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抵制是俄国革命中事变迭起的英勇时期的优良革命传统之一。前面我们说过，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小心爱护这些传统，扶持这些传统，肃清其中自由派（和机会主义）寄生虫的影响。我们必须对这个任务稍加分析，以便正确地确定任务的内容并消除很可能产生的曲解和误解。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从马克思的全部历史观点出发，必然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时期，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才能够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才得到最有力的表现，而后来长期以更新了的生产关系基

础为依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以建立。而且，马克思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同，他并不认为这样的时期是脱离了“正常的”道路，是“社会病态”的表现，是过激和谬误的可悲的结果，他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 1848—1849 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一生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点。他们从这一中心点出发来判定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成败。他们为了最明白最清楚地判定各个不同阶级的内在本性及其倾向也总是回过来研究这一中心点。他们总是从当年的革命时期出发来评价后来出现的较小的政治派别、政治组织、政治任务和政治冲突。像桑巴特这样的自由派思想领袖对马克思的活动和著作的这一特点恨之入骨，把它说成是“流亡者怨气的表现”，决不是没有缘故的。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大学中的学蠹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革命世界观的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归结为他们的流亡生活中的个人怨气和个人困苦的表现，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马克思在一封好像是给库格曼的信中，曾经附带提出了一个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来看很能说明问题、特别有意思的见解。他指出，德国的反动派成功地把对 1848 年革命时期的回忆和这一时期的传统从人民的意识中几乎完全抹掉。②这里，反动派和无产阶级政党在对待本国的革命传统的问题上各自所担负的任务恰成鲜明的对照。反动派的任务是抹掉这些传统，把革命说成是“丧失理智的自发势力”（这是司徒卢威对德文“dastolleJahr” 的译法，德文本意为“丧失理智的一年”，是德国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们以至德国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们形容 1848 年的用语）。反动派的任务是迫使人民忘掉革命时期所产生的丰富多采的斗争方式、组织形式、思想和口号。愚蠢地赞美英国小市民的维伯夫妇力图把宪章运动[115]这个英国工人运动的革命时期说成不过是傻呵呵的幼稚，是“幼年的罪孽”[365]，是不值一提的天真，是偶然的反常的越轨。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是这样藐视德国的 1848 年。反动派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也是如此。这场大革命至今还遭到强烈的敌视，这证明它对人类至今还具有深远而有力的影响。我国的反革命的英雄们，尤其是像司徒卢威、米留可夫、基泽韦捷尔以及诸如此类的昨天的“民主主义者”，在卑鄙地诬蔑俄国革命的革命传统时也是这样争先恐后。自从无产阶级的直接的群众斗争赢得了为旧政权的自由派奴才们赞不绝口的一点点自由到现在还不到两年，而在我国的政论界，已经形成了一个自称为自由主义的（！！）大流派，它在立宪民主党的报刊的扶持下，专门把我国的革命、革命斗争方法、革命口号、革命传统说成是某种低级的、原始的、幼稚的、自发的、疯狂的⋯⋯甚至罪恶的东西⋯⋯在这方面，从米留可夫到卡梅尚斯基，中间可说是只有一步之差！而反动派的业绩，即起初把人民从工农代表苏维埃赶到杜巴索夫—斯托雷平杜马中去，现在又把他们

② 同上，第 4 卷第 457 页。——编者注

赶到十月党人[85]杜马中去的业绩，反过来却被俄国自由派英雄们当成是“俄国立宪意识成长的过程”。

俄国社会民主党无疑有责任极其仔细而全面地研究我国的革命，普遍向群众介绍革命的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等等，应巩固人民中的革命传统，使群众深信唯有通过革命斗争才能多少得到一点重大而持久的改善，应始终如一地彻底揭发那些沾沾自喜的自由派的卑鄙行径，因为这些人用“立宪的”卑躬屈膝、背叛变节行为和莫尔恰林习气[89]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在争取自由的历史上，十月罢工或十二月起义中的一天，比起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奴颜婢膝地高谈没有责任的君主、高谈君主立宪制度的几个月来，其意义始终要大上一百倍。我们必须注意——除了我们谁也不会注意——使人民对于这些充满生气、内容丰富、意义伟大和果实丰硕的日子的了解，比对于令人窒息的“立宪”以及巴拉莱金[366]和莫尔恰林们崭露头角的那几个月的了解要仔细得多，详尽得多，具体得多，因为在斯托雷平及其书报检查机关的宪兵们的蓄意纵容下，我国自由派政党的机关报和无党派的“民主主义的”

（呸！呸！）报刊正在卖力地大肆渲染那几个月。

毫无疑问，许多人之所以同情抵制，正是因为革命家令人钦佩地努力维护以往的优良的革命传统，用勇敢、公开、坚决的斗争的火花使现时沉闷的日常生活的一潭死水重现生机。可是正因为我们珍视这种爱护革命传统的态度，我们才应该坚决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以为采用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口号，就能促使这个时期的基本条件重新出现。维护革命的传统，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来进行经常的宣传鼓动，来向群众介绍对旧社会直接采取攻势应该具备的条件——这是一回事；把一个口号从过去使它产生并获得成功的全部条件中抽出来加以重复，并在根本不同的条件下去运用——则是另一回事。马克思高度重视革命的传统，严厉抨击对革命传统的叛卖和庸俗的态

度，而同时要求革命家要善于思考，善于分析采用旧的斗争手段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某些口号。1792 年法国的“民族”传统也许永远是某些革命斗争手段的典范，然而马克思却于 1870 年在著名的第一国际《宣言》中，提醒法国无产阶级不要错误地在另一时期的条件下搬用这些传统。[367]

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应该研究实行抵制的条件，我们应该向群众灌输这样的思想：在革命高潮时期抵制是完全合理的、有时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不管那些枉费心机地滥用马克思名字的学究说些什么）。但是现在是否存在这个高潮，是否存在宣布抵制的这个基本条件，这个问题应当善于独立地提出来，并且在认真分析材料的基础上加以解决。我们的责任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这样的高潮的到来作准备，并在适当的时机不拒绝实行抵制，可是，如果认为总可以用抵制的口号来对付任何糟糕的或非常糟糕的代表机关，那就是绝对错误的了。

只要看一看那些为在“自由日子”里实行抵制进行辩解和论证的理由，你就会立即知道，在现在的形势下简单地搬用这些论据是不行的。

1905 年和 1906 年初，我们在主张抵制时曾经说过，参加选举会挫伤士气，会把阵地让给敌人，会把革命的人民引入歧途，会使沙皇政府容易同反革命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等等。这些论据的基本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前提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明白地说出来的，但任何时候都能意会到，在当时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前提就是不经过任何“立宪的”渠道而寻求直接表现并且已经直接表现出来的群众的充沛的革命毅力。这个前提就是革命势力不断地向反动势力进攻。敌人为了削弱对他们的全面冲击会故意交出阵地，如果我们因占领和防守这些阵地而削弱对他们的进攻，那我们就是犯罪。如果没有这种基本前提而硬搬这些论据，你就会立即感到你的整个“音乐”走了调，基调不对头。

企图借口第二届杜马和第三届杜马不同来为抵制辩护，这也是徒然的。认为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在第二届杜马中把人民完全出卖给了黑帮[266]分子）同十月党人有重大的和根本的区别，认为被六三政变所中断的臭名远扬的“立宪制”多少有些现实意义——所有这一切与其说符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倒不如说更符合庸俗民主主义的精神。我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立宪制”不过是海市蜃楼，立宪民主党人的空谈不过是转移人们的视线，以掩盖他们的十月党人的本质，杜马这种机构根本不是能满足无产阶级和农民要求的手段。对我们来说，1907 年六三政变是 1905 年十二月失败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结果。我们从来没有对“杜马”立宪制的好处“入迷”，我们也不会因为涂脂抹粉的、用罗季切夫的空话加以美化的反动变为露骨的、公开的、粗暴的反动而感到特别的失望。这后一种反动倒可能是一个好得多的手段，它能使一切鲁莽的自由派傻瓜以及被他们引入歧途的各类居民清醒过来⋯⋯

只要把孟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斯德哥尔摩决议同布尔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伦敦决议[368]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前一个决议舞文弄墨，言之无物，尽唱些有关杜马意义的高调，因肩负杜马工作重任而趾高气扬。后一个决议则简单扼要，严谨朴实。前一个决议充满着小市民由于社会民主党同立宪（“来自人民的新政权”以及诸如此类的官方炮制的谎言）相结合而洋洋得意的情绪。后一个决议则可以大致转述如下：既然万恶的反革命势力把我们赶入这个万恶的畜栏，我们在那里也要为革命的利益工作，不叫苦，也不吹嘘。

还在直接的革命斗争时期，孟什维克就拥护杜马，反对抵制，他们可以说曾经向人民许过愿，说杜马将是一种革命的工具。可是他们许的这个愿是完全落空了。而我们布尔什维克，如果说曾许过什么愿的话，那么我们只是作了这样的保证：杜马是反革命的产物，不能指望它会办出什么真正的好事。迄今为止，我们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可以担保说，这种观点还将从以后的事件中得到证明。不根据新的材料来“修改”和沿用 10—12 月的战略，俄国就决不会有自由。

因此，如果有人对我说，第三届杜马不能像第二届杜马那样加以利用，也不能向群众说清参加这届杜马的必要性，那我就要回答说，要是“利用” 指的是孟什维克侈谈的所谓杜马是革命的工具等等，那当然是不能利用的。可是连前两届杜马事实上也都不过是通往十月党人杜马的阶梯，而我们还是利用过这两届杜马来达到简单而微不足道的①目的（宣传和鼓动，批判和向群众阐明当前发生的事情），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总是会利用那些坏透了的代表机关的。在杜马中发表演说绝不会引起“革命”，利用杜马进行宣传绝没有什么特殊，但社会民主党从这两方面得到的好处，并不比从书刊上发表的文章或在其他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得到的好处少，而有时还要多些。

我们也应该同样简单明了地向群众说明我们参加十月党人杜马的原因。由于 1905 年 12 月的失败，由于 1906—1907 年“挽回”这次失败的尝试没有成功，反动派必然要，而且以后还要不断地把我们赶进愈来愈糟的冒牌立宪机关。我们要随时随地坚持我们的信念，宣传我们的观点，并且总是反复地说，只要旧政权还存在，只要它还没有连根拔掉，我们就不能指望它办什么好事。我们要为新的高潮创造条件，而在这个高潮到来以前，同时也为了这个高潮的到来，我们必须更顽强地工作，不要提出只是在高潮的条件下才有意义的口号。

如果把抵制看作是使无产阶级和一部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自由派和反动派对立起来的一种策略方针，那也是错误的。抵制并不是一种策略方针，而是适用于特殊条件的一种特殊的斗争手段。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抵制主义”混为一谈，正如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战斗主义”混为一谈一样，都是错误的。1905 年春在伦敦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261]和在日内瓦召开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262]分别通过的两个具有原则区别的决议，已经充分说明并体现了孟什维克策略方针和布尔什维克策略方针的区别。当时没有谈到、而且也不可能谈到抵制或“战斗主义”。无论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当时我们不是抵制派），还是在第二届杜马中，我们的策略方针都与孟什维克的策略方针截然不同，这是人所共知的。这两种策略方针在一切斗争的方法和手段上，在每一个斗争场合都有分歧，但是绝没有形成任何特殊的、为某种策略方针所特有的斗争方法。因此，如果用革命对第一届或第二届杜马的期望的破灭，即“合法的”、“强有力的”、“持久的”和“真正的”立宪制的破产，来证明抵制第三届杜马是正确的，或者由此提出这种抵制，那么这就是一种糟透了的孟什维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