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经典评价

1894 年。农民问题。恩格斯在 1894 年 11 月 10 日写道：“在大陆上， 随着运动的日益发展，渴望获得更大成就的心理也在加强，而名副其实的猎取农民的活动就风行起来了。起初，法国人通过拉法格在南特不仅声明说： 直接加速小农的破产，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这一点资本主义会替我们操心； 而且还说：必须直接保护小农，使他们不受国库、高利贷者和大地主剥削。但是这一点我们无论如何是不能赞同的，因为第一，这是愚蠢的；第二，这也是不可能的。接着，福尔马尔又在法兰克福发表演说，他打算收买全体农民，但是他在上巴伐利亚要收买的农民，不是莱茵河流域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小农，而是中农，甚至是剥削雇农和大批地买卖牲口和粮食的大农。除非我们放弃一切原则，否则是不能同意这一点的。”①

1894 年 12 月 4 日：“⋯⋯巴伐利亚人变得非常机会主义的了，并且几乎成了普通的人民政党（我指的是大多数领袖和许多新入党的人）；在巴伐利亚邦议会中，他们投票赞成整个预算，特别是福尔马尔在农民中间进行鼓动，其目的不是为了吸引雇农，而是为了吸引上巴伐利亚的大农，这些人占有土地 25—80 英亩（10—30 公顷），就是说非使用雇工不可。⋯⋯”②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多年来始终不渝地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批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庸俗习气和市侩习气。这是一个极重要的事实。一般人都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被看作实行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策和策略的模范，但是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怎样经常不断地同该党“右翼”（恩格斯的说法）作斗争。恩格斯逝世不久，这种斗争就从秘密转向公开了，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数十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现在，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在恩格斯（以及马克思）所作的劝告、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281 页。——编者注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388、390 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 389 页。——编者注

指示、纠正、威胁和教导中，贯穿着两条路线。对于英美社会主义者，他们总是坚持不懈地号召同工人运动打成一片，铲除自己组织中的狭隘的顽固的宗派主义精神。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总是坚持不懈地教导不要陷入庸俗习气、“议会迷”[274]（马克思在 1879 年 9 月 19 日信里使用的说法）

①和市侩知识分子机会主义的泥坑。

我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长舌妇喋喋不休地谈论前一种劝告，而闭口不谈后一种劝告，这难道不值得玩味吗？在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时所表现的这 种片面性，难道不是我们俄国某些社会民主党人的⋯⋯“片面性”的明证吗？现在，当国际工人运动出现严重动荡和动摇的征兆的时候，当机会主

义、“议会迷”和庸俗改良主义的极端表现引起完全相反的革命工团主义的极端表现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纠正”英美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时所采取的总路线就获得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工党、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议会、不论在选举中或报刊上都根本看不到一贯的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国家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教导社会党人无论如何要打破狭隘的宗派圈子，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去，以便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振作起来，因为在 19 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年代里，无产阶级不论在英国或美国都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独立性。这两个国家的政治舞台——在几乎完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历史任务的条件下——完全被趾高气扬的资产阶级占据着，被这个在欺骗、腐蚀和收买工人的手腕上举世无双的资产阶级占据着。

如果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美工人运动的劝告可以简单地直接地应用到俄国来，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为了弄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为了研究各特定国家工人运动的具体历史特点，而是为了打知识分子的、派别组织的小算盘。

相反，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过去和现在都被“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的军事专制”（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使用的说法）② 统治着、无产阶级早已参加政治生活并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怕的是用议会活动来限制和用庸人观点来缩小工人运动的任务和规模。

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我们尤其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加以强调，提到首位，因为我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广大的、“出色的”、富有的报刊正用各种办法向无产阶级鼓吹邻邦德国工人运动“模范的”忠顺态度和合法的议会活动，鼓吹它如何温文尔雅。

背叛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制造这种别有用心的谎言，并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由于立宪民主党[84]营垒中某些过去的大臣或未来的大臣品德败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400 页。文中提到的信的日期应为 1879 年 11 月 14 日。——编者注

② 同上，第 449 页。——编者注

坏。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俄国自由派地主和自由派资产者的根本的经济利益。俄国一切社会党人在同这种谎话、这种“愚化群众”（“Massenverdummung”

——恩格斯 1886 年 11 月 29 日信中使用的说法）①的行为作斗争中，都应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当作必不可少的武器。

自由派资产者制造的别有用心的谎言，要人民相信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举止如何“文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则告诉我们说：

“法国人的革命言论和行动，使菲勒克分子及其同伙〈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中的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分子〉的哀鸣显得更加丑恶了〈这里是指法国众议院里工人政党的形成和德卡泽维尔工人罢工[348]迫使法国激进党人离开法国无产阶级一事〉。在最近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中，就只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发了言，他们两人都讲得很好。有了这样的辩论，我们又能在上流社会出头露面了，而这种情况在过去是不常有的。特别是在德国人派了这么多庸人参加帝国国会（不过这也难免）以后，有人出来同他们争夺一下领导权，一般说来是件好事。德国在平静时期一切都变得庸俗了。在这种时候，法国竞争的刺激是绝对必要的⋯⋯”（1886 年 4 月 29 日的信）②

这就是深受德国社会民主党思想影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当好好吸取的教训。

给予我们这种教训的，并不是 19 世纪两位最伟大人物的书信中的个别词句，而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国际经验所作的批评的全部精神和全部内容，这种批评是同志式的、坦率的，绝无外交辞令，决不使用心计。

至于这种精神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书信中究竟贯穿到什么程度，还可以从下面一些虽属较为局部性的但是极能说明问题的言论中看出来。

1889 年，英国开始了由没有受过训练的不熟练的普通工人（煤气工人、码头工人等）进行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充满新的革命精神的运动。恩格斯对这件事特别高兴。马克思的女儿“杜西”（Tussy）当时在这些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恩格斯对她极为夸奖。1889 年 12 月 7 日他从伦敦写信说： “这里最可恶的，就是那种已经深入工人肺腑的资产阶级式的‘体面’。社会分成大家公认的许多等级，其中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己的自尊心，但同时还有一种生来就对比自己‘更好’、‘更高’的等级表示尊敬的心理；这种东西已经存在这样久和这样根深蒂固，以致资产者要搞欺骗还相当容易。例如，我绝不相信约翰·白恩士（Burns）在本阶级中享有的声望会比他在曼宁红衣主教、市长和一般资产者那里的声望更使他感到自豪。秦平

（Champion）（退伍的中尉）在多年以前就同资产阶级分子、主要是保守派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327—328 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 36 卷第 321 页。——编者注

分子串通一气，而他在教会的教士会议上却鼓吹社会主义等等。连我认为是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人物汤姆·曼（Mann）也喜欢谈他将同市长大人共进早餐。只要把他们同法国人比较一下，你就会知道革命有多么良好的影响。”①

这段话是用不着解释的。

再举一个例子。1891 年，欧洲出现了战争危险。恩格斯当时常常同倍倍尔通信讨论这件事，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德国受到俄国侵犯，德国社会党人就要同俄国人及其同盟者进行殊死的战斗，不管这些同盟者是谁。“德国如被扼杀，我们也会和它一起同归于尽。若是发生有利的转变，斗争就会异常激烈，那时德国只有采取革命的手段才能站住脚，因而我们很可能不得不掌握政权，演一次 1793 年。”（1891 年 10 月 24 日）②

请那些向全世界大喊大叫，说俄国工人政党在 1905 年所设想的“雅各宾式的”远景不合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们听听吧！恩格斯直截了当地向倍倍尔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有可能不得不参加临时政府。

马克思和恩格斯既然对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有这样的看法，他们对俄国革命及其伟大的世界意义充满了极其乐观的信心，就是十分自然的了。从这本书信集中，可以看出他们将近二十年来始终这样热情地期待着俄国的革命。

拿马克思 1877 年 9 月 27 日的一封信来看。东方的危机[349]使马克思非常高兴。“俄国早已站在变革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由于土耳其好汉⋯⋯打击了⋯⋯变革的爆发将提前许多年。按照一般规则

（“secundumartem”），变革将从立宪的把戏开始，接着就会有一场绝妙的热闹事（ilyauraunbeautapage）。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③（马克思当时 59 岁）

老天没有让而且看来也不可能让马克思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但是“立宪的把戏”被他说中了，他的话就像是昨天针对俄国第一、二两届杜马[350]说的。要知道，告诫人民防止“立宪的把戏”，正是自由派和机会主义者非常痛恨的那个抵制策略的“灵魂”⋯⋯

再看看马克思 1880 年 11 月 5 日的一封信。由于《资本论》在俄国大受欢迎[351]，他感到十分高兴，并站在民意党人[31]一边反对当时刚刚产生的土地平分派[215]。马克思准确地看出了土地平分派观点中的无政府主义成分（他当时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民粹派-土地平分派后来会变成社会民主党人），并且用尖刻的讥讽词句猛烈地抨击了土地平分派：

“这些先生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俄国应当一个筋斗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他们现在就用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608—609 页。——编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128—129 页。——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193 页。——编者注

为翻这种筋斗作准备，而这种学理主义的所谓原则，是由已故的巴枯宁首创而流行起来的。”①

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会怎样估计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革命行动”对于1905 年和以后年代的俄国的重要意义了②。

再看看恩格斯 1887 年 4 月 6 日的一封信。“而俄国看来会发生危机。

最近的几次谋刺[353]使一切都陷入混乱⋯⋯”③1887 年 4 月 9 日的信上也这样说：“军队中充满了心怀不满的从事密谋活动的军官（恩格斯当时对民意党人的革命斗争印象很深，他把希望寄托在军官身上，还看不到俄国士兵和水兵在 18 年后极其光辉地表现出来的革命性）。⋯⋯我不认为这种局面能拖到年底⋯⋯只要俄国一干起来（“losgeht”），那就太好了！”④

1887 年 4 月 23 日的一封信说：“在德国，一个迫害接着一个迫害（迫害社会党人）。看样子，俾斯麦想准备好一切，以便俄国一旦爆发革命（现在看来，这也许只是几个月内的事），德国也会立即干起来

（“losgeschlagenwerden”）。”①

事实证明，这几个月很长很长。毫无疑问，肯定会有一些庸人要皱眉蹙额，严厉指责恩格斯的“革命主义”，或者取宽容态度，对这位亡命国外的老革命家的陈旧的空想一笑置之。

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

（例如 1848 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意志“共和国”

很快成立这一点上（“为共和国捐躯”，——恩格斯回忆他 1848—1849 年期间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情绪时这样称呼那个时代[354]），有很多错误，常常犯错误。他们在 1871 年也犯了错误——当时他们一心一意想“把法国南部发动起来，他们<贝克尔写的是“我们”，这是指他自己和他的亲密朋友，见 1871 年 7 月 21 日的第 14 封信>为此而牺牲了一个人所能牺牲的一切，冒了一个人所能冒的一切危险⋯⋯”在同一封信里还说：“如果我们能在三四月间多筹集一些钱，我们也许就能把整个法国南部发动起来，使巴黎公社得到挽救。”（第 29 页）但是两位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在努力提高（并且确实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们摆脱日常的琐碎的任务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官气十足的自由派在宣扬、喊叫和诉说他们的谬论（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是徒劳，反革命的“立宪”幻想妙不可言）时所表现的平庸智慧比较起来，要千倍地高尚，千倍地伟大，千倍地有历史价值， 千倍地正确⋯⋯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222 页和第 223 页。——编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241—243 页。——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245 页。——编者注

④ 同上，第 57 页。——编者注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98 页。——编者注

俄国工人阶级一定能用他们充满错误的革命行动来争得自由，推动欧洲前进。让那些在革命方面没有行动的庸人以没有错误而自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