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地山花——姚剧

姚剧是余姚的地方戏，也是浙江省区域文化的一朵烂漫山花。姚剧原称“余姚滩簧“。它是越地的民间歌舞和说唱活动形式，内容丰富多彩。

余姚滩簧在江、浙、沪享有盛名，最有特色，尤其是在原姚北地区，就是姚滩的发源地，被广大民众喜闻乐见。

余姚腔成南戏四大声腔基础

早在宋元时期，余姚腔因产生于余姚而得名。余姚戏曲演出十分昌盛，姚城、浒山、梁弄、马渚都有戏台。

每年正月十三的灯节，庙台演戏，宗祠里张灯结彩，杂奏音乐；四月的赛神会，大演甲戏；九月十二，姚城、慈城、丰惠三地互迎城隍神演戏。

冬至节，各乡村祠堂，打鼓奏乐演戏，堂会热闹非凡；鹿亭始建于宋代的仙圣庙戏台，演戏酬神和各类庆典活动，已经成为时尚，涌现出了一批戏文弟子。

到了明代，余姚梨园弟子，遍及长江南北，闻名遐迩，明代戏曲作家李开先在《词谑》一书中介绍：

余姚名伶董鸾长于歌，做工尤佳。

从宋代至明代的400年里，余姚腔在本土形成，并在明代初年已经流传全国各地，到了清代中叶还有演出活动。

吴歌杂曲，并出江南；越声调曲，并出余姚。余姚腔声调的产生一方面源于余姚乡村地方的曲调、谣曲承传了六朝时期新乐府民歌的影子，吸收了市井民众文化。

江南农村唱山歌、唱小调的声调，由于俚词肤曲，杂白混唱，以曲代言，使百姓通俗易懂，成为根植民间的原因。

明代著名文学家余姚的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曾说：

余姚腔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

另一方面源于余姚腔吸收了北方音乐和法曲的曲调。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有诗说：

平阳音乐随都尉，留滞三年在浙东。

都尉是指唐代皇帝的驸马于季友，他曾经在明州任职，带来了北方音乐；特别是法曲在浙东的流传，形成了道士腔，余姚腔得以大量吸收法曲的精华，从而创新了腔调。

同时，随着明代戏剧家高明创作的《琵琶记》在全国的流行，《琵琶记》所使用的余姚腔也随之流传。当时余姚腔在浙东被尊为“越调“、”江南越曲“。

地方官员把《琵琶记》呈入宫廷。明太祖朱元璋看后非常高兴，余姚腔就从浙江一隅进入京华。然后，从北京流向全国的戏曲声腔地位就确定下来；还有余姚庵东盐场盛产食盐，长江附近各省的盐商往来频繁，本地盐商往往带戏班跟随他们，也推动了余姚腔在江淮南北的盛行。

明代时，上海豫园是上海的戏剧中心，余姚梨园弟子定期在那里演出，由于表演通俗，节奏明快，擅长情节，人人都能听懂，所以余姚腔就从上海流向了全国。

余姚腔声腔是调腔，又是高腔，运用滚唱手法，采用联体结构，念白兼用，仅用鼓板，无管弦伴奏，在曲调前后常穿插杂白混唱，因而深受群众欢迎。

自明代初年开始，已经影响了绍兴的调腔和长江南北的其他剧种。滚唱成为其他戏曲的核心，成为南戏四大声腔的基础。

在元末明初时期，戏曲家顾坚等人把流行于昆山一带的南曲原有腔调加以整理和改进，吸收了滚白念唱的余姚腔腔调，创造了昆山腔。

昆山腔是在海盐腔衰微之后流行的，所以有“以前只要说唱南调，都指海盐腔，海盐腔不流行了，就指昆山腔”的说法，形成了优美的昆剧。

江西弋阳地方腔与余姚腔结合，融合形成了弋阳腔；弋阳腔一直在民间流传，有着较强的生命力，获得了观众的喜爱，从依附昆曲剧目改调唱曲，到独立创作剧目，逐步与昆山腔不分上下。而余姚腔因放弃滚白优势，在昆山腔、弋阳腔崛起后，却渐渐地衰落了。

[旁注]

《传习录》　是明代哲学家、宋明道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字阳明的语录和论学书信。王守仁的弟子徐爱自1512年开始，陆续记录下王守仁论学的谈话，取名《传习录》。全书系统地阐述了王守仁的主要哲学思想。

豫园　明代时期的私人花园，始建于1559年，充分展现了我国古典园林的建筑与设计风格，是江南园林中的一颗明珠。园内有江南三大名石之称的玉玲珑、1853年小刀会起义的指挥所点春堂，园侧有城隍庙及商店街等游客景点。

顾坚　元末明初戏曲家，昆山腔创始人，昆曲鼻祖。自号“风月散人”，昆山千灯人，太学生，精于南辞，善作古赋。著自《陶真野集》10卷、《风月散人乐府》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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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记》是元代末年高明所作的一部著名南戏，主要讲述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的爱情故事。改编自民间南戏《赵贞女》，更早时还有金院本《蔡伯喈》，但原故事中背亲弃妇的蔡伯喈变为了全忠全孝。

《琵琶记》的人物很有个性，其主要人物已成为艺术典型。赵五娘是全剧中最为光辉的人物，在赵五娘身上体现出中华民族多方面的优秀品德。正因如此，赵五娘的形象才长期活跃于舞台，流传于人间。蔡伯喈被塑造成贤孝子的形象，又是一个有情的丈夫。

全剧典雅、完整、生动、浓郁，显示了文人的细腻目光和酣畅手法。它是高度发达的我国抒情文学与戏剧艺术的结合。它不论在思想内容上，人物形象上，还是在结构和语言方面，都有独特之处，是一部值得弘扬的优秀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