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

马尔丁诺夫提出他那个“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理论”来反对《火星报》，实际上就是暴露他竭力想降低这种积极性，因为他把一切“经济派” 所崇拜的那种经济斗争说成是激发这种积极性的最好的、特别重要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和表现这种积极性的舞台。这种错误所以特别值得注意，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5 卷第 268—286 页。——编者注

是因为这远不是马尔丁诺夫一个人所特有的。其实，“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在我们不局限于“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这个条件下才能够做到。而把政治鼓动扩大到必要程度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不进行这样的揭露，就不能培养群众的政治意识和革命积极性。因此，这一类活动是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因为就是政治自由也丝毫不会取消这种揭露，而只会稍微改变一下揭露的方面。例如，德国党正是由于毫不松懈地致力于政治揭露运动，才特别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对各种各样的专横和压迫、暴行和胡作非为（不管这些现象是针对哪些阶级的）作出反应，并且正是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从其他什么观点来作出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的。当工人还没有学会根据各种具体的、而且确实是大家关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实和政治事件来观察其他每一个社会阶级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对一切阶级、阶层和居民集团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唯物主义分析和唯物主义评价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谁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观察力和意识完全或者哪怕是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是同那种不仅是理论上的⋯⋯更确切些说，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如说是根据政治生活经验形成的对于现代社会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十分明确的认识密切联系着的。所以，我们的“经济派”宣扬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运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按其实际意义来说，是极其有害而且极端反动的。工人要想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就应当明确认识地主和神父、大官和农民、学生和游民的经济本性及其社会政治面貌，就应当知道他们的强的方面和弱的方面，就应当善于辨别每个阶级和每个阶层用来掩饰它自私的企图和真正的“心意”的流行词句和种种诡辩，就应当善于辨别哪些制度和法律反映和怎样反映哪些人的利益。而这种“明确的认识”无论在哪一本书里也学不到，要学到它，只有通过生动的场面和及时的揭露，揭露当前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揭露大家按自己的观点在谈论着的或者哪怕是在窃窃私议的东西，揭露由某些事件、某些数字、某些法庭判决词等等反映出来的情况。这种全面的政治揭露，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

为什么俄国工人对于警察欺压人民，对于迫害教派信徒和殴打农民，对于书报检查机关的为非作歹，对于虐待士兵，摧残各种最无害的文化事业等等现象，还很少表现出自己的革命积极性呢？是不是因为“经济斗争”没有使他们“碰到”这些事呢？是不是因为这些事对他们很少“能产生”“显著结果”，很少有“好处”呢？不是。我们再说一遍，这种意见不过是想嫁祸于人，把自己的庸俗思想（即伯恩施坦主义）强加于工人群众罢了。我们应当责备我们自己，责备我们还落后于群众运动，责备我们还不能对这一切丑恶现象组织十分普遍、明显而迅速的揭露。假使我们进行了这种工作（我们

是应当而且能够进行这种工作的），那么连文化水平最低的工人也会懂得或者感觉到：辱骂和欺压学生、教派信徒、农民和作家的，也就是那种随时随地都在蹂躏和压迫他们的黑暗势力。工人一感觉到这一点，自己就会愿意而且十分愿意有所反应，就会今天咒骂书报检查官，明天在镇压农民骚乱的省长官邸前游行示威，后天惩治那些干着神圣的宗教裁判所勾当的身穿法衣的宪兵，如此等等。我们还很少、几乎一点也没有把各方面新揭露出来的情况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我们中间有许多人甚至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这个责任，而是自发地蹒跚地跟在那种局限于狭隘的工厂生活范围内的“平凡的日常斗争”后面走。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火星报》有轻视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而偏重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的倾向”（马尔丁诺夫的文章，第 61 页），就等于把党拉向后退，就等于袒护和赞美我们缺乏修养和落后。

至于说号召群众行动起来，那么只要我们进行有力的政治鼓动和生动而鲜明的揭露，就自然会做到的。当场抓住罪犯，立即到处当众加以谴责，这样做本身要比任何“号召”都更有效果，而且往往使得后来根本无法查明，究竟是谁“号召了”群众，究竟是谁提出了某种游行示威计划等等。号召，不是说一般号召，而是说具体号召，那就只有在现场进行，并且只有当时亲身参加的人才能办到。而我们的任务，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任务，就是要加深、扩大和加强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

顺便来谈谈“号召”吧。在春季事件以前，就大学生被送去当兵这个对工人来说完全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问题，号召工人积极加以干预的唯一机关报，就是《火星报》。1 月 11 日关于“183 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 这道命令一公布，《火星报》立刻就发表了一篇论述这件事情的文章（2 月第 2 号）①，而且在任何游行示威都还没有开始以前，就已经直接号召“工人帮助大学生”，号召“人民”公开回答政府这种野蛮的挑衅行为。我们要问问大家：马尔丁诺夫关于“号召”讲得这样多，甚至把“号召”看作一种特别的活动方式，但他对我们上面所讲的这个号召却只字未提，对于这一明显的事实应当怎样和用什么来加以解释呢？既然如此，那么马尔丁诺夫宣称

《火星报》片面，说它没有充分“号召”大家去争取实现“能产生显著结果” 的要求，这难道不是一种庸俗做法吗？

我们的“经济派”，也包括《工人事业》，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们迎合不开展的工人的心理。可是，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工人革命家（这种工人的数目是与日俱增的），却会忿然驳斥所有那些争取实现“能产生显著结果” 的要求等等的议论，因为他们懂得这不过是重弹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的那种老调而已。这样的工人会向《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的那些谋士们说：先生们，你们在瞎折腾，你们过分热心地干预我们自己也应付得了的事情，却逃避你们自己的真正责任。要知道，你们说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是

① 《工人思想报》《增刊》第 14 页。

要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未免太不聪明了；这只是一个开端，而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任务并不在这里，因为世界各国，包括俄国在内，警察往往是自己开始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性质，而工人自己就可以学会了解政府是站在谁的一边。①要知道，你们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来鼓吹的那种“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在俄国的许多穷乡僻壤，正由那些只听说过罢工而几乎完全没有听说过社会主义的工人们自己在进行。要知道，你们总想提出一些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来维持我们工人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我们已经具备了，并且我们自己在我们日常的、职业性的、细小的工作中，往往不需要知识分子的任何帮助就能提出这些具体要求。但是这样的积极性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够的；我们并不是一些单靠“经济主义”政治稀粥就能喂饱的小孩子；我们想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想详细了解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想积极参加所有各种政治事件。为此就需要知识分子们少讲些我们自己已知道的东西①，而多给我们些我们还不知道的，并且是我们自己根据自己工厂方面的经验和“经济方面的”经验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东西，即政治知识。这种知识是你们知识分子所能够获得的，你们有责任比过去多千百倍地供给我们这种知识，并且也不要仅以专著、小册子和文章为限

（这些东西——恕我们直率地说！——往往是枯燥无味的），而一定要把目前我国政府和我国统治阶级在实际生活各方面的所作所为都生动地揭露出来。请你们多用些力气来履行你们的这个责任，而少讲些“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空话吧。我们的积极性要比你们所想象的高得多；我们能够用公开的街头斗争来支持那些甚至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要求！你们没有资格来给我们“提高”积极性，因为你们自己恰恰就缺乏积极性！先生们，请你们还是少崇拜点自发性，多想想如何提高你们自己的积极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