发之类东西的实心皮球。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蹋鞠”也称为“蹴鞠”，最初是包含足踢动作的一种游戏。苏秦游说齐宣王时，就曾夸赞齐都临淄城的富庶， 称其市民“无不吹竿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语见《史记·苏秦列传》和《战国策·齐策一》）。晋人葛洪还在《西京杂记》里讲了这么个故事：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年轻时是楚国沛县丰邑的小百姓，平日里每每与屠贩少年斗鸡、蹴鞠作乐。刘邦称帝后，把父亲接到京城长安享福， 而“太上皇”却成天闷闷不乐。打听原因，原来是因为宫中没有斗鸡、蹴鞠之戏。于是刘邦命人在长安附近复制了个丰邑，又把家乡父老全迁了来陪伴父亲，这座城就是新丰，在今天陕西临潼的新丰镇。这“太上皇”的年轻时代，正是在战国的末期，战国的蹋鞠，无疑是我国古代足球的滥觞。

汉代随着全国一统局面的出现，以及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蹴鞠活动日益普及，乃至达到了上下、四方同好的程度。桓宽在《盐铁论》里描述说， 当时在民间，“康庄马逐，穷巷蹋鞠”屡见不鲜；而对贵族家庭来说，“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更是习以为常。《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曾记述名医淳于意（即仓公）为一个叫项处的官员看病，嘱其“慎毋为劳力事，为劳力事则必呕血死”，但项处还是忍不住又去蹴鞠了，于是第二天就真的送了命。可见蹴鞠吸引力之大了。至于汉代宫廷中的蹴鞠活动， 应该是从刘邦为讨好老父亲而建新丰城，任其蹴鞠、斗鸡开始的，很快地， 得到了整个宫廷和皇族成员的喜爱。一代雄主汉武帝就是个蹴鞠迷。据《汉书·枚乘传》记载，武帝在游观三辅离宫馆时，“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每有所感，就命枚皋作赋助兴。徐广《弹棋经序》里也说，“昔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鞠者，尽衒（xuàn，炫耀之义）其便捷跳跃，帝好而为之”。汉成帝对蹴鞠爱好的程度不下于武帝。《西京杂记》里讲，成帝很喜欢蹴鞠。臣下进言说，蹴鞠太耗费体力，“非至尊所宜”， 而成帝仍坚持说：“朕好之。”后来折衷一下，让大臣们“择似而不劳者” 奉上代替蹴鞠。臣下搞出弹棋游戏献上，成帝一玩，“龙心大悦”，录下就给予了重赏。上行下效，高层人物既如此嗜恋蹴鞠，就势必促进了这种活动的社会化。

汉代的蹴鞠活动不仅进一步社会化，而且进一步“足球化”了。汉代蹴鞠可以作为我国古代早期足球的代表。它是怎样的格局呢？从目前各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砖）中，我们看到了许多《蹴鞠图》。比如，山东嘉祥县武氏祠的一汉代画像石上，画一男子脚踏一鞠而舞。河南南阳汉画馆藏的画像石中，有一个画面右端是挽高髻的女子踏弄双鞠，边踏边甩舞长袖。还有幅画面左端立有一面健鼓，其左侧一人抬腿就蹴鞠而舞；左侧一人执桴击鼓， 同时跨步蹴鞠。在登封少室石阙蹴鞠画像石上，右边一人坐在榻上斜举一竿， 左边一人腾空跃起呈剪刀式，正以右脚倒踢球过竿。再如，江苏高淳县固城的一东汉画像砖上，右端一人坐屋下，其前五人在舞蹈，其中第四人右脚跟

挑起一鞠。从今天已出土的十余块汉蹴鞠画像石（砖）看，当时的蹴鞠有以下几个特点：男女均可参加；常常是与音乐、舞蹈、杂技场面合在一起的； 形式不一，可踢可踏，还可用身体其他部位如膝盖顶弹。这无疑是先秦蹋鞠简单踏踢球游戏的发展。

画像石（砖）大致反映了汉代蹴鞠的娱乐游戏性质。但汉代的蹴鞠不仅是种综合性的娱乐，还被当作军事训练的辅助手段，在军队中推广，因而具备军事体育的性质。刘向《别录》就讲道：“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 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今军士无事，得使蹴鞠。”三国魏的保晏在

《景福殿赋》中也写道：“（蹴鞠）将以行令，岂唯娱情。”可见蹴鞠还是和平时期备战练兵的重要内容。《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道：“骠骑将军（霍去病）为人少言不汇，有气敢任。⋯⋯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 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类此。”蹴鞠本是“军士无事”时的训练，而在出征塞外，部下又累又饿的情况下，霍去病还要搞它，这就不免太“不省士”了，但也表明汉代一些将领十分重视蹴鞠在军事训练中的突出作用。这并不是偶然的，它是适应了当时形势要求的。战国以后，兵车野战的作战方式逐步为步骑联合的壁垒攻守战取代，这个变化，对士兵的运动速度、耐力、灵敏性等身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综合性的要求，而蹴鞠运动则能满足这种需要。因此，《汉书·艺文志》把当时人写的

《蹴鞠》二十五篇（今已亡佚）列入兵书的“兵家伎巧”类，解释说：“伎巧者，习手足，便器械，主攻守之胜者也。”应该说，这种军事训练的蹴鞠， 与作为一般娱乐游戏的蹴鞠，是并不完全一样的。比较突出的是：后者是单人或数人的娱乐、技巧表演，而前者强调了对抗竞赛，表现了汉代壁垒攻守的军事色彩。如何晏《景福殿赋》写道：“其西则有左墄（cè）右平，讲肄之场。二六对阵，殿翼相当。僻脱承便，盖象戎兵。”“墄”，台阶；“平”，铺成斜面的台阶，本代称宫殿，此指蹴鞠赛场。谓球场是军队习训之场；双方各六人对阵，营垒相当；都敏捷地寻找对方空隙，以求其胜。东汉李尤的《鞠城铭》，对这种对抗性的蹴鞠赛更作了具体记述。大意说：圆圆的鞠象天属阳，球场围墙（长方形）象地属阴。球场相对的两边各有六个月牙形球门相对称，双方各有六名队员上场；每队有队长（“长”），场上有裁判（“平”）， 设有比赛规则；裁判判决要合理，不能有偏心，而队员也要服从裁判。这种规格，可说是现在足球赛的雏形了。但是，其比赛规则仍不得而知，描写蹴鞠赛的汉画像石（砖），目前也尚未见到。因此，对汉代蹴鞠的军事体育性质的更深入认识，只能期待于今后的考古发掘了。

汉代的蹴鞠，在汉以后仍然盛行了一段时间。《太平御览》卷七五四引

《会稽典录》说，三国时“年兴兵基，上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而到了唐代，在各项体育活动空前活跃的盛景下，蹴鞠也进行了重大改革，使这顶古老的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唐代对蹴鞠的改革，是由鞠的制作技术改进引起的。鞠的改进，就是由原先的实心球变成了空心球：把经过整治的皮子裁出八片一样大小的三角形，然后缝合为一圆球，里面还放有用动物尿泡吹成的球胆。其名称也改为“昇”，或称“气昇”。于是蹴鞠也有了新名“蹴鞠”，而“蹋鞠”、“蹴鞠”之名也承用不废。这种新兴的气昇，不仅轻而且弹性好，易于踢高，由此引起了球门和比赛规则的变化：球门设在几丈高的竹竿上，上面设网，两队隔门而赛，以射门次数多少决胜负。这样，比赛由汉代的直接对抗变为间

接对抗，减少了体力消耗，原来的军事训练作用也就不明显了（这一作用由马球取代，唐代称“击鞠”、“马鞠”），而其游戏娱乐性更为突出了。流行于唐代各阶层。唐玄宗就很喜欢蹴鞠。《新唐书·张廷珪传》记开元初年， 久旱，下诏求直谏。张廷珪上疏道：“⋯⋯登瑞士，放妄人；屏后宫，减外厩。场无蹴鞠之玩，野无纵禽之乐”，可见其流行之广已到了必须禁削的地步。唐时有寒食节蹴鞠的习俗，这是一年之中足球运动的高潮。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诗说，“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时。”杜甫《清明》诗称“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白居易《洛桥寒食日作十韵》也描述道：“上苑风烟好，中桥直路平。蹴鞠尘不起，泼火雨初晴。”这个习俗直到宋代还有。如宋徽宗《宫词》写道：“韶光婉媚属清明，敞宴斯辰到穆清。近密被宣争蹴鞠，两朋庭际争输赢。”

唐代蹴鞠运动经过改革后，体力要求降低，技巧性增强了。其影响之一， 是开创了女子足球的纪元。女子踢球一般不用球门，而只要踢高、踢出花样， 可单人独踢，也可多人互踢，称为“白打”。这在宫廷、民间都有。康骈写的《剧谈录》一书记道，在一个春日时里，长安胜业坊北街上有一个头挽三髻的妙龄少女，衣装褴褛。穿木屐，站在路边树下，“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者渐入。”可见当时有的女子踢球水平还是很高的。

在唐代，由蹴鞠发展而演变出来的一种近似于今天的马球运动的项目—

—击鞠也十分地兴盛起来。

唐代自太宗李世民开始，至昭宗李晔为止，就有十六位皇帝是马球爱好者；并且亲自参加过马球比赛。

“蹴鞠”与“击鞠”完全是两码事，决然不能混为一谈。蹴鞠所用的球， 早期是“以皮为之，中实以毛”的“毛丸”。唐代徐坚利用某些动物的肌皮做成球胆，八片皮革缝成球壳，用嘴吹气，做成“气球”，使球体充盈浑圆。这就是蹴鞠的球。而击鞠所用的球，“状小如拳”，用质轻而又坚韧的木材制成，中间掏空，外面涂上红色或其他各色，有的还加雕饰，在诗文中常被称为“珠球”、“画球”、“七宝球”、“彩球”等。蹴鞠“球不离足，足不离球”，游戏方式是步行足踢，有一人表演，或各人各自独踢，或二人、四人、八人（必须是偶数）互相对踢；有的则专以踢高为比赛。击鞠是骑在马上持杖击球。击鞠所用球杖，“其端如偃月”，用来击球，形状有点象今天的冰球杆儿，往往还要雕上精美的彩纹。诗文中常用“月杖”、“画杖” 等词汇来形容它。

有关唐代击鞠的情况，过去根据的都是文献资料。1971 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唐高宗李治的第六子、章怀太子李贤的墓葬，发现了一幅《马球图》，从而使后人拥有了唐代击鞠的最早形象资料。《马球图》画有二十多名骑手，打球的人都是左手执缰，右手持偃月形球杖，穿深浅两色的窄袖袍， 马都结尾。最前面一人作回身反手击球状；这大概是唐代著名的“背身球” 击法；另一个侧身回首看球，后面的两人正驱马向前抢球，其余的人或行或止，大多在观望。这些，与文献资料正可互相印证。李贤墓壁被专门配上《马球图》，可见墓主生前一定酷爱此戏。

事实上唐朝皇帝从高祖李渊开始，就把击鞠当作一种娱情乐志的游戏。李渊本人就经常到安福楼观看击鞠。一次，李渊在升仙楼前“看到一些居住在长安的西域人喜欢打球，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习气。如今西域人在街里打球，

是想打给我看，看来玩物丧志，还是严格自律为好。所以，我决定焚球自戒。” 然而唐太宗李世民“闻西蕃人好为打球”，与其父采取的却是绝然不同的态度。他不但喜欢观赏，还派人去西域学击鞠。正是由于李世民的喜好和提倡， 击鞠才未被李渊禁止。

唐中宗李显也喜好击鞠，在他当政时期，他把马球当作宫廷中的主要娱乐方式。公元 709 年，李显送养女金城公主到吐蕃和亲。公主临行前，中宗特地在宫中举行同吐蕃队进行的马球角逐赛，以示庆贺。在第一场比赛中， 出场的宫廷队被打败了。第二场李显便起用李隆基（当时的临淄王）和怪球手李邕及驸马都御李慎交、武廷秀四人出战吐蕃队，两队队员各显身手，特别是李隆基的表演尤为出色。他“东西驱突，风回电击，所向无敌”，不断将球击入网囊。在他们强大的攻击下，“吐蕃功不获施”，只得甘拜下风。由于双方各胜一场，中宗皇帝赐酒让双方队员畅饮。并约定来年于京都再赛。

唐玄宗李隆基能在马球赛中所向无敌，并非偶然。唐代民谣有云，“三郎少时衣不整，迷恋马球忘回宫”。谣中的“三郎”就是李隆基的小名。民谣唱的是李隆基青年时代荒废学业，打马球入迷的情景。爱球以致于入迷， 兼之又能勤学苦练，日后掌握高超球艺，想来也算是“水到渠成”。即位后的唐玄宗，仍一如既往地爱好马球，他于十六年建造雍和殿，每月总有三两次去那里与诸王击鞠。这种竞技比赛，锻炼了唐玄宗的体魄，使他到了古稀之年，仍耳聪目明，思路敏捷。

唐宣宗李忱也打得一手好球。《唐语林》载：宣宗每月都与皇室成员打几次马球“以娱圣心”。传说有一个不知趣的公主接到请帖后因迟入场观球， 搅得主看台哗然。宣宗正色以问罪，吓得公主连连叩头求饶。

与上述几个皇帝相比，唐僖宗当算得上是一个“超级球迷”了，此人迷恋马球而荒废朝政，整天除斗鸡、斗蟋蟀外，就是拼命去打马球；还洋洋自得地吹嘘：“我倘若应考‘打球进士科’，必能得头名状元。”由于嗜球成癖，僖宗常于梦中惊呼“打马球”，吓得皇后、妃嫔每逢皇帝临幸之夜，总是不得安眠。说“皇上球迷心窍”。据《能鉴》载：僖宗广明元年二月，有左拾遗侯冒业见僖宗玩乐无度，闹得实在不像话，特冒死上疏极谏，谁知竟因此触怒僖宗而被赐死。

帝王迷恋击球而玩忽朝政，后果当然是不堪设想的。“超级球迷”唐僖宗后来终因兵变事起，郁郁不得志而病殁。那位宠幸打球人的唐昭宗李晔， 在被逼迁都洛阳时也要带上 200 多个“打球供奉”（宫内专任打球职务的人） 和“内园小儿”后来终被宦官朱全忠挟持致死。还有那位“昼夜球猎”、“狎昵群小”的唐敬宗李湛，结果也被宦官勾结“击球将”弑杀于寝殿，死时年仅 18 岁。

由于唐朝皇帝带头提倡马球，当时的都城长安亦成了马球运动的中心。城内设有 20 多个球场。最大的有“一千步”见方。这些球场十分考究，不仅平坦、宽广，而且达到“下看犹镜”的程度。

这种由皇帝倡导的击鞠之戏，在文人学士和宫女妓妾中也十分流行。每逢新进士发榜后，按例在曲江开宴，集会游赏，并于月灯阁举行击鞠会，“四面看棚，鳞次栉比”，热闹异常。其中颇有好手，参与左右神策军中选拔出来的击鞠强者较量。《唐摭言》曾记载了数千人聚看新进士刘罩“骑马执杖， 驰骤击拂、挫败两军球将的生动情景。关于妇女打球，唐王建《又送裴相公上太原诗》有“十对红妆伎打球”句。因为骑驴或步打，动作缓慢，不易磕

碰致仆，充分考虑到了妇女的身体特点。至于对马球嗜之入迷的达官贵人们， 亦纷纷在家中自筑球场来打球，唐中宗时的驸马爷武崇训、杨慎交，为了使球场平滑，还“洒油以筑”。这种穷奢极侈，连球迷皇帝们大概只能望其项背了。

两宋时代，兴起了持续不衰的蹴球热潮。

如果以宋代诸朝为标识，这场球类运动的热潮发端于太祖、太宗朝，继续升温于神宗朝，鼎盛于徽宗朝，直至南宋孝宗朝以后犹余热不减。

北宋太祖出身将门，“容貌雄伟”，有勇力，曾试恶马，“不施衔勒”。他对球类运动有浓厚的兴趣。传世宋画中有一幅《宋太祖蹴鞠图》，上绘太祖赵匡胤和他的弟弟赵光义（即后来的宋太宗），以及大臣赵普等 6 人正在一起踢球。宋太祖仪态从容，双手自然下垂，好似提着重物，动作完全合乎规范，其他数人围成一圈，精神专注准备接球。这幅画表明宋初君臣在一起蹴鞠是经常性的事情。在宋初球坛上，宿将郭从义名闻九州。入朝之初，奉宋太祖令，击球殿庭，果然身手不凡，太祖高兴地授他为武宁节度使。不难看出，开国皇帝的个人爱好和言行举动对继位者以及整个朝廷的兴趣和办事准则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宋太宗对球类运动热潮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他的主持下，一种以打球为内容、以讲礼为目的的仪式制订出来了。太平兴国二年（公元 977 年） 三月，宋朝廷举行首次打球仪。大明殿前的球场十分开阔，球门极其豪华， 四周彩旗招展，鼓乐喧天。满朝文武全部参加，分作两队，各穿黄襴或者紫襴球衣。入场式在雄壮的凉州曲中开始。先是百官拥簇着皇帝上御殿坐定， 接着是群臣翻身上马，分队从两厢进入球场，然后由皇帝跃马先打第一棒。进球后，全场欢腾，百官向皇上献礼祝寿，皇帝吩咐赐群臣酒。最后，君臣再一起上马，皇帝亲自为比赛开球，并且与诸王大臣一同驰马争胜。场内攻门越近，场外鼓点越紧，鼓声越响，一旦破门，则杀鼓三通，如果皇帝射门成功，则鼓乐暂停，全场山呼万岁；如果群臣中有人进球，则齐声叫好，进球官员下马拜谢。打满三筹为一局，君臣下马，共上大殿，再饮御酒，仪毕。这样，不仅全体朝官必须在平时一直认真练球以提高球艺，更重要的是，一向被唐人视作习武娱情的体育游戏在宋代升格为隆重的朝廷礼仪——军礼， 它造成的社会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自 然，球类运动的地位也大幅度地上升了。

宋神宗致力于变法革新，虽然政务繁忙，但是仍然没有忽视球类运动。他身体力行，经常打球，因而他的球技非同一般，曾以玉带为赌物，与诸王比赛击鞠。不料对方提出以“罢青苗、市易法”取消改革措施为赌注，惹得神宗很不高兴。

宋徽宗时，球类运动的开展达到高潮。徽宗本人是地地道道的球类运动的多面手。在当皇帝之前，他就已经是一个蹴鞠好手，时常在花园里踢弄， 直至天色转暗。一天傍晚，高俅偶然得球以与他对蹴，踢得极其精彩，竟以“好脚迹”赢得他的好感，被留在身边，“日见亲信”。当他登上帝位后， 一再破格提拔高球，擢领殿前都指挥使，位至使相，显赫一时。《水浒传》中的许多故事，都与这个高俅有关。高俅因球而平步青云的新闻很快传遍各地，无疑对广大球迷是一个鼓舞，使蹴鞠热再度升温。宋徽宗还酷爱马球， 常于退朝以后邀留大臣们一起欣赏内宫的击鞠表演。由于徽宗对打球的观察细致入微，他的有关击鞠的《宫词》写得相当精细。比如，“全鞍宝辔簇骅骝，乐奏相从共击球，花帽两边成锦陈，谢思长喜上头筹。”从坐骑到音乐，

从衣着到心情，无不跃然纸上。又，“绿经平平摆地尖，花球停下总相兼， 时来奋击争多胜，格令输赢不畏严。”有色彩的反差，有动静的对比，于氛围的骤变，还有斗志的流露，刻画得十分细腻。

南宋孝宗不甘心与金朝南北对峙的现状，锐志恢复北宋旧疆，他把骑马打球看作是仿效陶侃运甓锻炼身体的做法，“日御球场”，时召诸将，击鞠殿中，甚至风雨无阻，张起油帘遮雨，撒下沙子防滑。有一次孝宗练球过久， 所骑的马左折右旋，不胜其劳，竟不顾一切地驮着他奔离球场，险些使他受伤。孝宗还命令太子与武士一同驱驰击球，以熟悉骑术，不忘武事。淳熙四年（公元 1177 年），朝廷举行打球仪，在皇帝先击第一棒以后，增加了皇太子单独乘马击球的仪式，然后才是群臣分队争击。这一改动说明，孝宗有籍打球仪来提高帝位继承人声望的用意，同时也反映出作为军礼之一的打球仪在宋朝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宋代球类运动热潮有以下特点。

第一、项目繁富，计宋代球类运动项目不下十种，如果按照击球方式划分，可分作三大类：

各项目的运动量有强有弱。击鞠风驰电掣，步击奔跑追逐，双方队员都直接冲突，拼抢争夺相当激烈，所以深受宋人的喜爱。不仅“宫中罢战壮士上了年纪的老将军也能“驰骤殿庭，周旋击拂，曲尽其妙”。而击角球、拍球和手鞠的运动量较小，又是依次上场，没有身体冲撞，因此在宋代儿童中十分流行。腾元发小时候曾因“爱击角球”而耽误学业，经范仲淹疏导，发愤学习，终成大器，号称西北名帅。

各项目的技术难度有高有低，筑球要求配合默契，踢传挟筑，技巧性强， 而且球门设在离地约三丈的高处，非职业球队或未经过专门训练者是踢不成局的。蹴鞠能单踢，也可传踢，普通妇女儿童随意踢弄嬉耍也其乐无穷，传世的宋代陶枕上就有她们抬腿举足的蹴鞠图像。

各项目对运动场地和设备器材的要求也不相同。马球的条件最高，需要开阔平坦的球场，步击的场地可以小些，捶丸可因地制宜，掘洞为场，蹴鞠无须专用球场，水球只要有水面即可，而儿童球戏更无任何限制。传世宋画

《蕉阴击球图》描绘的就是宋代儿童在庭园芭蕉丛旁击角球的情形。除了杖击球必备曲棍木杖和马球需要畜力以外，其他球类运动项目只需球鞠一只即成。

显而易见，不同身体素质、不同技巧水平、不同经济状况的宋人都能选择适合各自条件的运动项目参加。

第二、帝王大臣与平民百姓共同参与。

宋朝诸帝已如上述，朝官中名球手也风起云涌。尤其是太祖时的郭从义和徽宗时的高俅，与打球结下不解之缘的还有历任仁、英、神、哲、宗四朝， 出将入相 50 年的文豢博。还在儿童时代，他就爱“与群儿击球”。有一回， 球滚入大穴内，难以拾取。小文以水灌穴“球即浮出”，一时传为美谈。还有一个自称“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的李邦豢，以能蹴鞠，善察上意而在徽宗朝官运亨通，被人称作“浪子宰相”。

宋代平民也打球成风。在开封府内离皇家室津楼的西南不远处，有一条横街，“牙道柳径”乃都人击球之所。南宋临安府的市民或在“楼前打球”， 或于宽阔处踢球，几乎随处可见。正规的马球场则在霍山行祠“届东大教场内”。

春天是宋人踢球的高潮季节，与探春踏青相结合，成为社会风尚。开封府的人们每年在正月十九日收灯以后，成批地涌向市郊探春。“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疏狂”。各地州府也有类似习俗。例如利州东路于寒食清明期间流行蹴鞠。陆游有诗道：“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路入梁州手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

为了满足宋人日益高涨的踢球愿望，公共游乐场地增添球类运动的活动项。南宋蒋苑使的小圃内，设有“蹴鞠诸戏事，以娱游客”。

众多的球类爱好者，自发结合起来，成立诸如蹴鞠社、打球社、齐云社等体育社团，在一起切磋球艺，组织竞赛。其中齐云社的踢球水平最高。

第三，职业化和球迷。

朝廷有好几支职业球队。筑球军 32 人，分为两军，左军皆红锦袄，右军皆青锦袄，除了两名球头戴长角幞头以外，其他队员都戴卷角幞头，著名国脚苏述、孟宣、张俊、李正、陆宝等都是筑球军球头。小打队“有花装男子百余人”，宫监队也有百余人，宫女队别有一派飒爽英姿：“控马攀鞍事打球，花袍束带竟风流，盈盈巧学男儿拜，唯喜先赢第一筹。”

民间的职业球手更多。在江湖上卖艺为生的“踢弄人”不仅上演打筋头、踏跷等杂技，也擅长表演马打球。四处流动演出的各色“赶趁人”中包括不少蹴鞠表演者。北宋的王齐叟豢，“以蹴鞠表演者”。球星柳三复，本是落魄文人，文场无路上球场，控球能力极好，下拜时仍然能够使球在他的幞头和背疹之间来回滚动而不落到地上。南宋临安府的蹴球名家有黄如意、范老儿、小孙、张明和蔡润等。

宋人观看球赛和欣赏球艺也形成了时尚爱好。每逢民族传统佳节，举国上下表现出对看球赛的极大热情。正月十五日元宵灯节，北宋开封府内灯彩交辉，“击丸蹴鞠”让人着迷，苏述、孟宣筑球，叫人忘返。清明时节，朝廷开放禁苑，皇家举行盛大的百戏会演，压台节目正是扣人心弦的蹴鞠赛， 先小打，再大打。每逢国家盛典，为皇帝祝寿或者宴请外国使者，也总是安排观看第一流水平的蹴鞠表演和筑球比赛。甚至宋朝的嘉礼也明确规定，王亲大臣受册命以后，回府沿途由骑士、步兵、百戏、蹴鞠等次第迎行以示庆贺。

宋元时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随着蹴鞠的普及，出现了一些专业书籍，如《蹴鞠图谱》（宋汪士程撰）、《事林广记》中的戊集（旧题宋陈元靓撰，疑为元代之书），它们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蹴鞠的方法经验，蹴鞠的作用、禁忌，以及圆社的规矩等。从这些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蹴鞠的一些情况。宋人制作的昇比唐人的愈发精致了，原来是八片皮缝合一昇， 这时发展为十二片，要求达到“碎凑十分圆”的程度。宋代的昇也叫“健色”， 仅《蹴鞠图谱》记载的就有二十余个品种之多。昇业的发展，既是蹴鞠运动兴盛的结果，同时反过来也推动了蹴鞠技术的发展。在宋代，蹴鞠主要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两种方式。其中，白打花样特多，有上百种动作，人数也不一，从一人到十人不等。一人的是参赛都轮流表演，称“井轮”，表演者全身上下每个部位都被调动起来了，而不限于脚踢；胜负则决定于踢出花样的多少与难度。前述柳三复即是其高手。这就是一人式。二人式是两人对踢，以下类推。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五二《书画伎艺·蹴鞠》载：“然或俚俗数少年簇围而蹴之，终无堕地，以失蹴为耻，久不堕为乐，亦谓为筑蹴鞠也。”可见，白打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昇不能堕地。我们今

天所能看到的宋元图画也证明了这点。如宋末元初的钱选临摹的《宋太祖蹴鞠图》、元刻《事林广记》插图里的《蹴鞠图》、元代的“足球纹铜镜”等等，画中人均是勾起脚尖踢昇，昇无一落地。在白打诸形式中，一人式的又特别些，手脚头胸等处可并用，而其他人数的方式则均要求垂臂，手不能动昇，所谓的“双手如提重物”，“身如笔直，手如提石”，“垂肩昇袖千般巧”等等，都是强调这点。

宋元以后，蹴鞠见弩末之势，日趋衰落。其原因主要是元代以后，蹴鞠常常与荒芜声色享受联系在一起，故明太祖、僖宗等皇帝都曾下诏禁止这项活动。顾起元的《客座赘语》卷十《国初榜文》曾记载，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太祖下旨云“蹴鞠的卸脚”，而龙江卫指挥伏颗与本卫小旗姚晏保犯禁，于是被“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这些对蹴鞠运动都是很大的打击。到了清代，蹴鞠便很快地绝迹了。而至清末，西方足球传入，于是进入了现代足球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