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抵制同俄国革命某一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的关系，还应从另一方面加以研究。1905 年秋季和 1906 年春季社会民主党的抵制运动的政治内容是什么呢？这个运动的内容，当然不是重复抵制这个字眼或者号召不要参加选举。号召不顾专制制度所要求的迂回曲折的道路而进行直接的冲击，也还不是抵制运动的全部内容。上述问题甚至不能和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等量齐观，后者才是整个抵制鼓动工作的中心。这一斗争真正是抵制的活的灵魂。想一想抵制派的讲话和他们的全部鼓动工作，看一看抵制派的最重要的决议，那你就会深信这样的论点是多么正确。

孟什维克从来不懂得抵制的这个方面。他们总是觉得，在立宪刚开始的时期就同立宪幻想作斗争是荒唐的、无意义的，是“无政府主义”。孟什维克的这种观点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332]上的一些发言中，我记得特别是在普列汉诺夫的发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至于孟什维克的书刊就更不用说了。

乍一看，孟什维克就像一个人洋洋得意地教训他人说马吃燕麦一样，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确实似乎是无懈可击的。在立宪刚开始的时期就宣布同立宪幻想作斗争！难道这不是无政府主义吗？难道这不是荒唐之极吗？

他们在发这些议论时堂而皇之地提到一些简单的常识，从而把问题庸俗化了，这是由于他们绝口不谈俄国革命的特殊时期，将抵制布里根杜马置诸脑后，泛泛地把我国过去和将来的整个革命看作产生立宪的革命，而不去研究我国革命所经过的道路的具体阶段。这就是普列汉诺夫之类的人大谈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而又违反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一个例证。

是的，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整个说来，也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建立立宪制度的过程，如此而已。这是公认的道理。这个

公认的道理可以用来揭露某种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理论、策略等等的冒牌社会主义的步调。可是在这样一些问题上，例如：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工人政党应该把国家引向怎样的立宪制度；在革命的某些时期，工人政党到底应当怎样为争取特定的（即共和制的）立宪制度而斗争——在这些问题上，你能够从这个公认的道理中吸取有用的东西吗？不能。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所特别喜爱的这个公认的道理在这些问题上很难给你什么启发，正如马吃燕麦这个信念在你选择合适的马和学会骑马这个问题上很难给你启发一样。

布尔什维克在 1905 年和 1906 年初曾经说过，同立宪幻想作斗争应该成为当时的口号，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客观形势提出了一个让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去解决的问题：在下一步将要取得胜利的是直接的道路，即进行直接的革命斗争和革命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直接建立代表机关的道路呢，还是迂回曲折的道路，即君主立宪和“杜马”类型的警察式“立宪”（带引号的！）机关的道路。

这个问题确实是客观形势提出来的呢，还是布尔什维克瞎扯理论、“凭空虚构”的？对这个问题，俄国革命的历史现在已经作出了回答。

1905 年的十月斗争就是反对革命转上君主立宪制轨道的斗争。10—12 月时期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的、广泛的、勇敢的、自由的立宪的时期，这种立宪真正表现了人民的意志，而与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立宪制时期的假立宪迥然不同。开展争取真正民主的（即存在于完全肃清旧政权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丑恶东西的基础上的）立宪的革命斗争，就要求最坚决地反对用警察式君主立宪制来诱惑人民。而社会民主党内反对抵制的人却怎么也弄不懂这个并不复杂的道理。

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俄国革命发展的两个时期。高潮时期

（1905 年）和低潮时期（1906—1907 年）。在第一个时期，人民的主动精神发挥得最充分，居民中所有阶级的自由而广泛的组织都得到最大的发展，出版有最充分的自由，人民最不理会旧政权，最无视它的机关和命令——当时这一切都是在没有那种得到官僚承认的、用正式规章或条例体现出来的立宪的情况下实现的。接着，在第二个时期，人民的主动精神、组织性、出版自由等等都很不发达并不断低落，——这时存在着由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炮制、为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承认并由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来维护的天知道的“立宪制”。

现在，过去的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一目了然，大概没有哪个学究敢于否认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反对事态转上立宪君主制轨道的革命斗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否认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了。

现在恐怕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历史学家都会把 1905 年到 1907 年秋天的俄国革命过程划分为这样两个时期：“反立宪的”（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高潮时期和“立宪的”低潮时期，即人民抛开警察式（君主）立宪去争取和

实现自由的时期和君主“立宪制”压制人民自由的时期。

现在，立宪幻想的时期，即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350]时期，我们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弄清当时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的意义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可是在当时，即在 1905 年和 1906 年初，无论资产阶级阵营中的自由派还是无产阶级阵营中的孟什维克，都不明白这一点。

而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期，从一切意义上来说，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立宪幻想的时期。这一时期没有违反过“任何法律非经国家杜马承认均不得生效”这个庄严的诺言。就是说，立宪制存在于纸面上，并且不断使所有俄国立宪民主党[84]奴才的心灵深受感动。在这个时期，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都实验了、检验了、试行了俄国的立宪制，竭力使它适应于旧的专制制度。杜巴索夫先生和斯托雷平先生似乎是这个时期最强有力的人物，他们千方百计地努力使“幻想”成为现实。幻想终究是幻想。历史完全证实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正确的。然而，不仅是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试图实现“立宪制”，不仅是立宪民主党奴才们颂扬立宪制，奴颜婢膝地大费唇舌（类似第一届杜马中的罗季切夫先生），证明说君主是没有责任的，说如果认为君主应对大暴行负责，那就是大逆不道。不，不仅他们这些人是这样，而且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这个时期中无疑也在不同程度上相信“立宪制”，相信杜马，而不听社会民主党的警告。

可以说，俄国革命中的立宪幻想时期是全国迷恋于资产阶级偶像的时期，就像西欧一些国家有时迷恋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沙文主义等偶像一样。社会民主党的功劳在于：只有它没有受资产阶级的愚弄，只有它在立宪幻想时期始终举着同立宪幻想作斗争的旗帜。

——

那么试问，到底为什么抵制是反对立宪幻想的特殊的斗争手段呢？

抵制有一个特点，使得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乍一看到这个特点都会立即不由自主地对抵制产生反感。抵制选举就是放弃议会活动，这就不免使人觉得是一种消极的拒绝、放弃和回避。专门仿效德国的帕尔乌斯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在 1905 年秋天气势汹汹然而一无所得地咆哮了一番，企图证明积极的抵制终究是个坏东西，因为它毕竟还是抵制⋯⋯至今从革命中什么也没有学到而且愈来愈向自由派演化的马尔托夫也是这样看问题的，他在

《同志报》[299]上的一篇近作，证明他甚至不会像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做的那样来提问题。

但是抵制的这个可说最使马克思主义者反感的特点，是完全可以用产生抵制这种斗争手段的时代所具有的特点来说明的。第一届君主杜马，即布里根杜马，是诱使人民脱离革命的诱饵。这种诱饵是一个穿着立宪外衣的假人。人人都不免要上当。有的是出于阶级的私利，有的是由于考虑不周，结果都上了布里根杜马的当，后来又上了维特杜马的当。所有的人都着了迷，所有的人都深信不疑。参加选举并不是平常地简单地履行普通的公民义务。

参加选举就是为君主立宪上台举行庆典。参加选举就是从直接革命道路向君主立宪道路转变。

社会民主党在这样的时候不得不全力以赴、大张旗鼓地发出抗议和警告。这也就意味着拒绝参加选举，不仅自己不参加而且号召人民也不参加，发出向旧政权冲击的呐喊，而不是在旧政权建立的机关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全民对“立宪”君主制这一资产阶级警察偶像的迷恋，要求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向全民“表明”自己反对和揭露这个偶像的观点，全力开展斗争以反对建立成为这种偶像的化身的机关。

这一切都说明，不仅是获得直接成功的对布里根杜马的抵制，而且连看来已经失败的对维特杜马的抵制，在历史上都有充分的根据。现在可以看出，为什么说这只是表面上的失败，为什么社会民主党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对我国革命向立宪君主制转变。这一转变实际上就是转向绝路。君主立宪的幻想原来不过是一种前奏或幌子，一种点缀，一种用来转移视线、好让旧政权为废除这种“立宪制”作准备的东西⋯⋯

我们已经说过，社会民主党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对用“立宪制”来压制自由。“始终不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坚持到社会民主党所反对的机关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意志而成为事实时为止，坚持到俄国革命向君主立宪的转变这一革命低潮、革命失败的必然标志（在一定时间内）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意志而成为事实时为止。立宪幻想的时期是妥协的一次尝试。我们曾经竭尽全力同妥协进行斗争，我们不得不进行这场斗争。但既然形势违反我们的意志，无视我们的努力，使我们的斗争以失败告终，从而把妥协强加于我们，那我们就只好参加第二届杜马，只好考虑妥协。至于要妥协多久，那自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综上所述，对抵制第三届杜马应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也许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立宪幻想时期开始时必须实行的抵制，在这个时期结束时也是必要的？这是“类比社会学”式的“卖弄聪明”，而不是严肃的结论。抵制在俄国革命开始时所具有的那种内容，现在已经不可能有了。现在既不能警告人民防止立宪幻想，也不能开展反对革命转上立宪君主制绝路的斗争。抵制中原来的那种活的灵魂不可能再有了。即使要实行抵制，它无论如何只能具有另一种意义，无论如何只会具有另一种政治内容。

此外，我们所研究的抵制的历史特点，还提供了一个反对抵制第三届杜马的理由。在向立宪转变的初期，全国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集中到杜马上去了。我们曾以抵制来反对，而且也不得不以抵制来反对把注意力集中到绝路上去，反对这种由于愚昧无知、觉悟不高、软弱无力或出于反革命私利而产生的迷恋。现在，对任何杜马或者对第三届杜马不仅没有什么全国性的迷恋，甚至连稍微广泛一点的迷恋也没有。从这方面来说实行抵制就没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