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序言[81]

本书是在俄国革命的前夜，即在 1895—1896 年大罢工[76]爆发后一个稍呈沉寂的时期中写成的。当时工人运动似乎平息下去了，实际上却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为 1901 年的示威运动[82]准备基础。

本书根据对种种统计资料进行的经济学上的研究和批判性的审查，分析了俄国社会经济制度，因而也分析了俄国阶级结构。这个分析，现在已为一切阶级在革命进程中的公开政治行动所证实。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完全显露出来了。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力量比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大得多这一点也显露出来了。本书论证了这两种现象的经济基础。

其次，革命现在日益显露出农民的两重地位和两重作用。一方面，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和破产的情况下，存在着徭役经济的大量残余和农奴制的各种残余，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之深，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无论在革命进程中，在各种政党的性质中，或者在许多政治思想流派中，都显现出农民群众的有内在矛盾的阶级结构，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他们内部的业主倾向与无产者倾向的对抗性。变穷了的小业主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动摇不定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下述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一样：为数甚少的小生产者发财致富，“出人头地”，变成资产者，而绝大多数的小生产者不是完全破产变成雇佣工人或赤贫者，就是永远生活在无产阶级状况的边缘。本书论证了农民中这两种倾向的经济基础。

不言而喻，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是颠扑不破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原理。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把它应用到俄国革命的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去。

但必须善于应用它。只有具体分析各种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才能确定这个真理应用于某一问题上的确切意义。在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却时常出现一种相反的推论方法，即他们力图在关于我国革命基本性质的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例如有些人从关于我国革命性质的一般真理中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或者说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自由主义者；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大概会把他一度引

用过的海涅的话重复一遍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① 在目前的经济基础上，俄国革命在客观上可能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路线和

结局。

或者是与农奴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旧地主经济保存下来，慢慢地变成纯粹资本主义的“容克”经济[83]。从工役制[61]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农奴制地主经济的内部改革。国家的整个土地制度将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在长时期内还保持着农奴制的特点。或者是革命摧毁旧地主经济，粉碎农奴制的一切残余，首先是大土地占有制。从工役制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小农经济的自由发展，这种小农经济由于剥夺地主土地有利于农民而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整个土地制度将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农奴制的痕迹消灭得愈彻底，农民的分化就进行得愈迅速。换句话说：或者是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主要部分和旧的“上层建筑”的主要支柱；由此，自由主义君主派的资产者和地主将起主要作用，富裕农民将迅速地转向他们，农民群众状况恶化，他们不仅受到大规模的剥夺，而且还受到某些立宪民主党[84] 式的赎买办法的盘剥，反动统治的欺压和愚弄；这种资产阶级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将是近似十月党人[85]那一类型的政治家。或者是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和相应的旧的“上层建筑”的一切主要支柱；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在动摇的或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保持中立的情况下起主要作用；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在工人和农民群众处于商品生产下可能具有的最好环境中，生产力得到最迅速和最自由的发展；由此，给工人阶级进一步实现其真正的和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当然，这种或那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演进因素，可能有无限多样的结合，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

本书的任务是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济。在革命时代，国家生活发展得如此迅速而急遽，以致在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中无法确定经济演进的巨大成果。一方面是斯托雷平先生们，另一方面是自由主义者（决不只是类似司徒卢威的立宪民主党人，而是全体立宪民主党人），都在坚定地、顽强地和一贯地努力按第一种形式完成革命。我们刚刚经历过的 1907 年 6 月 3 日的政变[86]，标志着反革命的胜利，他们力图保证地主在所谓俄国人民代表机关中占绝对优势。但是，这个“胜利”究竟牢固到什么程度，则是另外的问题，何况争取革命的第二种结局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广大的农民群众也都比较坚决地、比较一贯地、比较自觉地力争达到这个结局。不管反革命怎样力图公开地使用暴力来窒息直接的群众性斗争，不管立宪民主党人怎样力图用下流和伪善的反革命思想来扑灭直接的群众性斗争，这种斗争总是不顾一切地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爆发，虽然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上层分子（特别是“人民社会党人”[87]和劳动派[88]），显然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604 页。——编者注

沾染上了温和谨慎的市侩或官吏的背叛、莫尔恰林习气[89]和自满这种立宪民主党精神，这种斗争还是在“劳动派”政党[90]即民粹派政党的政策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这一斗争的结局如何，俄国革命第一次进攻的最后结果如何，现在还不能断定。因此全面修订本书①的时机还没有到来（而且因为参加工人运动，肩负着党的直接责任，也使我无暇及此）。本书第 2 版还不能超出评述革命前的俄国经济这一范围。作者只是对文字进行了审查和订正，并以最新的统计材料作了最必要的补充。这些材料是：最近的马匹调查资料、收成的统计资料、1897 年全俄人口普查总结、工厂统计的新资料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