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

但是，把工厂村镇和工商业村镇同城市加在一起，也还远没有把俄国全部工业人口包括无遗。流动自由的缺乏，农民村社的等级闭塞状态，完全说明了俄国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在俄国，不小的一部分农村人口应当列入工业人口之内，这一部分农村人口靠在工业中心做工而取得生活资料，每年要在这些工业中心度过一部分时光。我们说的是所谓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从官方的观点看来，这些“手工业者”是仅仅赚取“辅助工资”的种地的农民，大多数民粹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都老老实实地接受了这个观点。了解上述一切情况以后，这个观点的站不住脚，就不需要再详细地证明了。不管对于这个现象有怎样不同的看法，然而毫无疑问，这个现象反映了人口离开农业而转向工商业。①城市所提供的关于工业人口人数的概念，由

① 在俄国，成为很大居民中心的村庄之多，可以根据《军事统计汇编》下列（虽然是陈旧的）资料看出来： 欧俄 25 个省在 60 年代居民超过 2000 的村有 1334 个。其中有 108 个村，其居民为 5000—10000 人，有 6

个村，其居民为 10000—15000 人；有 1 个村，其居民为 15000—20000 人；有 1 个村，其居民超过 20000

人。（第 169 页）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一切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都引起了未被正式列为城市的新工业中心的形成。“城市与乡村间的差别正在消失：在日益成长的工业城市近旁发生这个现象，是因为工业企业与工人住宅移到了市郊和城市附近；在日益衰落的小城市近旁发生这个现象，是因为这些小城市与周围村庄的日益接近，也因为大工业村的发展 城市居民区与农村居民区的差别，由于很多过渡区域的形成而正在消灭。统计学早已承认了这点，抛开了关于城市的历史法律概念，而代之以只根据居民人数来区分居民区的统计概念。”（毕歇尔《国民经济的发生》1893 年蒂宾根版第 296—297 页和第 303—304 页）俄国

的统计在这方面也大大落后于欧洲的统计。在德国和法国（《政治家年鉴》第 536 页和第 474 页），列入

城市的是居民超过 2000 的居民点；在英国，是城市类型的卫生区域，即也包括工厂村等等。因此，俄国的“城市”人口资料，完全不能和欧洲的相比。

① 尼·—逊先生完全没有看出俄国人口工业化的过程！瓦·沃·先生看出了这一点并承认道：外出做零工

于这个事实而改变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下面的例子看出来。在卡卢加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大大低于俄国的平均百分比（8.3％和 12.8％之比）。但是， 该省 1896 年的《统计概述》，根据身分证资料，算出了外出工人出外做工

的月数。我们看到，总共为 1491600 个月；以 12 来除，得出外出人口为 124300 人，即“约占总人口的 11％”（上引书第 46 页）！把这些人口加到城市人口（1897 年为 97900 人）上去，工业人口的百分比就很大了。

当然，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有一部分登记在城市现有人口人数之内，或包括在上述非城市工业中心的人口之内。但只是一部分而已，因为这种人口具有流动性质，各个中心的人口调查很难把他们计算进去；其次，人口普查一般在冬季进行，而大部分手工业工人是在春季离开家庭。下面就是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一些主要省份的这方面的资料①：

的现象的增长反映了人口的离开农业（《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第 149 页）；然而他不但没有把这个过程添入他对于“资本主义的命运”的认识总和中去，而且极力用以下的埋怨来掩盖这个过程，说什么“有些人认为这一切是很自然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吗？而瓦·沃·先生能想象没有这种现象的资本主义吗？〉， 而且差不多是合乎心愿的”（同上）。是合乎心愿的，而且不须加什么“差不多”，瓦·沃·先生！

① 《1880 年和 1885 年发给莫斯科省农民人口的居民证》。《1897 年特维尔省统计年鉴》。日班科夫

《1892—1895 年斯摩棱斯克省的外出零工》1896 年斯摩棱斯克版。日班科夫《1866—1883 年的资料说明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响》1887 年科斯特罗马版。《普斯科夫省农民的副业》1898 年普斯科夫版。莫斯科省百分比的错误，未能加以改正，因为没有绝对数字。科斯特罗马省只有各县的资料，而且只是百分比，因此我们不得不取各县的平均数，于是我们也就把科斯特罗马省的资料单独列出来。根据计算，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外出工业者中间，全年离家的有 68.7％；秋冬两季离家的有 12.6％；春夏两季离家的有 18.7％。必须指出，雅罗斯拉夫尔省的资料（《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1896 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 2 编）是不能与前面的资料比较的，因为它们是根据神父等等的陈述，而不是根据关于身分证的资料。

居民证分发数的百分比

各地都是春季发出的身分证最多。因此，暂时离家的工人，大部分未列入城市人口调查之内。② 但是，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把这些临时的市民列为城市人口，而不列为农村人口：“全年或一年大部分时间都依赖在城里做工而获得生活资料的家庭，有更多的根据认为它们的定居点是城市而不是乡村， 因为城市保证它们的生存，而乡村只不过有亲属与赋税的联系。”③这些赋税的联系直到现在究竟有多大的意义，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来：从外出做零工的科斯特罗马人那里，“业主很少能从它〈土地〉身上取得很小一部分赋税，他们出租土地，常常只是为了让租地人在土地周围筑起篱笆来，而一切赋税则由业主自己缴纳”（德·日班科夫《农妇国》1891 年科斯特罗马版第 21 页）。我们看到，《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1896 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 2 编）一再指出外出的手工业工人这种必须为他们离开农村和放弃份地而偿付赎金[34]的情形。（第 28、48、149、150、166 页及其他各页）外出做

② 大家知道，例如，在圣彼得堡近郊，夏季人口增加极多。

③ 《1896 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1897 年卡卢加版第 2 篇第 18 页。

④ “外出做零工 是把城市的不断发展过程掩盖起来的一种形式 村社土地占有制，以及俄国财政与行政生活的各种特点，不容许农民像西欧那样容易地转变为市民 法律的线索维持着他〈外出做零工的工人〉与乡村的联系，但就其职业、习惯和趣味讲来，他实质上完全属于城市了，并且往往把这种联系看作

非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究竟有多少呢？外出做各种零工的工人人数不下 500

—600 万。实际上，在 1884 年，欧俄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达 467

万张较，而身分证收入从 1884 年到 1894 年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由 330 万

卢布增加到 450 万卢布）。在 1897 年，整个俄国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

分证为 9495700 张（其中欧俄 50 个省占 9333200 张）。在 1898 年，为 8259900

张（欧俄占 7809600 张）。⑤欧俄过剩的（同当地的需求比较）工人人数，

谢·柯罗连科先生计算为 630 万人。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第 3 章第 9 节第

174 页）⑥，11 个农业省所发出的身分证数目超过谢·柯罗连科先生的计算

（200 万对 170 万）。现在我们可以添上 6 个非农业省的资料：柯罗连科先

生计算这些省的过剩工人为 1287800 人，而发出的身分证数目则为 1298600

张。⑦这样，在欧俄 17 个省（11 个黑土地带省和 6 个非黑土地带省）中，谢·柯

罗连科先生计算有 300 万过剩的（对当地的需求而言）工人。而在 90 年代，

这 17 个省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为 330 万张。在 1891 年，这 17 个省提供了身分证总收入的 52.2％。因此，外出工人人数大概超过了 600 万。最后，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大部分是陈旧的）使乌瓦罗夫先生作出这样的结论，谢·柯罗连科先生的数字与真实情况相近，而 500 万外出工人这个数字“是非常可能的”。①

现在试问：外出做非农业零工与外出做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究竟有多少呢？尼·—逊先生很大胆和完全错误地断言：“绝大多数的农民外出做零工

一种负担。”（1896 年《俄国思想》[29]第 11 期第 227 页）这说得很对，但是对于一个政论家来说还不够。为什么作者不坚决主张流动的完全自由，主张农民离开村社的自由呢？我国自由派还怕我国民粹派。他们是用不着怕的。

较 ，请看一看同情民粹派的日班科夫先生的议论：“到城市去做零工，可以说是防止我们的首都与大城市的剧烈增长以及防止城市与无土地的无产阶级增长的避雷针〈原文如此！〉。不论在卫生方面或社会经济方面，外出谋生的这种影响都应当认为是有益的：只要人民大众没有完全脱离作为外出做零工的工人某种保证〈他们要用金钱才能赎买这种“保证”啊！〉的土地，这些工人就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工具， 同时建立工农业村社的希望也依然保存着”（1890 年《法学通报》[98]第 9 期第 145 页）。保存小资产阶级的希望，事实上难道不是有益的吗？至于说到“盲目工具”，那么欧洲的经验以及在俄国所看到的一切事实都表明，这种评语对于与土地和宗法式关系仍然保持着联系的工人，比对于断绝了这种联系的工人， 更加适用得多。同一个日班科夫先生的数字与资料表明，外出“到彼得堡谋生的人”，比在某些“森林” 县份定居的科斯特罗马人更有知识，更有文化，更开展。

⑤ 列·韦辛《外出做零工在俄国农民生活中的意义》。《事业》[99]1886 年第 7 期和 1887 年第 2 期。

⑥ 《1897—1898 年缴纳消费税的各种行业和印花税票统计》1900 年圣彼得堡版，无定额税管理总署出版。

⑦ 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209 页。——编者注

① 这 6 个省份是：莫斯科（1885 年的旧资料）、特维尔（1896 年）、科斯特罗马（1892 年）、斯摩棱斯克（1895 年）、卡卢加（1895 年）与普斯科夫（1896 年）。材料来源如上述。是关于各种外出许可证（男女合计）的资料。

正是做农业零工。”（《论文集》第 16 页）尼·—逊先生所引证的查斯拉夫斯基，讲话就谨慎得多，他没有举出任何资料，只限于一般地推测各种工人外出的地区的大小。而尼·—逊先生的铁路客运资料却什么也没有证明， 因为非农业工人主要也是在春季离开家庭，他们乘火车的要比农业工人多得多。②相反，我们认为，多数（虽然不是“绝大多数”）外出工人大概是非农业工人。这种看法，第一是根据身分证收入分布资料，第二是根据韦辛先生的资料。弗列罗夫斯基根据 1862—1863 年度“各种捐税”收入分布（身分证收入占三分之一强）资料，早就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农民外出谋生的最大的运动出自首都省与非农业省。③如果我们拿 11 个非农业省来看，——我

们在前面（这一节的第 2 点）已经把这些省份合为一个地区，从这些省份外出做零工的绝大多数是非农业工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省份的人口在 1885 年仅占整个欧俄人口的 18.7％（1897 年占 18.3％），而身分证收入在 1885 年却占 42.9％（1891 年占 40.7％）。①另外还有许多省也有非农业工人外出，所以我们应该认为，农业工人占外出做零工的工人半数以下。韦辛先生根据各种外出做零工占优势的情况把欧俄 38 个省（占各种外出许可证总数的 90％）加以分类，得出下面的资料②。

1884 年发出的外出许可证数目（单

省别 位千）

1885 年的人

每千人平均

“这些数字表明，外出做零工在第一类中比在第三类中发展得厉害些⋯⋯其次，从所引用的数字可以看出，随着所属的类别的不同，外出谋生的期间也各异。外出做非农业零工占优势的地方，外出的期间就长得多。”

（1886 年《事业》第 7 期第 134 页）

最后，上述对缴纳消费税等等的各种行业的统计，使我们能够把发出的

② 1896 年 7 月《公共卫生、法医学和实用医学通报》。米·乌瓦罗夫《论外出做零工对俄国卫生状况的影

响》。乌瓦罗夫先生汇总了 20 个省 126 个县的资料。

③ 参看上面第 174 页（参看《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209—210 页。——编者

① 《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69 年圣彼得堡版第 400 页及以下各页。

② 身分证收入的数字，引自 1884—1885 年度和 1896 年的《俄国资料汇集》。在 1885 年，身分证收入在欧

俄每 1000 居民为 37 卢布，而在 11 个非农业省份每 1000 居民则为 86 卢布。

居民证数目，按欧俄全部 50 个省区别开来。对韦辛先生的分类作上述修正，

并将 1884 年未列入的 12 个省也按这三类区别开来（奥洛涅茨省与普斯科夫

省列为第一类；波罗的海沿岸与西北部各省，共 9 省，列为第二类；阿斯特拉罕省列为第三类），我们就可看到这样的情景：

发出的居民证的总数

根据这些数字，外出做零工在第一类中比在第三类中要多得多。

因此，毫无疑问，人口的流动性在俄国非农业地带要比在农业地带大得多。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应当比外出做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多， 他们至少有 300 万人。

一切材料都证明，外出做零工的情况有巨大的与日益加剧的增长。身分证收入从 1868 年的 210 万卢布（1866 年为 175 万卢布），增加到 1893—1894

年度的 450 万卢布，即增加 1 倍多。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数目，在莫斯科省从 1877 年至 1885 年增加了 20％（男的）与 53％（女的）；在特维尔省从 1893 年至 1896 年增加了 5.6％；在卡卢加省从 1885 年至 1895 年增加了 23％（而外出的月数增加了 26％）；在斯摩棱斯克省从 1875 年的100000 增加到 1885 年的 117000，1895 年增加到 140000；在普斯科夫省从

1865—1875 年的 11716 增加到 1876 年的 14944，1896 年增加到 43765（男的）。在科斯特罗马省，1868 年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每 100 男子中占 23.8，每 100 妇女中占 0.85，而在 1880 年则占 33.1 与 2.2，等等，等等。

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①及觉悟①，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

① 顺便讲一讲，这些资料概述的作者（上引书第 6 章第 639 页）说明，1898 年身分证发出数目减少的原因， 是由于歉收和农业机器的推广使夏季工人外出到南部各省的人数减少了。这个说明根本讲不通，因为发出的居民证数目减得最少的是第三类，减得最多的是第一类。1897 年与 1898 年的登记方法可以相比吗？（第2 版注释）

① 日班科夫《1866—1883 年的资料说明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响》第 36 页及以下各页。科斯特罗马省外出零工县份识字男子的百分比为 55.9％；在工厂县份为 34.9％；在定居（森林）县份为 25.8

要②。“头等的动因”，即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风度与浮华，吸引农民外出； 他们寻找“更好的地方”。“彼得堡的工作与生活被认为比乡村的轻松。”

①“一切乡村居民都被叫作乡下佬；令人奇怪的是，他们毫不认为这个称号

是对自己的侮辱，他们自己也这样称呼自己，埋怨父母不把他送到圣彼得堡去读书。不过要附带说明，这些土里土气的乡村居民远不如纯农业地区的乡村居民那样土里土气：他们不自觉地模仿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外表与习惯， 首都的光辉间接地也投射在他们身上。”②在雅罗斯拉夫尔省（除了发财的例子），“还有其他原因驱使每个人离开家庭。

这就是舆论，那些没有在彼得堡或其他地方居住过而只是从事农业或做某种手艺的人，一辈子都被人称为牧人，这种人很难找到老婆”（《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第 2 编第 118 页）。外出到城市去，可以提高农民的公民身分，使他们跳出乡村根深蒂固的宗法式的与人身的依附关系及等级关系的深渊③⋯⋯“人民中间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增长，是助长外出的首要因素。从农奴制依附下的解放，最精干的一部分农村人口早已与城市生活的接触，老早就在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农民中间唤起了一种愿望：保卫自己的‘我’，从乡村生活条件所注定的贫困与依附状况中解脱出来，过富足的、独立的与受人尊敬的生活⋯⋯靠外出做零工生活的农民感到自己自由些，同其他等级的人平等些，因而农村青年日益强烈地渴望到城市去。”（《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第 2 编第 189—190 页）

外出到城市，削弱了旧的父权制家庭，使妇女处于比较独立的、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与定居的地区比较起来，索利加利奇与楚赫洛马的家庭”（科斯特罗马省外出做零工之风最盛的两个县），“不仅在家长的宗法权力方面， 而且在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方面都薄弱得多。对于 12 岁就被送到彼得堡去的儿子，当然不能希望他们如何热爱父母，如何依恋父母的家

％；识字妇女分别为 3.5％，2.0％，1.3％；学生分别为 1.44％，1.43％，1.07％。外出零工县份中儿童也有在圣彼得堡读书的。

② “识字的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确更好地和更自觉地求医治病”（同上，第 34 页），因此传染病在他们中间不像在“文化很低的”（黑体是原作者用的）乡中那样厉害。

① “就生活设备来说，外出零工县份大大超过农业地区和森林地区 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衣服清洁、美观、卫生得多 儿童们比较清洁，所以他们中间很少看到疥疮和其他皮肤病。”（同上，第 39 页。参看

《1892—1895 年斯摩棱斯克省的外出零工》第 8 页）“外出零工乡村与定居乡村截然不同：住宅、衣服、一切习惯、娱乐，与其说像农民生活，不如说像市民生活。”（《1892—1895 年斯摩棱斯克省的外出零工》第 3 页）在科斯特罗马省外出零工乡里，“你在半数人家中可以看到纸、墨水、铅笔与钢笔”（《农妇国》

第 67—68 页）。

② 《农妇国》第 26—27 页和第 15 页。

③ 同上，第 27 页。

庭；他们不自觉地变成世界主义者了：‘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④“过惯了不受丈夫支配与帮助的生活的索利加利奇妇女，与农业地带受践踏的农妇完全不同：她们是独立自主的⋯⋯殴打虐待老婆在这里是罕见的事情⋯⋯ 男女平等差不多在一切地方与一切方面都反映出来。”①

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外出做非农业零工不仅提高了外出雇佣工人的工资，而且也提高了留在当地的工人的工资。

这个事实的最突出表现，是下面这样一个普遍现象：非农业省份比农业省份的工资高，吸引了农业省份的农业工人。②下面是卡卢加省的有趣资料：

县别（以外出做零工的人数为标准）

外出男性工人对全体男性人口的百分比

每月的工资外出工业者

（单位卢布）农村年工

一、 38.7 9.0 5.9

二、 36.3 8.8 5.3

三、 32.7 8.4 4.9

“这些数字完全说明了⋯⋯下列现象：（1）外出做零工对农业生产中工资的提高有影响，（2）外出做零工吸引走了人口中的优秀力量。”③不仅货币工资提高了，而且实际工资也提高了。在 100 名工人中有 60 人以上外

出做零工的县份内，一个全年雇农的平均工资为 69 卢布或 123 普特黑麦；

在外出做零工的工人占 40—60％的县份内，平均工资为 64 卢布或 125 普特

黑麦；在外出做零工的工人不到 40％的县份内，平均工资为 59 卢布或 116 普特黑麦。①在这几类县份中，诉说缺乏工人的通讯的百分比是依次降低的： 58％—42％—35％。加工工业中的工资高于农业中的工资，“根据很多通讯员先生的评述，手工业促进了农民中间新的需求的发展（茶、印花布、靴、钟表等等），提高了需求的一般水平，于是对工资的提高产生影响”②。下面就是一位通讯员的典型评述：工人“始终很缺少，其原因是城市附近的居民被娇养惯了，他们都在铁路工厂做工或在那里做事。卡卢加附近及其市场，经常聚集着四周的居民，他们出卖鸡蛋、牛奶等等，然后在酒馆中狂饮； 其原因是所有的人都想多拿钱不干事。当农业工人，被认为是可耻的事情， 大家都想到城市去，在那里当无产阶级和游民；乡村则感到缺乏有能力的健康的工人”③。这种对外出做零工的评价，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称之为民粹

④ 例如，使科斯特罗马农民登记为市民的原因之一，就是“可能的体罚，这种体罚对于衣著华丽的到彼得堡谋生的人比对于土里土气的村民更为可怕”（同上，第 58 页）。

① 《农妇国》第 88 页。

② 1890 年《法学通报》第 9 期第 142 页。

③ 参看第 4 章第 4 节（参看《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238—239 页。——编者注）。

① 《1896 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第 2 篇第 48 页。

② 同上，第 1 篇第 27 页。

③ 同上，第 41 页。

派的评价。例如，日班科夫先生指出，外出的工人不是过剩的工人，而是由 外来的农民所代替的“必要的”工人，他认为，“很明显”，“这种相互代替是很不利的”。④日班科夫先生，对谁很不利呢？“京都的生活使人们养成许多低级的文明习惯，尚奢侈和浮华，白白地〈原文如此！！〉耗费许多金钱”①；在这种奢侈等等上的支出大部分是“白费的”（！！）②。赫尔岑施坦先生直率地悲叹“表面的文明”、“恣意的放荡”、“纵情的欢宴”、“野蛮的酗酒与廉价的荒淫”等等。③莫斯科统计学家们从大批外出做零工的事实直接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采取办法以减少外出谋生的需要”。④ 卡雷舍夫先生谈到外出做零工的问题时说道：“只要把农民土地使用面积增加到足以满足其家庭最主要的〈！〉需要，就可以解决我国国民经* 济中这个最严重的问题。”⑥

这些好心肠的先生们，谁也没有想到，在谈论“解决最严重的问题”之前，必须关心农民流动的完全自由，即放弃土地和退出村社的自由，在国内任何城市公社或村社随意居住（不缴纳“赎”金）的自由！

──

总之，居民离开农业，在俄国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这一点部分地被国内移民掩盖了）以及城市近郊、工厂村镇与工商业村镇的发展上，并且也表现在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现象上。所有这些在改革后时代已经和正在向纵深和宽广两方面迅速发展的过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同旧的生活方式比起来，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④ 同上，第 40 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① 《农妇国》第 39 页和第 8 页。“这些真正的〈外来的〉农民，是否会以其富裕的生活状况，给与那些不

是视土地而是视外出谋生为其生活基础的本地居民以清醒的影响呢？”（第 40 页）作者叹息道：“然而我们在上面已经举出了相反影响的例子。”这个例子如下。沃洛格达人买了土地，生活过得“很富裕”。“我曾经问过其中的一个人，既然他家里很富裕，为什么还把儿子送到圣彼得堡去？我得到的回答是：‘事情是这样，我们并不穷，但是我们这里很土气，他学别人的样，自己也想去受教育，其实他在我们家里已经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了。’”（第 25 页）可怜的民粹派呵！甚至富裕的购买土地的农夫-庄稼汉的例子，也不能使那个青年“清醒过来”，他竟要去“受教育”，以逃开“保证其生活的份地”，这怎能不令人伤心呢！

② 《1866—1883 年的资料说明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响》第 33 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③ 1890 年《法学通报》第 9 期第 138 页。

④ 1887 年《俄国思想》（不是《俄罗斯通报》[100]，而是《俄国思想》）第 9 期第 16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