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即害怕工人和民 主派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订立了攻守同盟”（黑体是我们用的）。②

总之，要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不仅“决定召开立宪会议”很不够，甚至真正召集立宪会议也还是很不够！甚至在武装斗争中得到局部的胜利（柏林工人 1848 年 3 月 18 日对军队的胜利）以后，革命也还可能“没有完成”， “没有进行到底”。革命是否进行到底，究竟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直接统治权究竟转到谁的手里：是转到彼特龙凯维奇和罗季切夫之流，即转到康普豪森和汉泽曼之流的手里，还是转到人民，即工人和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手里。在前一种场合下，资产阶级拥有政权，而无产阶级有“批评的自由”， 有“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的自由。革命一胜利， 资产阶级立刻就会和反动势力结成联盟（譬如说，如果彼得堡的工人在和军队进行的巷战中仅仅获得局部的胜利，而让彼特龙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去成立政府，那么这种情形在俄国也是免不了要发生的）。在后一种场合下就有可能实现革命民主专政，即革命的完全胜利。

现在还需要更确切地断定，马克思拿来和工人合在一起统称为人民而与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88—292 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0 卷第 1—17 页。——编者注

大 资 产 阶 级 相 对 立 的 那 个 “ 民 主 派 资 产 阶 级 ”

（demokratischeBürgerschaft）究竟是指的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1848 年 7 月 29 日《新莱茵报》一篇文章中的下面的话给了明白的回答：“⋯⋯1848 年的德国革命只不过是对 1789 年法国革命的讽刺。

1789 年 8 月 4 日，攻占巴士底狱后三个星期，法国人民在一天之内就战胜了一切封建义务。

1848 年 7 月 11 日，三月街垒战后四个月，封建义务战胜了德国人民。TesteGierkecumHansemanno。①

1789 年的法国资产阶级一分钟也没有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grundbesitzenden）农民阶级。

1848 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连，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

保存封建权利，在（虚幻的）赎买的幌子下批准这些权利，——这就是1848 年德国革命的结果。真是雷声大雨点小。”①

这是些很有教益的话，这些话告诉我们四个重要的原理：（1）没有完成的德国革命和已经完成的法国革命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德国资产阶级不仅是背叛了民主主义，而且特别是背叛了农民。（2）完全实现民主革命的基础是建立自由的农民阶级。（3）建立这样一个阶级，就是废除封建义务， 消灭封建制度，但这还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4）农民是资产阶级即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天然的”同盟者，没有这种同盟者，资产阶级就“无力”反对反动势力。

只要根据具体的民族特点作相应的改变，只要把封建制度改成农奴制度，所有这些原理就完全适用于 1905 年的俄国了。毫无疑问，当我们从马克思所阐明的德国经验中吸取教训时，我们所能得出的保证革命彻底胜利的口号就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毫无疑问，马克思在 1848 年拿来和那些进行反抗的反动势力及叛变的资产阶级相对立的“人民”，其主要组成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毫无疑问，在我们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和解放派先生们也在背叛农民，而且将来还会背叛农民，就是说，他们会用假的改良来敷衍了事，会在地主和农民决战的时候站到地主方面去。只有

① 在 1905 年 6 月 4 日出版的《无产者报》第 4 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的革命工人联合会》的长篇论文（见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0 卷第 265—276 页。——编者注）。这篇论文转述了这个联盟所发表的宣言的内容，这个联盟采用了“俄国解放联盟”的名称，并且说它的宗旨是通过武装起义来召集立宪会议。其次， 在这篇论文中确定了社会民主党人对这种非党的联盟的态度。至于这个联盟的实际情形如何，它在革命中的命运怎样，我们就全不知道了。（这是作者为 1907 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9 页。——编者注

无产阶级能够在这个斗争中彻底支持农民。最后，毫无疑问，在我们俄国， 农民斗争的成功，即全部土地转归农民所有，也将意味着完全的民主革命， 也是进行到底的革命的社会支柱，但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也决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即社会革命党人所说的“社会化”。农民起义的成功，民主革命的胜利，只会为在民主共和制的基地上真正而坚决地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扫清道路。农民是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在这个斗争中，也会像资产阶级现在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一样地扮演叛卖的、不稳定的角色。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社会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和任务问题上自欺欺人。

为了详尽地说明马克思在 1848 年的观点，必须指出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或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如果用当时的话说）和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一个本质的区别。我们听听梅林是怎样说的：

“《新莱茵报》是作为‘民主派的机关报’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不能不看到贯穿在它的一切文章中的那条基本线索。但是它的直接目标，与其说是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反对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是保护资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在该报的各栏很少有专门讨论革命时期工人运动问题的材料，虽然不应当忘记，和它同时并存的还有每星期出版两次的莫尔和沙佩尔两人编辑的一个专门的科隆工人联合会机关报[296]。无论如何，很使当代读者注意的，是《新莱茵报》很少注意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虽然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一位最能干的活动家斯特凡·波尔恩曾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两地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过，而且 1848 年还在柏林为他们的报纸写通讯。波尔恩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向他说过一句话，表示他们不赞同他在工人中进行的鼓动工作。可是，根据恩格斯后来的声明，可以推想，他们至少是不满意这种鼓动工作的方法。他们的不满是有根据的，因为波尔恩曾经不得不对德国大多数地区中还完全没有发展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作了许多让步，作了许多从《共产党宣言》的观点看来完全经不起批驳的让步。他们的不满又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波尔恩毕竟还是把他领导的鼓动工作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重要的利益首先是尽量推进资产阶级革命，这从历史上看、从政治上看都是正确的⋯⋯虽然如此，但是有一件事实卓越地证明了工人运动的起码的本能能够纠正最天才的思想家的观念，这就是他们在 1849

年 4 月主张成立专门的工人组织，并且决定参加特别是由易北河以东（东普鲁士）的无产阶级准备召集的工人代表大会。”①

可见，只是在 1849 年 4 月，在革命报纸出版了几乎一年以后（《新莱

茵报》是从 1848 年 6 月 1 日开始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主张成立专门的工人组织！在此以前，他们只办了一个和独立工人政党在组织上没有任

①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司徒卢威先生给饶勒斯的公开信。这封信不久以前由饶勒斯刊登在《人道报》[285] 上，由司徒卢威先生刊登在《解放》杂志第 72 期上。

何联系的“民主派的机关报”！这件事实，这件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是骇人听闻的和不可思议的事实，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人政党和现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人政党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这件事实向我们表明，在德国民主革命中所显露出来的运动的无产阶级特征和无产阶级潮流要少得多（因为德国 1848 年在经济方面和在政治方面还落后——国家没有统一）。这在评价马克思当时和不久以后关于必须独立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多次声明时，是不应当忘记的（例如普列汉诺夫就忘记了这一点①）。马克思只是根据民主革命的经验，几乎经过了一年才实际作出这个结论来，可见德国当时的整个气氛充满了多么浓厚的市侩性、小资产阶级性。对我们来说，这个结论是早就从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半世纪的经验中得到的坚固的成果，而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成果开始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例如，在我们 这里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的革命报纸会站在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之外，根本谈不上这种报纸哪怕有片刻会作为“民主派的机关报”出现。

可是，在马克思和斯特凡·波尔恩之间刚刚开始显露出来的那种对立， 在我们这里却以成熟得多的形式存在着，而且我国革命民主巨流中的无产阶级潮流愈是强大，这种对立就愈厉害。梅林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斯特凡·波尔恩的鼓动工作可能不满时，话说得太缓和，太闪烁其词了。请看恩格斯在1885 年写的评论波尔恩的一段话（引自《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85 年苏黎世版序言）：

共产主义者同盟[43]的盟员到处领导极端民主运动，这就证明同盟是革命活动的最好的学校。“曾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作为同盟盟员积极活动的排字工人斯特凡·波尔恩，在柏林建立了‘工人兄弟会’（Arbeiterverbrüderung） [297]，这个组织有过很广泛的发展，并且一直存在到 1850 年。波尔恩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但是他太急于作为政治活动家出来活动。他竟和各色各样的坏家伙（KretiundPlethi）‘称兄道弟’起来，只图在自己周围纠合一群人。他完全不是一个能统一各种矛盾意向、澄清混乱状况的人物。因此，他那个兄弟会所发表的正式文件往往混乱不堪，竟把《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同行会习气和行会愿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观点的残屑碎片、同拥护保护关税政策的立场等等混杂在一起；一句话，这些人想讨好一切人

（Allenallessein）。他们特别致力于组织罢工，组织工会和生产合作社， 却忘记了首要任务是通过政治上的胜利先取得一个唯一能够牢固地、可靠地实现这些东西的活动场所<黑体是我们用的>。所以，当反动势力的胜利迫使这个兄弟会的首脑们感到必须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时候，原先集合在他们周围的落后群众就自然而然地离开了他们。波尔恩参加了 1849 年 5 月德累斯顿的起义[298]，侥幸得免于死。但是，工人兄弟会则对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运动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成为一个孤独自在的团体，在很大程度上只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74 页。——编者注

是在纸上存在，它的作用小到极点，所以直到 1850 年反动派才觉得必须取缔它，而它的分会则经过许多年以后才被取缔。真姓是布特尔米尔希①的波尔恩没有成为政治活动家，而成了瑞士的一个小小的教授，他不再把马克思著作译成行会语言，而是把温和的勒南的作品译成甜腻的德语。”①

恩格斯就是这样评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

我们的新火星派也是狂热地追求“经济主义”，甚至因为自己“省悟” 而博得君主派资产阶级的赞扬。他们也是把各色各样的人纠合在自己周围， 奉承“经济派”，用“主动性”、“民主主义”和“自治”等等口号来拉拢落后群众。他们的工会也是往往只存在于他们那个赫列斯塔科夫[300]式的新《火星报》上。他们的口号和决议暴露出他们同样不了解“无产阶级伟大政治运动”的任务。

1905 年 7 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1 卷

第 1—124 页

① 手稿上下面的话已被勾掉：“社会民主党人的（所有现代敌人中的）最可恶的、最强大的（在现代社会中）和最机智的敌人作出的判断，是使社会民主党人本身受到政治教育的最宝贵的材料。”——俄文版编者注

① 手稿上接着有如下的说明：“（参看《前进报》出版的传单《一个热心效劳的自由派》）”（《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9 卷第 55—58 页。——编者注）。——俄文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