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

在上面的脚注中，我们已经把偶然趋于一致的一个“经济派”和一个非社会民主党人恐怖派作了对比。不过，一般讲来，在这两种人之间是有一种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内在联系的。关于这种联系，我们以后还要讲到，并且就在谈培养革命积极性的问题时必然要涉及。“经济派”和现代恐怖派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这就是崇拜自发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把它当作一般的现象讲过，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它对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方面的影响。乍看起来，我们的断语似乎是不近情理的：一种人强调“平凡的日常斗争”，另一种人号召作单个人的最大的自我牺牲的斗争，看来其间的差别是多么大呀。但是我们的断语并不是不近情理的。“经济派”和恐怖派是各

① 应为吕贝克的一个出版商。——编者注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346—351 页。——编者注

自崇拜自发潮流的一个极端：“经济派”崇拜“纯粹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恐怖派崇拜那些不善于或者没有可能把革命工作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知识分子的最狂热的愤懑情绪的自发性。凡是不再相信或者从来不相信有这种可能的人，除了采取恐怖手段之外，确实是难以找到别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愤懑情绪和革命毅力。由此可见，以上我们所指出的对两个方面的自发性的崇拜，都无非是在开始实现《信条》这一著名的纲领：让工人自己去“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请《信条》的作者原谅我们用马尔丁诺夫的话来表达他的意思吧！我们认为我们有理由这样做，因为在《信条》中也说到工人在经济斗争中“碰到政治制度”），而让知识分子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政治斗争，当然，用的是恐怖手段！这是不能不加以坚持的一个完全合乎逻辑和完全不可避免的结论，尽管那些开始实现这个纲领的人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结论的不可避免性。政治活动有自己的逻辑，而不取决于那些怀有最善良的愿望或者号召采取恐怖手段或者号召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人的意识。地狱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而在我们所讲的这种情况下，善良的愿望也无法挽救人们免于自发地滚到“阻力最小的路线”上去，滚到《信条》这种纯粹资产阶级纲领的路线上去。而俄国的许多自由派，无论是公开的自由派还是戴着马克思主义假面具的自由派，都打心眼里同情恐怖手段，并竭力助长目前的恐怖主义情绪，这也不是偶然的。

所以，“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一产生，它就把全面促进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任务，但同时又把恐怖手段包括在纲领中，并且力求摆脱所谓社会民主党的束缚，——这一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具有卓越的远见，他早在 1897 年底就确切地预见到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动摇所要产生的这种结果（《论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并且拟定了他那有名的“两个前途”。[196]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后来发生的一切争论和意见分歧，都已经包含在这两个前途①中，就像植物包含在种子里一样。

从上述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没有顶住“经济主义”的自发性的《工人事业》，也没有顶住恐怖主义的自发性。在这里，把“自由社”提出来为恐怖手段辩护的那种特别的论据拿来谈谈，是很有意思的。它“完全否认”恐怖手段的恐吓作用（《革命主义的复活》第 64 页），但是，它却推崇这种

① “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个要求，最突出地表明了在政治活动方面对自发性的崇拜。经济斗争获得政治性质，往往是自发的，即不需要“知识分子这种革命细菌”的干预，不需要自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干预。例如，英国工人的经济斗争获得政治性质，就是根本没有社会党人参与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并不只限于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他们的任务是要把这种工联主义的政治变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利用经济斗争给予工人的初步政治意识，把工人提高到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意识的水平。而马尔丁诺夫之流却不去提高和推进自发产生的政治意识，反而拜倒在自发性面前，唠叨说，——老是令人作呕地唠叨说，经济斗争使工人“碰到”他们政治上无权的问题。先生们，可惜工联主义政治意识的这种自发的觉醒却没有使你们“碰到”你们的社会民主主义任务的问题！

手段的“激发性作用”。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因为这标志着那种使人拘守恐怖手段的一套传统思想（社会民主党以前的思想）瓦解和衰落的一个阶段。承认现在用恐怖手段不能“吓倒”因而也不能瓦解政府，其实也就是完全排斥恐怖手段这一斗争方式，这一由纲领规定的活动范围。第二，这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这是不了解我们“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迫切任务的一种典型例子。“自由社”宣传恐怖手段是“激发”工人运动、给工人运动以“强有力的推动”的手段。很难想象还有更为明显的自相矛盾的论据了！试问，难道在俄国的实际生活中这种丑恶现象还少，以致需要虚构出一些特殊的“激发性”手段来吗？另一方面，一个人要是连俄国的专横暴虐也没有把他激发起来，也不能把他激发起来，那么他对政府同一小群恐怖派的单独决斗也只会“袖手旁观”，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问题是工人群众已经因俄国实际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而非常激动，但我们却不善于把人民激愤之情的一切水滴和细流汇集起来——假使可以这样讲的话——和集中起来；这些水滴和细流是被俄国的实际生活压榨出来的，其数量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我们正应当把它们汇集成一股巨流。这个任务是能够实现的，工人运动的巨大发展以及上面指出的工人渴望政治书刊的情况都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而无论号召采用恐怖手段，或者号召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都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来推卸俄国革命家所应当担负的最迫切的责任，即组织全面的政治鼓动工作。“自由社”想以恐怖手段来代替鼓动，并公开承认：“一旦在群众中进行强有力的鼓动工作，恐怖手段的激发性作用就完结了。”（《革命主义的复活》第 68 页）这正好说明，无论恐怖派或“经济派”都对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估计不足，而不顾春季事件①已经明显地证实了这种积极性；前者拼命去找人为的“激发性手段”，后者则高谈所谓“具体要求”。可是两者都没有充分注意发挥自己在政治鼓动和组织政治揭

① 工人对“经济派”说的这番话，决不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两个见证人，他们无疑很熟悉工人运动并且是绝对不想袒护我们这些“教条主义者”的，因为一个见证人是“经济派”

（他甚至认为《工人事业》是政治性的机关刊物！），另一个见证人是恐怖派。前一个见证人在《工人事业》第 6 期上发表了一篇极其真实而生动的文章，标题是《彼得堡的工人运动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任务》。他把工人分成三类：（1）自觉的革命家，（2）中间阶层，（3）其余的群众。中间阶层“对政治生活问题往往要比对自己当前的经济利益更感兴趣，因为这种经济利益同一般社会条件的联系大家都早已懂得

了 ”“大家都尖锐地批评”《工人思想报》说：“你们讲来讲去总是这一套，总是大家早已知道、早已读过的东西”，“而在政治评论栏里又是什么也没有”。（第 30—31 页）而且就是第三类工人，“这些较为敏感、较为年轻、受酒馆和教会腐蚀较少的工人群众，几乎从来没有获得政治书籍的机会，也在那里乱谈政治生活中的现象，思索学生骚乱的片断消息”等等。而那个恐怖派则写道：“ 把本城以外的各个城市的工厂的生活琐事浏览过一两次就再也不看了枯燥无味在工人的报纸上不谈国家问题

等于把工人当小孩子看待工人并不是小孩子。”（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出版的《自由》[195]第 69 页和第 70 页）

露方面的积极性。而这种工作，无论现在或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拿别的什么东西来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