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及其《安娜·卡列尼娜》、《复活》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 19 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一生创作的1000 多万字的作品，其内容之丰富，数量之众多，体裁之全面，艺术之高超，都是同时代之作家难以媲美的。列宁曾著文数篇对托尔斯泰进行了全面评价。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说他“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镜子”。①另外，列宁也指出，托尔斯泰生活于 1862 年至 1904 年这一俄国变革的时代，其思想创作充满矛盾，既有对农奴制社会的强烈不满与抗议，又充满消极软弱空想的俄国宗法制农民的思想情绪。列宁这种评论，是我们评述托尔斯泰的指导性意见。

托尔斯泰出生于土拉省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一个贵族家庭，是一个继承了几处庄园和 300 多名农奴的伯爵。他一生中大半时间在自己的庄园中度过。1844 年进入喀山大学东方语文系学习，后转学法律，受卢梭和伏尔泰启蒙思想影响，开始对农奴制社会与学校教育不满，于 1847 年退学回家。 1851

年至 1854 年自愿到高加索服兵役，经历了克里米亚战争，更增加了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贵族阶级的不满，并开始进行文学创作。

托尔斯泰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851—1862）是他创作的探索与成长期。这期间他创作了自传体小说《幼年》（1852）、《少年》（1854）、《青年》（1857）三部曲，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和宣扬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及擅长心理分析的艺术特色。《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1855—1856）是以自己亲身经历反映了俄土战争，揭露了贵族军官的贪婪、虚荣和追求名利，歌颂了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表现了作者的早期民主主义思想。《一个地主的早晨》

（1856）通过青年地主聂赫留朵夫进行农业改革失败的经过，反映了作者在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前提下改善农民生活理想的破灭，是托尔斯泰早期探索农民问题的总结。此小说的积极意义在于描写了农民生活的贫困和与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 1852—1862 年写成的《哥萨克》，通过把哥萨克人的纯朴

① 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见《列宁选集》第 2 卷。

生活与贵族靡烂生活的对比描写，表现了作者返回自然、生活平民化的思想。1857 年，托尔斯泰出国旅行，访问了法、德、意、瑞士等国，写成了短篇小说《琉森》（1857），对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文明、平等的虚伪性进行了批判，谴责了资产阶级的自私无耻。1860 年至 1861 年，托尔斯泰再度出国考察，进一步扩大了文学视野，加强了对俄国落后及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虚伪的认识，为他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托尔斯泰早期创作主要围绕贵族地主阶级生活、战争和对资产阶级文明的批判三方面展开，反映了他对社会的认识。因此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也大多是探索型的人物。

中期（1863—1880）是托尔斯泰创作的全盛期，也是他思想上产生激烈矛盾和酝酿转变的时期。他面对当时社会的尖锐矛盾，企图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于是潜心研究历史，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1863—1869）。这部巨著以 1812 年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以四个贵族家庭的生活史为线索，

描写了 1805—1820 年间俄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各阶级、阶层人物的生活和心理，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它是一部反映社会生活广阔、人物众多和内容丰富多彩，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著，不仅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而且也是世界文学遗产宝库中的瑰宝。

托尔斯泰完成《战争与和平》后，已进入 70 年代。这时俄国社会发生剧变，农奴制改革进入关键时期，这种社会现实引起托尔斯泰的关注与思考，于是他又写成了反映现代生活的《安娜·卡列尼娜》。该小说全面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剧变，对社会的批判更加尖锐，思想探索进一步加强。是继《战争与和平》后的又一部鸿篇巨著。同时也说明他的思想探索已逐步形成一个体系。即一方面对统治阶级的寄生腐朽性有了更深认识，另方面却错误地把宗法制农民的落后意识也当成了美德。因此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主人公，总是把找到“心中的上帝”，找到“爱一切人” 的宗教博爱思想作为探索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正是所谓的以道德的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为主要内容，以宗教博爱思想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 的具体体现。列宁对“托尔斯泰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

1881 年至 1910 年是托尔斯泰创作的晚期，也是他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的重要时期。这时他广泛深入社会实际，目睹了农民的贫困不满和资本主义的罪恶，抛弃了贵族地主阶级的传统观念，采取了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他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进行了空前激烈的批判，指出私有制是“邪恶的根源”，官办教会是“欺骗和掠夺人民”的机构，俄国“现有的生活制度应该毁灭”。同时他的悔罪、拯救灵魂、禁欲主义和不以暴力抗恶的说教也表现得更为强烈。这在他的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89），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89）、《哈吉·穆拉恃》（1886—1904）和大量的政论文里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特别是在他的长篇小说《复活》里表现的更为鲜明。《复活》具有总结的性质，就其揭露的尖锐性和深刻性来说，在俄国和世界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都占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同时其所谓的“托尔斯泰主义”表现得也很明显。托尔斯泰到了晚年陷入一种极度苦闷的状态中，他的平民化思想与贵族

家庭生活经常发生冲突。他深深为自己的贵族生活与平民的差距而感到羞愧，因此曾宣布放弃自己的私有财产和著作版权，并过起了布衣素食的平民生活。发展到最后，终于在 82 岁高龄离家出走，途中突患肺炎，与世长辞。

《安娜·卡列尼娜》有两条平行的情节线索：一条是女主人公安娜迫求爱情幸福的悲剧；另一条是列文面临农村破产而进行的经济探索改革。小说通过这两条线索真实地反映了 70 年代俄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农村宗法经济的急剧崩溃，以及这一时期各阶层阶级的思想情绪，既深刻地批判了俄国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腐化堕落现象，又浓重地表现了作者的道德说教，是作者世界观激变前夕的完整反映。

安娜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贵族妇女。她由家庭做主嫁给比她大 20 多岁的官僚卡列宁，与这个刻板自私、伪善冷酷的“官僚机器” 度过了 8 年没有爱情幸福的生活。8 年后，大胆追求自由爱情的安娜深深地爱上了青年军官渥伦斯基。她的这一举动遭到了整个上流社会的侮辱打击。卡列宁拒绝与她离婚，使她背着不贞的恶名。在这种情况下，安娜毫不屈服，公然与整个上流社会展开斗争。可就在这时，渥伦斯基这一彼得堡花花公子的活标本，虽然曾真心爱过安娜，也表示过敢于牺牲名利的热情，但他并未真正理解安娜，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一时的虚荣与私欲，当真正危胁到他的名誉地位时，他就对安娜表示冷淡，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迫害安娜的逆流，给安娜以致命的一击。最后终于使安娜在痛苦与绝望中自杀身亡。

安娜的叛逆反抗在俄国当时社会条件下是注定要失败的，当时罪恶的上流社会、虚伪的封建道德、不合理的婚姻制度造成了安娜的悲剧。因此安娜的悲剧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但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同情安娜的不幸，认为她比上流社会那班人好，是社会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对安娜选择的道路又持否定态度，认为她破坏了家庭，违反了上帝的“禁欲主义”和“博爱”的教义，因此也必然受到报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安娜形象的揭露批判力量。

列文是托尔斯泰塑造的理想人物，带有作者明显的自传色彩。他站在贵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孜孜以求地想寻找一条振兴农业、发展经济的出路。但他努力进行的却只是“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勤劳、朴素、节俭，另方面他的改革设想是与农民合作经营，均分红利，以共同富裕的不流血革命来缓和阶级矛盾。显然，他的这种思想是不符合历史规律的空想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列文改革失败后，即陷入虚无主义、悲观主义深渊，最后又从宗法农民弗克尼奇身上领悟到要“为上帝、为灵魂活着”，要“爱人如己”，感到“上帝”就在自己心中。列文及其道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者这一时期的思想和生活。它既表现了 19 世纪后半期俄国社会的巨大变动，又“暴露了他（作者）不理解产生俄国所遭遇的危机的原因和摆眺这个危机的方

法”①，表现了作者的“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向‘精神’呼吁”②。

《安娜·卡列尼娜》在托尔斯泰创作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思想或艺术方面，都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思想方面对贵族资产阶级的批判比过去加深了，但还未达到后期作品那样强烈的程度，阶级调和、宿命论、不抵抗主义说教比前期加重了，但还没达到《复活》那样严重的程度。艺术方面已清楚体现了托尔斯泰通过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来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出路的创作特点。其次，作者一贯擅长的通过人物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也有明显体现。如安娜临死前长达数万言的内心独白，以其思维的间断、跳跃性，表现了安娜内心失去平衡后的剧烈活动，并以其独特的思维规律和思维结构，把安娜纷乱的思绪、复杂的感情，通过她的印象、感觉、回忆，联想有机地展现了出来，增强了人物的艺术感染力。另外，该小说还通过一连串的心理细节刻划，来反映人物心灵发展的辩证过程。这种“心灵辩证法”是作者可贵的艺术探索与独创，体现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才华。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花了 10 年功夫，六易其稿而写成的一部震撼

人心、轰动当时俄国文坛的长篇巨著。它艺术地概括反映了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的社会生活，完整地体现了托尔斯泰后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道德伦理观点，以其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猛烈抨击，以及其巨大的艺术力量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推向一个高峰。

《复活》的主要故事情节是描写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在他姑妈的庄园里诱奸了农奴的私生女邱霞·玛丝洛娃，然后又将其抛弃。而玛丝洛娃由于怀孕而被赶出庄园，受尽凌辱，最后沦为妓女。后来玛丝洛娃在一件谋财害命的案件中蒙受不白之冤被押上法庭，与担任法庭陪审员的聂赫留朵夫见面。聂赫留朵夫良心受到谴责，决心为玛丝洛娃伸冤以赎回自己的罪过。但在上述过程中他看清了沙俄上流社会的腐败和专制制度的惨无人道，于是决心与本阶级决裂，并跟随被流放的玛丝洛娃到了西伯利亚，提出与其结婚。玛丝洛娃被他的真诚悔过而感动，并革除了妓女生活留下的恶习，道德上也变得高尚起来，但最后为了不拖累聂赫留朵夫，还是嫁给了同被流放的政治犯西蒙松。聂赫留朵夫最后在《圣经》中得到启示，把“博爱”作为生活道德准则，因而得到了人性的“复活”。

《复活》通过对玛丝洛娃一生悲剧及其冤案的描写，全面批判了沙俄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并表现了作者对社会不幸和罪恶根源的探索与如何消灭这种不幸与罪恶的大无畏精神。如通过玛丝洛娃案件的错误审判过程，无情地撕破了沙俄法律制度“神圣”、“公正”的外衣，暴露了其虚伪和草菅人命的本质。站在被告席上的是受尽老爷们凌辱的玛丝洛娃，而主审和陪审却是些荒淫无耻、冷酷昏庸的贵族资产阶级老爷。他们的审判根本不是申张正

①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见《列宁全集》第 16 卷。

②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见《列宁全集》第 17 卷。

义，而是愚弄压迫无辜者，草菅人命。对此托尔斯泰通过聂赫留朵夫之口指出：“依我看，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维持那种对我们阶级有利的现行的社会制度罢了！”批判可谓一针见血。其次，《复活》还把批判矛头指向俄国整个官僚机构。一方面揭露了身居要职的官僚权贵们的精神空虚、道德堕落、生活极端奢侈化，另方面暴露了他们的自私贪婪、卑鄙虚伪、昏庸愚蠢和冷酷残忍的嘴脸。作者说他们失去了人区别于动物的“人性”，所以“比强盗还可怕”。另外，作者在《复活》中还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

——官方教会进行了无情揭露，对人民生活痛苦不幸的原因从经济制度方面进行了探索。他在描写农村破产情景时，指出农民不幸的根源在于被剥夺了土地。因而他按照美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改良理论，提出消灭土地私有的主张，表达了千百万农民的观点与情绪。

但是，综观托尔斯泰在《复活》中表达的批判思想，由于采用了宗法制农民的观点，所以虽然相当尖锐激烈，可充满矛盾和局限性。如他批判沙皇专制的同时，又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道德的自我完善；批判了官方的教会，却又宣传宗教博爱主义，鼓吹新宗教；批判了土地私有制，却又寄希望于善心地主的改革，等等。这体现了托尔斯泰在观察社会时不愧是目光锐利的巨人，但在寻求解决矛盾的答案时却又渺小得多。这也正是他世界观矛盾的所在。

《复活》围绕男女主人公的灵魂苏醒、精神再生，塑造了两个丰满而又复杂的人物形象。

玛丝洛娃是托尔斯泰作品中第一个平民出身的女主人公，作者在她身上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与关注。她是一个农奴的私生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她的悲惨命运。她少年时天真烂漫，纯洁美丽，对生活充满了憧憬。但当被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强暴又抛弃后，她就再也不相信上帝和善良了，后来沦落为娼，更使她变了样。她每逢精神苦闷就抽烟喝酒，或找一个男人谈情说爱以填补空虚的灵魂。直到被法庭错判流放，她与聂赫留朵夫的再次会面，聂赫留朵夫的忏悔关怀，才使她的爱情又被唤起，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美好品质逐步“复活”。实际上她的真正“复活”是在和革命者的接触中完成的，西蒙松所表示的高尚爱情对她起了重要作用。她的卑下地位，使她和这些革命者的接触中理解了生活的真正含义，并由衷地钦佩他们。从此她憎恶过去，决心弃旧图新，并认识到与聂赫留朵夫这些贵族阶级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而勇敢地与革命者结合，完成了她精神上的真正“复活”。

聂赫留朵夫是个“忏悔贵族”的典型，他经历了由“精神的人”变为“兽性的人”，又以“兽性的人”“复活”为“精神的人”这样一个过程。他青年时代曾是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纯洁、正直的人。到他进入军队，混迹于上层社会后，由于受环境的熏染，变得追欢逐乐，纸醉金迷，过起荒淫腐化的生活。这时他诱奸了玛丝洛娃，并把她抛弃。直到他在法庭上再次与玛丝洛娃见面，才又引起他内心的强烈震动。他感到玛丝洛娃的悲剧是由他一手

造成的。所以他忏悔，向玛丝洛娃认罪，并为无辜的玛丝洛娃奔波上诉。上诉过程中他体验到了上层官僚们的腐败，并上升到对整个统治阶级的否定，从而放弃家庭财产，随被流放的玛丝洛娃到了西伯利亚。他在这一“赎罪”、“忏悔”以至转变过程中，还大量接触了工人、农民、政治犯等，他们的苦难以及进步思想对他的转变也起了重要作用，从而更坚定了他对他所属的那个阶级和国家机器否定的决心。虽然作者把他的道德复活描写成是领会了

《福音书》精神的结果，但却抹煞不了他复活的实际内容，即他否定了自我及其所属阶级，站到了劳动人民一边来，为他们的利益进行大胆辩护。

聂赫留朵夫这一典型反映了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社会阶级斗争接近决战阶段，在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的历史事实。同时，聂赫留朵夫也是托尔斯泰塑造的进行精神探索的一系列“忏悔贵族”形象的发展和总结。

《复活》在艺术手法方面也取得了杰出成就。首先，作品以主人公的活动为线索，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诸如城市、农村、政府机关、教堂、妓院、监狱、旅馆、剧院、庄园、农舍等各个方面，描绘了官僚、商人、军人、僧侣、妓女等各色人等，具有极高的艺术概括力。其次，《复活》运用了强烈的对比描写手法。如小说一开头，作者描绘了一幅春天的图画，接着描写不是所有人都能领略到春光的明媚，而是有很多人被关在监狱里，用春天对照了黑暗的社会；当玛丝洛娃在押解中走得精疲力竭的时候，而导致她堕落的人却躺在一高大的弹簧床上；当一批戴着镣铐、冒着严寒、濒临死亡的所谓罪犯奔波在流放路上时，一些乘坐华丽马车的贵族却是为了度夏。这种鲜明的对比描写，形成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并有力地控诉了社会的不公，另外，托尔斯泰一贯擅长的心理描写，在《复活》中也表现得非常鲜明。如小说中通过聂赫留朵夫的内心独白，写出了他内心激烈、复杂、深刻的思想斗争。他在法庭上认出被审判的玛丝洛娃时，心绪复杂。当玛丝洛娃惊恐地四下张望，聂赫留朵夫提心吊胆地想“莫非她认出我来了？觉得血涌上了他的脸。⋯⋯”这里既有对玛丝洛娃的怜悯，又有他自己的羞愧，真实地表现了聂赫留朵夫的心理状态。还有玛丝洛娃在风雨之夜，从车站赶回来的那段感受，也展示了玛丝洛娃的心理变化，对整个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此外，《复活》在结构布局、语言锤炼、讽刺运用等方面也有独到之处，总体上提高了作品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