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者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74]的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最近

（第 10 期）郑重其事地提出的正是这个口号（“批评自由”），并且不是把它当作理论原则，而是当作政治要求提出来的，即在回答“能不能把那些在国外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统一起来”这一问题时提出来的：“要达到牢固的统一，就必须有批评自由。”（第 36 页）

从这个声明中可以得出两个十分明确的结论：1.《工人事业》维护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派；2.《工人事业》要求机会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两个结论。

《工人事业》“特别”不高兴的，是“《火星报》和《曙光》[149]喜欢预言国际社会民主党中的山岳派和吉伦特派[150]必将决裂”①。

《工人事业》编辑波·克里切夫斯基写道：“我们觉得，关于社会民主党队伍中有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说法，根本就是一种肤浅的历史类比，它出自马克思主义者的笔下是很奇怪的，因为山岳派和吉伦特派并不是像历史学家-思想家可能认为的那样，代表着不同的气质或思潮，而是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一方面是中等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小市民阶层和无产阶级。而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却没有阶级利益的冲突，这整个运动，它的一切<黑体是波·克里切夫斯基用的>派别，包括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在内，都是站在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站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第 32—33 页）

大胆的断语！波·克里切夫斯基是否听见过早已有人指出的那件事实，即正是由于近年来有“学士”阶层广泛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伯恩施坦主义才非常迅速地传布开来呢？而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位作者究竟根据什么断定说“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也站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呢？这是不得而知的。他坚决为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辩护，却拿不出任何的论据和理由。作者显然以为，他既然是在重复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自我表白时所讲的话，那么他的断语也就无须证明了。但是，判断整个派别，竟以该派代表人物自我表白时所讲的话为根据，这难道不是再“肤浅”不过

① 顺便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争执，第一次从一国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的现象，这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恐怕是唯一的而且也是非常令人欣慰的现象。从前，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143]之间，盖得派和可能派[144]之间，费边派和社会民主党人[145]之间，民意党人[31]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争论，始终纯粹是一国内的争论，所反映出来的，纯粹是各国的特征，这些争论可以说是在不同的侧面进行的。而目前（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英国的费边派，法国的内阁派[146]，德国的伯恩施坦派[118]，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互相吹捧，彼此学习，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这场同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机会主义进行的第一次真正国际性的搏斗中，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也许会大大加强起来，足以结束早已笼罩于欧洲的政治反动局面？

的吗？紧接着的关于党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甚至绝对相反的类型或道路的“说教”（《工人事业》第 34—35 页），难道不也是再肤浅不过的吗？你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承认充分的批评自由，法国人却不承认，而正是法国人的例子充分表明那种“偏激行为的害处”。

我们对此回答说，正是波·克里切夫斯基的例子表明，那些简直是“按伊洛瓦伊斯基方式”来研究历史[152]的人，有时也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要解释德国社会党为什么统一和法国社会党为什么涣散，完全不必去考察两国历史的特点，不必把军事的半专制制度和共和的议会制的条件加以对比，不必分析巴黎公社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53]的后果，不必把两国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加以比较，不必回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空前发展”的同时进行了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空前努力的斗争，不仅反对理论上的错误（米尔柏格、杜林①、讲坛社会主义者[156]），而且反对策略上的错误（拉萨尔），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必要！法国人所以争吵是因为他们偏激，德国人所以统一是因为他们都是些乖孩子。

你看，用这种无比深奥的议论就“避开了”把维护伯恩施坦派的言论完全推翻的事实。伯恩施坦派是否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对于这个问题只有历史经验才能给予最后的彻底的解答。因此，在这一点上有最重要意义的正是法国的例子，因为只有法国一个国家的伯恩施坦派曾经在自己的德国同道们的热烈赞助下（而且有几分是在俄国机会主义者的热烈赞助下

——参看《工人事业》第 2—3 期合刊第 83—84 页），试图独自站稳脚跟。拿法国人“不肯调和”当借口，除了有其“故事性的”（诺兹德列夫式的） [157]意义之外，就不过是企图用气话来掩盖很不愉快的事实罢了。

而且，就连德国人我们也还根本不打算奉送给波·克里切夫斯基及其他许许多多“批评自由”的拥护者。“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所以还能见容于德国党内，只是因为他们服从那个坚决摒弃伯恩施坦的种种“修正”的汉诺威决议[158]，以及那个尽管措辞婉转、但对伯恩施坦提出了直接警告的吕贝克决议[159]。至于从德国党的利益来看，这种婉转的措辞究竟适当到什么程度，在这种场合下坏的和平是否胜过好的争执，这还是可以争论的，简而言之，在评价用哪种方法拒绝伯恩施坦主义才妥当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德国党曾经两次拒绝伯恩施坦主义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所以，认为德国人的例子证实了“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是站在无产阶级争取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这一说法，就是完全不了解有目共睹的现实情况。①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01—602 页。——编者注

① 把革命无产阶级中的两个派别（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比作 18 世纪革命资产阶级中的两个派别（雅各宾派即“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提法，见《火星报》第 2 号（1901 年 2 月）的社论。这篇社论的作者是普列汉诺夫。无论立宪民主党人[84]、“无题派”[151]或孟什维克，至今都很爱谈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雅

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工人事业》还向俄国社会民主党要求“批评自由”，并且为伯恩施坦主义辩护。显然它是认为我们这里有人冤枉了我们的“批评派”和伯恩施坦派。究竟是冤枉了什么人呢？是谁冤枉的？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究竟冤枉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些问题，《工人事业》始终避而不谈，没有一次提起任何一个俄国的批评派和伯恩施坦派！这里我们只能假定，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被人冤枉的不是别人，正是《工人事业》自己（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工人事业》第 10 期上的两篇文章都只讲《曙光》和《火星报》冤枉了《工人事业》）。如果是这样，那么始终坚决否认自己同伯恩施坦主义有任何一致之处的《工人事业》，不替“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和批评自由讲点好话，就不能为自己辩护，这种怪事应当怎样解释呢？或者被人冤枉的是某个第三者。那为什么又不肯说出这第三者究竟是谁呢？

由此可见，《工人事业》还在继续玩那种从它一创立就开始的（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讲）捉迷藏游戏。其次，请注意这第一次实际运用被大肆吹捧的“批评自由”的情况吧。实际上，“批评自由”不仅立刻表现为没有任何批评，而且表现为根本没有独立的见解。正是这个把俄国伯恩施坦主义当作暗疾（照斯塔罗韦尔的中肯的说法[161]）隐瞒起来的《工人事业》现在却主张，为了治这种病，只要简单地照抄一张专治德国型的这种病的最新德国药方就行了！这不是什么批评自由，而是奴隶式的模仿⋯⋯甚至更坏，是猴子式的模仿！现代国际机会主义的同一的社会和政治内容，依各国的民族特点而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某一个国家里，一批机会主义者早已独树一帜；在另一个国家里，机会主义者忽视理论，而在实践中推行激进社会党人的政策：在第三个国家里，革命政党的一些党员投奔到机会主义营垒中去，他们不是进行维护原则和维护新的策略的公开斗争，而是采取渐渐地、悄悄地、可以说是不受惩罚地败坏自己的党的办法，来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第四个国家里，同样的倒戈分子，在黑暗的政治奴役之下，在“合法”活动和“不合法”活动的相互关系非常独特的情况下，运用着同样的方法等等。说什么批评自由和伯恩施坦主义自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统一起来的条件，又不分析俄国伯恩施坦主义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和产生了怎样特殊的结果，这就等于是，说话是为了什么也不说。

那我们就自己来试试，把《工人事业》不愿说出来的（或许是它无法理解的）东西哪怕是简单地说明一下。

各宾派”。至于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来反对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事实，现在人们却宁愿默不作声或者把它忘掉。（这是作者为 1907 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