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代表会议”的决议是专门论述“关于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问题的①。我们已经指出，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包含着一种糊涂观念。一方面，问题提得很狭窄：只谈我们参加临时政府的问题，而不一般地谈党在对待临时革命政府方面的任务。另一方面，又把我们参加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其实，社会民主党“夺取政权”，如果按这几个字的直接的和通常的含义来说，正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决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把这几个字理解为不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而是为民主革命夺取政权，那么，不仅谈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而且还一般地谈“夺取政权”，这有什么意思呢？显然，我们的“代表会议派”自己还不大清楚他们究竟应当说什么：是要说民主革命，还是要说社会主义革命。谁留心过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他就会知道，这种糊涂观念是马尔丁诺夫同志在他那本有名的《两种专政》中开始提出来的，新火星派不乐意提起这一典型的尾巴主义著作中所提供的（早在 1 月 9 日事件[264] 以前）这种问题的提法，但是这一著作对代表会议的思想影响是无可怀疑的。

不过我们暂且不谈这个决议的标题。这个决议的内容，暴露了更深刻得多、更严重得多的错误。下面是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

“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可能表现为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的临时政府的成立，也可能表现为某个代表机关在人民的直接的革命压力下决定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革命倡议。”

总之，他们是说，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既可能是胜利的起义，又可能是⋯⋯代表机关决定召开立宪会议！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该怎么来理解呢？彻底胜利可能表现为“决定”召开立宪会议？？而且这样的“胜利” 又和“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的”临时政府的成立相提并论！！代表会议竟没有觉察到，胜利的人民起义和临时政府的成立是表示革命在事实上胜利，而“决定”召开立宪会议是表示革命仅仅在口头上胜利。

孟什维克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恰好犯了自由派即解放派经常犯的错误。解放派空谈“立宪”会议，羞答答地闭着眼睛不看力量和政权仍然在沙皇手中的事实，忘记了要“立”就需要有力量来立的道理。代表会议也忘记了，从任何代表的“决定”到这个决定的实现都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代表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 年 5 月在伦敦举行）只有布尔什维克参加。“代表会议”（同时在日内瓦举行）只有孟什维克参加[262]。在这本小册子里常常把孟什维克称为“新火星派”，因为他们虽然继续出版《火星报》，但他们以自己当时的同道者托洛茨基为代言人宣布过，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隔着一条鸿沟。（这是作者为 1907 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会议也忘记了，当政权还在沙皇手中的时候，任何代表的任何决定，都会和德国 1848 年革命史上有名的法兰克福议会[235]的“决定”一样，成为无聊而可怜的空话。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曾在他主编的《新莱茵报》[44] 上，非常尖刻地讥笑了法兰克福的自由主义“解放派”，因为他们说了许多漂亮话，通过了各种各样的民主的“决定”，“立了”各种各样的自由，而事实上却让政权留在国王手中，并没有组织武装斗争去反对掌握在国王手中的武装力量。当法兰克福的解放派还在那里空谈时，国王却抓住了时机，加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于是反革命便依靠实际的力量，把民主派连同他们的一切美妙的“决定”打得落花流水了。

代表会议把正好缺少胜利的决定性条件的局面拿来和彻底胜利等量齐观。承认我们党的共和纲领的社会民主党人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呢？要了解这一奇怪现象，就必须看看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决议

①。决议指出，我们党内还存在着“同‘经济主义’有血缘关系的”各种派

别。我们的代表会议派（马尔丁诺夫对他们的思想领导确实没有白费）关于革命的论断，和“经济派”[135]关于政治斗争或八小时工作制的论断是一模一样的。“经济派”一开口就搬出“阶段论”：（1）为权利而斗争，（2）政治鼓动，（3）政治斗争；或是（1）十小时工作制，（2）九小时工作制，

（3）八小时工作制。这个“策略-过程”引起的结果，是大家都十分了解的。现在，代表会议派建议我们把革命也预先好好地分成几个阶段：（1）沙皇召集代表机关，（2）这个代表机关在“人民”的压力下“决定”召开立宪会议，（3）⋯⋯关于第三阶段，孟什维克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忘记了：人民的革命压力将碰到沙皇制度的反革命压力，因而不是“决定”不能实现，便是问题又得由人民起义的胜利或失败来决定。代表会议的决议也和“经济派”的下面这种论断完全相同：工人的彻底胜利，可能表现为用革命手段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也可能表现为恩赐十小时工作制和“决定”过渡到九小时工作制⋯⋯真是一模一样。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决议的制定者并没有想把起义的胜利和沙皇所召集的代表机关的“决定”等量齐观，而只是想预先规定党在前后两种场合下的策略。对此我们的回答是：（1）决议的原文是直截了当地和毫不含糊地把代表机关的决定叫作“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也许这是措辞疏忽的结果，也许可以根据记录来纠正它，可是在没有纠正以前，这种措辞只能包含一种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完全是解放派的。（2）决议的制定者所陷入的“解放派”的思维进程，在新火星派的其他著作中表现得更是鲜明无比。例如，在梯弗利斯委员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265]（用格鲁吉亚文出版；《火星报》第 100 号曾经称赞过它）上登载的《国民代表会议和我们的策略》一文，竟说什么“选择国民代表会议为我们的活动中心”（我们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0 卷第 245—253、258—264、277—283 页。——编者注

补充一句，关于召集国民代表会议，我们还连半点确切的消息都不知道！）这一“策略”，比武装起义和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策略”，“对我们更有利”。下面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谈这篇文章。（3）预先讨论党在革命胜利时和革命失败时、在起义成功时和起义不能发展成为重大力量时的策略，是一点也不应当反对的。也许沙皇政府能够召集一个代表会议来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做交易，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预见到这一点，所以直截了当地说到“虚伪的政策”，“假民主”，“所谓国民代表会议之类的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机关”①。可是，问题在于这一点不是在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中说的，因为这和临时革命政府没有关系。如果发生上述情况，就会把起义和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推迟，就会使问题变样，等等。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可能发生各种情况：既可能胜利，也可能失败，既可能走直路，也可能走弯路，而在于社会民主党人决不可以搅乱工人对真正革命道路的认识，决不可以像解放派那样把缺少胜利的基本条件的局面叫作彻底胜利。也许我们连八小时工作制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得到，而只有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才能得到，但是，如果有人竟把无产阶级不能阻止拖延、耽搁、搞交易、叛变和反动这种软弱无力的表现叫作工人的胜利，那么你会怎样说这个人呢？也许俄国的革命将以“立宪流产”结束，如《前进报》①有一次说过的那样，但是，这难道可以为那些在决战前夜把这种流产叫作“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社会民主党人辩护吗？也许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不仅争取不到共和制，就连宪法也将是一个虚幻的“希波夫式的”宪法[267]，但是，难道这就可以原谅社会民主党人抹杀我们的共和制口号吗？

当然，新火星派还没有走到抹杀这个口号的地步。但是他们的革命精神已经丧失到什么程度，毫无生气的说教已经把他们和当前的战斗任务隔离到什么程度，这从他们在自己的决议中恰巧忘记谈到共和制这一点看得特别清

① 读者把本书第 400、403—404、407、431、433—434 页上所引各段集中在一起，便可得到这个决议的全文。（这是作者为 1907 年版加的注释。见本卷第 541、546、551、584、588 页。——编者注）

① 现在把这个决议的全文引述如下：“代表大会指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从和‘经济主义’作斗争时起直到现在，还保存着一些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不同的方面同经济主义有血缘关系的色彩，其特征就是一般趋向于降低觉悟成分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意义而使其服从于自发成分。在组织问题方面，这些色彩的体现者在理论上提出一个和党的按计划规定的工作不相适应的组织-过程原则，在实践上多半是推行一套和党的纪律相违背的办法，要不然就向党内觉悟最低的一部分人鼓吹不顾俄国现实生活的客观条件而广泛应用选举的原则，企图以此破坏目前唯一可能存在的党的联系的基础。在策略问题方面，他们力图缩小党的工作的规模，反对党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所采取的完全独立的策略，否认我们党可能和宜于担负起组织人民起义的使命，认为我们党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应当参加临时民主革命政府。代表大会责成全体党员在任何地方都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反对这种局部离开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倾向，但是代表大会同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附和这种观点的人，在下面这个必要的条件下，即在他们承认党代表大会和党章并且完全服从党的纪律的条件下，可以参加党的组织。”（这是作者为 1907 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楚！这是难以置信的，然而这是事实。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口号都在代表会议的各种决议中得到承认、重申、解释和详细说明，甚至由工人按企业选举工长和代表的事情也没有忘记，只是没有在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中提及共和制。说到人民起义的“胜利”，说到临时政府的成立，而不指出这些“步骤”和行动同争取共和制的关系，这就是说，他们制定决议并不是为了要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而是为了跟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后面蹒跚而行。

总起来说，决议的第一部分：（1）完全没有从争取共和制和保证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方面阐明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2）把正好还缺少真正胜利的基本条件的局面拿来和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等量齐观，这就直接搅乱了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