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遗产”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中是否得到了好处？

也许读者会问：你们把民粹主义理解为什么东西呢？“遗产”这个概念包含什么内容，上面已经下过定义，而“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则还没有下过任何定义。

我们把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观点体系，它包含以下三个特点：（1）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因此便有“遏止”、“阻止”、“制止”资本主义“破坏”历代基石的意图和愿望以及诸如此类的反动狂叫。（2） **认为整个俄国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人们并不认为必须把现代科学所制定的关于各个社会阶级及其冲突的概念应用于俄国经济关系。农民村社被看作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好的东西，因此便产生了对“基石”的理想化。在农民中间否认和抹杀任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矛盾，否认这些矛盾与它们在资本主义工农业中的更发展的形式有联系。（3）**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有联系。**否认这种联系，对这些社会因素不作唯物主义的解释，这就使人把这些因素看作是一种能“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线上去”（瓦·沃·先生）、“越出轨道”（尼·—逊、尤沙柯夫诸位先生）等等的力量。

我们所理解的“民粹主义”就是这样。因此读者可以看到，我们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正如一切“俄国学生们”使用它一样，他们反对的是整个观点体系，而不是这一观点体系的个别代表。当然，这些个别代表之间有差别，有时是不小的差别。这些差别谁也没有忽视。但是，上述世界观方面的特点则是民粹主义一切极不相同的代表，比方说，从⋯⋯尤佐夫先生起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止所共有的。尤佐夫、萨宗诺夫、瓦·沃·和其他先生们，在自己观点中除了上述否定的特点而外，还有其他一些否定的特点，而这些否定的特点，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现在《俄国财富》的其他撰稿人则是没有的。当然，否定狭义的民粹派分子与一般的民粹派分子之间的差别是不对的，但是忽视所有一切民粹派分子的基本社会经济观点在上述基本要点方面相一致，那就更不对了。既然“俄国学生们”所驳斥的正是这些基本观点，而不只是离开这些基本观点走到更坏方面去的“可悲的偏向”，那么他们显然完全有权利在广义上使用“民粹主义”这个概念，他们不仅有权利这样做，而且也不能不这样做。

当我们讲到民粹主义上述基本观点的时候，我们应当首先确认，“遗产”与这些观点毫不相干。有许多无庸置疑的“遗产”代表和继承者，他们与民粹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们根本没有提出资本主义问题。根本不相信俄国和农民村社等等的独特性，根本不认为知识界和法律政治制度是一种能够使

历史“越出轨道”的因素。我们在上面拿《欧洲通报》[20]的出版者兼编辑作例子，可以在别的方面指责他，但决不能责备他破坏了遗产的传统。相反，有些人的观点是符合上述民粹主义基本原则的，并且直接公开地“拒绝遗产”，——至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指出过的那位雅·阿布拉莫夫先生，或者尤佐夫先生都是这样的人。“俄国学生们”所反对的民粹主义，在（以法律用语来说）“发现”遗产的时候，即在 60 年代，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

当然，民粹主义的胚胎、萌芽，不仅在 60 年代，而且在 40 年代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就已经有了① ，——不过我们现在对民粹主义的历史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们认为重要的，再说一遍，只是确定：上述意义上的 60 年代的“遗产”与民粹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就是说，就观点的实质说来，它们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因为它们提出的问题各不相同。有非民粹派分子的“遗产” 继承者，也有“拒绝遗产的”民粹派分子。当然，也有继承“遗产”或自命为继承“遗产”的民粹派分子。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谈到遗产与民粹主义的联系，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种联系提供了什么东西。

第一，民粹主义比遗产前进了很大一步，因为民粹主义把遗产继承者部分地还不能（在当时）提出，部分地由于他们所固有的狭小眼界而一直都没有提出的问题提到了社会思想界面前来解决。提出这些问题是民粹主义的巨大历史功绩，并且由于民粹主义对这些问题作了（不管是什么样的）解答，从而在进步的俄国社会思想流派中占据先进的地位，这也是十分自然和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民粹主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毫无用处，因为这种解答所根据的是西欧早就抛弃了的落后理论，是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批判，是对俄国历史和现实中最重要事实的忽视。当俄国资本主义及其固有的矛盾还不够发展的时候，这种对资本主义的粗浅批判还能站得住。但是民粹主义绝对不能满足俄国资本主义当前的发展，不能满足我们关于俄国经济历史和现实的知识的现状，不能满足当前对社会学理论提出的要求。民粹主义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现象，因为它第一次提出了资本主义问题，而现在则成为一种反动的和有害的理论，因为它使社会思想发生混乱，助长停滞现象和各种亚洲式的东西。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反动性质，使现在的民粹主义甚至具有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它连那种只限于忠实地保持遗产的世界观都不如。①我们现在力求通过对上述民粹主义世界观的三大特点的逐一分析，来说明情况确实如此。

第一个特点，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俄国资本主

① 不妨参看一下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所著《俄国工厂》一书（1898 年圣彼得堡版）。

① 在上面评经济浪漫主义的文章中我已经指出，我们的论敌表现出惊人的近视，他们把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这些用语理解为论战性抨击，其实这些用语具有完全确定的哲学历史意义。（见《列宁全集》第 2 版

第 2 卷第 185 页。——编者注）

义的问题一提出来，人们很快就弄清楚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民粹派分子则宣布这种发展是退步，是错误，是偏离了仿佛为民族全部历史生活所规定的道路，偏离了仿佛为历代基石所视为神圣的道路等等。启蒙者热诚地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民粹派却不相信；启蒙者满怀历史乐观主义和蓬蓬勃勃的精神，民粹派则悲观失望和垂头丧气，因为他们认为，事情愈像现在这样下去，就愈糟糕，新的发展所提出来的任务就愈难完成，于是他们便号召“遏止”和“阻止”这个发展，提出落后便是俄国的幸福这种理论等等。民粹派世界观的这一切特点，不仅与“遗产”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是和它正相抵触的，认为俄国资本主义是“偏离道路”，是衰落等等，就会歪曲俄国整个经济的演进过程，歪曲我们眼前所发生的“更替”现象。民粹派分子一心要遏止和制止资本主义对历代基石的破坏，便干出了历史上惊人的荒唐行为，他们忘记了：在这个资本主义后面，除了同样的剥削，再加上使劳动人民的状况恶化的各种各样的盘剥和人身依附而外，除了社会生产方面、因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因循守旧和停滞不前而外，是没有别的什么东西的。民粹派分子从自己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同资本主义作战，便把任何历史现实主义都抛弃了，总是把资本主义的现实同对前资本主义制度的虚构加以比较。60 年代的“遗产”热诚地相信当时社会发展的进步性，把无情的仇恨倾注在旧时代的残余上，确信只要把这些残余扫除干净，一切都会尽如人意，——这个“遗产”不仅与上述民粹派的观点毫不相干，而且是正相抵触的。

民粹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相信俄国的独特性，把农民和村社理想化等等。关于俄国的独特性的学说，使民粹派分子抓住西欧的一些过时的理论不放，使他们以惊人的轻率态度对待西欧文化的许多成就；民粹派分子安慰自己说，虽然我们没有文明人类的某些特点，但是“我们命中注定要”向世界表明新的经营方法等等。民粹派分子不仅不把西欧进步思想界对资本主义及其一切现象的分析用之于神圣的俄罗斯，反而竭力想出一些借口不对俄国资本主义作出人们曾对欧洲资本主义作出过的结论，民粹派分子奉承从事这种分析的人，同时⋯⋯同时却始终心安理得地当这些人毕生所反对的浪漫主义者。一切民粹派分子共同主张的关于俄国独特性的学说，也是不仅与“遗产”毫无共同之处，甚至和它正相抵触。相反，“60 年代”力图欧化俄国，相信俄国会吸收全欧的文化，关心把这个文化的各种设施移植到我们这个一点也不独特的土地上来。任何关于俄国独特性的学说，都完全不符合 60 年代的精神和传统。民粹派对农村的理想化和粉饰，更不符合这个传统。这种虚伪的理想化不顾一切地要把我们的农村看作某种特别的东西，看作某种与前资本主义关系时期任何其他国家的任何其他农村制度根本不同的东西；这种理想化与清醒的、现实主义的遗产的传统处于极端矛盾之中。资本主义愈往前愈深入地发展，任何资本主义商品社会所共有的矛盾在农村中表现得愈厉害，则民粹派分子关于农民的“村社倾向”、“劳动组合心理”这类甜言

蜜语与农民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这一事实之间的对立就愈来愈尖锐，继续用农民眼光观察事物的民粹派分子就愈加迅速地从感伤的浪漫主义者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因为小生产者在现代社会中正在变成商品生产者。对农村的虚伪的理想化与关于“村社倾向”的浪漫主义的梦想，使民粹派分子对于农民在当前经济发展下的真正需要采取了极其轻率的态度。在理论上尽可以大谈基石的力量，但是在实践中每个民粹派分子都清楚地感觉到：扫除旧事物的残余，扫除至今还把我国农民从头到脚紧紧束缚住的改革前的制度的残余，正是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给其他什么发展开辟道路。宁肯停滞，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进步，——这实质上就是每个民粹派分子对农村的看法，当然，远不是每个民粹派分子都像瓦·沃·先生那样天真直率，敢于公开直接地说出这个意思。“农民被束缚在份地上和村团中，没有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应用到生产效能更高和对自己更有利的地方，他们好像停留在从农奴制度挣脱出来就走了进去的那种拥挤不堪的、象牲畜一样混杂在一起的、不生产什么东西的生活方式中。”“遗产”代表之一就是这样从他所特有的“启蒙者”的观点来看问题的。[67]“宁肯让农民继续停留在他们因循守旧的宗法式的生活方式中，也不要在农村中给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每个民粹派分子实质上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事实上，大概没有一个民粹派分子敢于否认农民村社的等级制闭塞状态、连环保、禁止出卖土地和抛弃份地是与现代经济现实、是与现代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及其发展处于最尖锐的矛盾中。否认这个矛盾是不可能的，但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民粹派分子像害怕火一样地害怕这样提出问题，害怕这样把农民的法律状况与经济现实、与当前的经济发展加以对比。民粹派分子顽固地相信并不存在的、由他们浪漫主义地空想出来的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因此他们打算阻止现在这个循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的发展。对农民村社的等级制闭塞状态、连环保、农民有权出卖土地和抛弃份地等问题，民粹派分子不仅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十分担心“基石”（因循守旧和停滞不前的基石）的命运；不仅如此，民粹派分子甚至堕落到这样卑鄙的地步，竟对警察禁止农民出卖土地的措施表示欢迎。对这样的民粹派分子可以用恩格尔哈特的话来说：“农夫是愚蠢的，不会处理自己的事情。如果谁也不去关心他们，那他们就会把所有的树林都烧光，把所有的鸟都打死，把所有的鱼都捕光，把土地毁坏，连自己也整个死掉。”民粹派分子在这里已经是直接“拒绝遗产”，变成反动的了。同时请注意一下：随着经济的发展，摧毁农民村社的等级制闭塞状态，日益成为农村无产阶级的迫切需要，然而对于农民资产阶级来说，由此产生的不方便却决不是太大的。“善于经营的农夫”很容易在别的地方租到土地，在别的村庄开设店铺，随时都可以到任何地方去作买卖。但是对于主要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农民”来说，被束缚在份地上和村团中，就等于大大地限制了他们的经济活动，就等于不可能找到较有利的雇主，就等于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当地总是出价较低并想尽一切盘剥方法的买主。民粹

派分子既然沉醉于浪漫主义的梦想，不顾经济的发展而一心要支持和保护基石，于是他们自己便不知不觉地沿着这个斜坡滑了下去，一直滑到那些全心全意渴望保持和巩固“农民与土地的联系”的大地主的身边。只要回忆一下农民村社的这种等级制闭塞状态怎样产生了雇用工人的特殊方法就够了：工厂主和农庄主把自己的管事派到各个农村去，特别是派到欠了很多债的农村去，以便最便宜地雇到工人。幸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无产者的“定居生活”（所谓外出做农业零工的作用就是这样），逐渐地以自由雇用来排斥这种盘剥。

民粹派中间的一个普遍现象是把工役理想化，这个事实也同样明显地证实了我们认为现代民粹派理论是有害的这个论点。我们在上面曾经举出了一个例子，说明恩格尔哈特如何犯了一个民粹主义的罪过，竟写出要是能在农村发展工役“那就好了”这样的话来！我们在尤沙柯夫先生著名的农业中学计划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1895 年《俄国财富》第 5 期）①与恩格尔哈特一同办杂志的瓦·沃·先生，在一些严肃的经济论文中也同样沉醉于这种理想化，他断言：农民战胜了似乎愿意实行资本主义的地主；但糟糕的是农民给地主耕种土地，所得的报酬是从地主那里“租到”土地，——这就是说，他完全恢复了农奴制度下所采用的那种经营方法。这是民粹派分子对我国农业问题持反动态度的最突出例子。你们在每个民粹派分子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想，只不过表达得不那么突出罢了。每个民粹派分子都在讲我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害处和危险，因为，你们瞧，资本主义用雇农来代替独立的农民。资本主义的现实（“雇农”）与关于“独立”农民的虚构是对立的，因为虚构建立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农民占有生产资料这一点上，可是却谦虚地闭口不谈占有这些生产资料要付出比这些生产资料的成本多一倍的代价；这些生产资料是为工役服务的；这种“独立”农民的生活水平极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会把他们算作赤贫者；这种“独立”农民除了绝望的贫穷生活和智力迟钝而外，还有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所必然带来的人身依附。

民粹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的联系。这个特点与上述两个特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只有在社会学问题上缺乏现实主义才能产生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错误性”和“越出轨道”的可能性的学说。民粹主义的这个观点也是与 60 年代的“遗产”和传统没有丝毫联系的，相反，而是**与这些传统正相抵触的。**从这个观点自然便产生出民粹派分子对于改革前的俄国生活法规的许多残余所持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是“遗产”代表者所绝对不能同意的。为了说明这种态度，让我们利用一下维·伊万诺夫先生在《笨拙的捏造》（1897 年9 月《新言论》[68]）一文中所发表的精彩意见。作者讲到博博雷金先生的著名小说《改弦易辙》，并且揭穿他不了解民粹派分子与“学生们”之间的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18—24 页和第 450—479 页。——编者注

争论。博博雷金先生借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民粹派分子的口来斥责“学生们”，说他们梦想建立“具有不堪忍受的专制法规的兵营”。维·伊万诺夫先生就此指出：

“他们〈民粹派分子〉不仅没有把不堪忍受的专制‘法规’当作自己论敌的‘梦想’来谈论，而且只要他们依然是民粹派分子，就不能而且也不会这样谈论。他们在这方面与‘经济唯物主义者’的争论的实质就在于：我们这里所保存下来的旧法规残余，据民粹派分子看来，可以作为法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民粹派分子所以看不见这种旧法规是不堪忍受的，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以为‘农民的灵魂（统一而不可分的灵魂）’正在向法规方面‘进化’，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确信‘知识界’、‘社会’或‘领导阶级’已经具备或定将具备完美的道德。他们责备经济唯物主义者不去偏爱‘法规’，而相反地去偏爱以没有法规为基础的西欧制度。经济唯物主义者的确断言：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旧法规残余，在一个已经转入货币经济的国家里，变得日益‘不堪忍受’，因为货币经济无论在全国各个居民阶层的实际状况方面，还是在它们的智力和道德方面，都引起了无数的变化。因此他们深信：产生国家经济生活中有益的新‘法规’所必需的条件，不可能从适合于自然经济和农奴制度的法规残余中发展起来，而只能在西欧和美洲先进国家那样广泛和普遍地没有这种旧法规的环境中发展起来。民粹派分子与他们的论敌所争论的‘法规’问题就是这样。”（上引书第 11—12 页）民粹派分子这种对“旧法规残余”的态度，可说是民粹派对“遗产”传统的最明显的背离。正如我们所看见的，这种遗产的代表的特点是对旧法规的所有一切残余进行坚决无情的谴责。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学生们”同 60 年代的“传统”和“遗产”要比民粹派分子接近得多。

民粹派除了上述非常严重的错误之外，在社会学方面缺乏现实主义这一点，也使得他们在思考和议论社会事务和问题时，采取一种特别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说是知识分子狭隘的自以为是，或者甚至可说是官僚主义的思维。民粹派总是这样议论：“我们”应当给祖国选择什么道路；如果“我们”让祖国走这样的道路，那就会遇到什么样的灾祸；如果我们避开欧洲老婆婆所走的那条危险道路，如果我们既从欧洲又从我们历来的村社制度中“吸收好的东西”，那“我们”就能保证使自己获得什么样的出路，以及其他等等。因此，民粹派分子对于各个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创造历史的社会阶级的独立趋向采取完全不信任和轻视的态度。因此，民粹派分子以惊人的轻率态度大谈（忘记了他们的周围环境）各种各样空洞的社会计划，从什么“组织农业劳动”起到使我们的“社会”努力于“生产村社化”为止。“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①，——

① 马克思《神圣家族》第 120 页，别尔托夫的译本，第 235 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04

页。——编者注）

这些话表达了哲学历史理论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对这种哲学历史理论，我们的民粹派分子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了解和不能了解的。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然而民粹派分子在议论一般居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总是把他们看作是采取某些比较合理的措施的对象，看作是应当听命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作是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在既定道路上可以发展（或者相反，可以削弱）这些历史创造者独立和自觉活动的条件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虽然民粹派比启蒙者的“遗产”前进了一大步，提出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问题，但是由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感伤的批判，他们对这个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非常不能令人满意，以致在一系列有关社会生活的最重要问题上民粹派都落后于“启蒙者”。把民粹主义归入我国启蒙者的遗产和传统，归根到底是不好的：改革后的俄国经济发展向俄国社会思想界所提出的那些新问题，民粹派并没有解决，而仅仅在这些问题上发出了一些感伤的和反动的悲叹，至于那些还是由启蒙者所提出来的旧问题，民粹派却用自己的浪漫主义堵塞了解决的道路，从而拖延了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