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 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①

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的直接任务就是提出真正的斗争口号，也就是说，善于客观地说明这个斗争是一定生产关系体系的产物，善于了解这一斗争的必然性、它的内容、它的发展进程和条件。要提出“斗争口号”，就必须十分详细地研究这一斗争的每种形式，考察它由一种形式转为另一种形式时的每一步骤，以便善于随时判定局势，不忽略斗争的总性质和总目的—— 完全地和彻底地消灭任何剥削和任何压迫。

试把“我国著名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他的“批评”中叙述过和攻击过的那套平庸的胡说，同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比较一下， 你们就会感到惊异，怎么竟会有人认为自己是“劳动阶级的思想家”，却又只限于⋯⋯摆弄“磨光了的金币”，——我国政论家抹去马克思理论的全部精华，就把它变成了这样的金币。

试把那些最初也想做劳动者思想家的我国民粹派的著作，即论述我国整个经济制度的历史和现状，包括农民的历史和现状的著作，同这个理论的要求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感到惊异，社会主义者怎么能满足于只是研究和描写灾难并就这种灾难进行说教的理论。农奴制度不是被看作产生了某种剥削、某些对抗阶级、某些政治、法律等等制度的一定经济组织形式，而只是被看作地主的横行霸道和对待农民的不公平。农民改革不是被看作某些经济形式和某些经济阶级的冲突，而是被看作尽管愿望极其善良但错误地“选择了” “不正确道路”的长官的措施。改革后的俄国被说成是偏离正道因而给劳动者带来灾难，而不是有了某种发展的一定的对抗性生产关系体系。

不过，现在这个理论已经信誉扫地，这是不容置疑的，而俄国社会主义者越是迅速了解在现代知识水平上，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之外的革命理论， 越是迅速集中他们的全部力量来把这个理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运用于俄国，革命工作的成功就会越可靠越迅速。

──

为了清楚地说明“人民之友”先生们号召知识分子从文化上影响“人民” 来“创立”正常的真正的工业等等，是怎样败坏着现代“俄国贫乏的思想界”， 我们且引证那些与我们的思想方式根本不同的人们，即民意党嫡系后裔的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18 页。——编者注

“民权党人”所作的评论。请看 1894 年“民权党”出版的小册子《迫切的问题》。

有一类民粹主义者说：“不管怎样，即使在广泛自由的条件下，俄国也不应该放弃它的足以保证〈！〉劳动者在生产中的独立地位的经济组织。” 他们还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政治改革，而是有步骤地、有计划地进行的经济改革。”民权党人给了这类民粹主义者有力的驳斥之后接着说：

“我们不是资产阶级的辩护人，更不是资产阶级理想的崇拜者，但是假如厄运要人民有所抉择：或者是在地方官热心保护下，实行‘有计划的经济改革’，不受资产阶级的侵犯；或者是在政治自由基础上，也就是说，在保 证人民能有组织地保护自己利益的条件下，使资产阶级存在，那么，我们认 为人民选择后者是绝对有利的。现在我国并没有进行要取消人民的貌似独立的经济组织的‘政治改革’，可是存在着到处都照例认为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东西，这种政策表现为极粗暴地剥削人民的劳动。现在我国既没有广泛的自由，也没有狭隘的自由，可是存在着各立宪国家的大地主和资本家已不再梦想追求的对等级利益的袒护。现在我国没有‘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社会人士绝对不准参与国家管理，可是存在着要求政府用万里长城来防护自己利益的纳伊杰诺夫、莫罗佐夫、卡兹、别洛夫一流的先生，以及居然要求 1 俄亩

可以得到 100 卢布无息贷款的‘我国忠诚贵族’。他们应邀参加各种委员会， 他们讲什么，人们都洗耳恭听，他们的意见在国家经济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可是，有谁在什么地方替人民说话呢？不就是那些地方官吗？不是正在为人民筹划成立农业劳动队吗？现在不是有人公然无耻地说，给人民份地只是为了要他们纳税和服役吗？沃洛格达省省长在他的通令中不就是这样说的吗？这位省长不过是表述和大声地说出了专制制度（或者正确些说，官僚专制制度）在自己的政策中必然实行的办法罢了。”

不管民权党人对“人民”（他们想要维护他们的利益）的看法，对“社会”（他们继续认为它是保护劳动利益的值得信任的机关）的看法是怎样的模糊，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民权党”的成立是前进了一步，而前进的方向， 是要彻底抛弃“为祖国”寻找“另外的道路”的错觉和幻想，是要大胆承认现实的道路，并在这种道路的基础上寻找进行革命斗争的成份。这里明白地显露了要成立民主主义政党的意向。我只说“意向”，是因为可惜民权党人并没有始终不渝地贯彻他们的基本观点。他们仍在谈论要同社会主义者联合和结盟，而不愿了解：把工人卷入单纯的政治激进主义运动，不过是使工人知识分子脱离工人群众，使工人运动软弱无力，因为工人运动只有在各方面充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在同反资本仆役的政治斗争融合为一体的反资本的经济斗争的基础上，才能是强有力的。他们不愿了解：要达到一切革命分子“联合”的目的，最好是使各种利益的代表人物①分别组织起来，

① 他们自己也反对相信知识分子的神通广大，他们自己也说必须使人民自己参加斗争。但为此必须把这个

并由这个和那个政党在一定的场合采取共同行动。他们现在还把自己的党叫作“社会革命党”（见“民权党”1894 年 2 月 19 日宣言），虽然他们以纯粹政治改革为限，小心翼翼地回避我国“可恶的”社会主义问题。一个这样热烈号召人们丢掉错觉的党，本来不应该在自己的“宣言”上一开头就给人造成错觉，本来不应该在只有立宪主义的地方谈论社会主义。可是，再说一遍，不注意民权党人是由民意党人而来的，就不能评价民权党人。因此不能不承认，他们用纯粹政治纲领来论证同社会主义无关的纯粹政治斗争，是前进了一步。社会民主党人竭诚希望民权党人获得成功，希望他们的党成长和发展起来，希望他们同那些站在现存经济制度的基地上②，其日常利益真正和民主主义有着极密切联系的社会分子更加密切地接近起来。

“人民之友”的调和主义的、畏首畏尾的、感伤幻想的民粹主义，将因遭到两面夹攻而无法长久支持下去：一方面是政治激进派攻击他们，因为他们居然对官僚表示信任，不了解政治斗争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人攻击他们，因为他们虽然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根本不懂劳动者受压迫的原因和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却企图以几乎是社会主义者的名义出来说话。

1894 年胶印出版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02—170、249—264 和290—296 页

斗争同一定的日常利益联系起来，因而必须把各种利益区别开来并将它们分别引入斗争 如果拿一些只有知识分子才了解的赤裸裸的政治要求来遮掩这些不同的利益，那岂不是又向后倒退，又只限于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斗争吗？而这种斗争的软弱无力是刚才承认过了的。

② （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基地上），而不是站在必须否定这个制度和无情反对这个制度的基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