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学与泰戈尔
印度近现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奴役的悲惨史。19 世纪下半叶,特别是
① 转引自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第 333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年。
最后 30 年,印度进一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压制人民的政策,经济上控制了印度的经济命脉,加重了对印度人民的盘剥。这样,加剧了英国殖民者与印度各族人民的矛盾,爆发了多起反殖反封建的农民起义。如 1879 年的马拉特农民起义,将反封建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虽未最后取得胜利,但却有力地促进了印度人民的觉醒。另外,19 世纪下半叶随着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的投资,客观上也促进了印度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使印度工人阶级也在发展壮大。工人阶级对殖民者与封建统治者也展开了斗争。1877 年爆发了那格浦尔皇后纺织厂工人大罢工,揭开了印度工人罢工斗争历史的第一页,并标志着印度工人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进入 20 世纪初,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更加高涨起来。
伴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反殖民主义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文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印度文学已改变了 18 世纪至 19 世纪上半期那种充满神秘色彩、停滞不前的状态,取得了蓬蓬勃勃的发展。其特点是既受西方文学影响,又继承本民族的优秀传统,表现为多民族性和统一性的结合,古老传统和西方文化影响的结合,反殖和反封建内容的结合,宗教色彩和现实生活的结合等。当时不少印度进步作家已从盲目崇拜西方,转而认识到研究本国历史、恢复民族传统的重要性,要求文学为民族解放事业服务。出现了大批用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著名作家和优秀作品。这是此时期印度文学的精华与主要成就。其中以东印度的孟加拉语、北印度的印地语,以德里、勒克瑙两地为中心的乌尔都语文学成就最大。
东印度的孟加拉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领先于印度其它地区。著名启蒙者和散文大师罗姆·莫汗·罗易(1772—1833)第一次提出了社会改革和文学改革的要求。他出身于孟加拉的婆罗门家庭,早年就读于巴特那高等伊斯兰教学校,精通梵文、巴利文、阿拉伯文、波斯文、英文和希腊文。他要求社会改革的内容,包括反对种姓制度以及寡妇殉葬、一夫多妻和童婚习俗, 提倡普及教育,要求保护出版自由。他要求文学改革,主要是提出文学要为社会服务的主张。他最早用孟加拉语从事创作,被称为“现代孟加拉散文的鼻祖”。其散文《耶苏箴言》(1820),风格明快流畅,很有影响。
般金·钱德拉·查特吉(1838—1894)是印度近现代文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以孟加拉语创作了七部以社会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其中以长篇小说
《毒树》(1872)最为著名。作者在这部小说中第一次提出寡妇改嫁的问题, 抨击了种姓制度。同时这部小说艺术构思精巧,很富感染力。另外,他还创作了 10 部长篇历史小说。其中代表作是《阿难陀寺院》(1882)。它描写
1772 年的“山耶西”(出家人)起义,充满爱国主义激情。这部小说中有一首“礼拜母亲”的诗,成为以后群众集会时歌唱的革命进行曲。般金的历史小说富有传奇色彩,并将历史事件和社会现实有机结合,表现出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精神和渴望民族独立的思想感情。其后的泰戈尔、普列姆昌德等人都
受过他的一定影响。
另外,仅次于泰戈尔的小说家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1876—1938) 也是这一时期操孟加拉语的印度著名作家。他出身于西孟加拉邦的胡戈里县德瓦南德普尔村。少年家境贫寒,中学没毕业就到处流浪。1903 年到了仰光, 在一家木工厂当文书,并开始练习写作。1907 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姐》,引起人们的注意。1913 年他回到了加尔各答,专门从事创作,成为孟加拉语的第一个专业作家。他一生共写了 30 多部长、中、短篇小说,对地主、婆罗门上层贵族进行了揭露批判,对普通劳动群众,特别是被压迫的妇女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其中代表作是《斯里甘特》四卷(1917—1933)、《道德败坏的人》(1917)、《秘密组织——道路社》(1929)等。《斯里甘特》是一部自传体性质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斯里甘特和歌女拉佳·拉克什弥相爱的故事。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的小说以心理描写细腻、语言洗炼著称, 对以后印度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
弟那般豆·米特拉(1829—1874)是印度孟加拉语戏剧的创始人之一, 以写社会政治剧而闻名。他的代表作《靛蓝园之镜》(1860),对靛蓝商残酷剥削压榨靛农进行了尖锐的揭露批判,对劳动人民的苦难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他的戏剧创作对其后印度戏剧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这一时期印度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举世闻名的泰戈尔(详论见后)也是用孟加拉语进行创作的。
这一时期印度文学中的印地语作家当首推帕勒登杜·哈里什·钱德拉
(1850—1885)。他是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他关心社会现实,要求文学作品反映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并以其杰出的创作开创了现代印地语戏剧发展的道路。他的代表作是《印度惨状》(1880)和《蓝色的女神》(1881)等剧作,其特点是力求以民族的传统表现新的社会内容。他的诗歌创作也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如他在《巴拉特——杜尔大沙》中,以生动的生活画面和强烈的民族激情,谴责了英国殖民者给印度人民带来的灾难。印地语作家中,还有诗人迈提里谢苍·古伯德(1886—1964)亦取得了一定成就。他的名篇《印度之声》,直接号召人民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勇敢地起来和殖民者及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他的叙事长诗《色彩的破灭》(1910) 等,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并采用日常用语写成,对推广标准印地语做出了成绩。
在乌尔都语文学中,也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及其作品。如诗人迦利布(1797—1869)在印度人民心中就享有崇高威望,民间还广泛地流传着他反抗王公贵族的故事。他有《迦利布诗集》等作品,反映了印度的黑暗社会现实,表现了诗人对 1857 年至 1859 年的民族大起义等社会重大事件的鲜明态度。再如诗人勃拉志纳拉扬·恰克巴斯特(1882—1926),他的诗集《祖国的早晨》,以民族的形式反映现实社会内容。特别是他以口语写成的诗作, 在民间很受欢迎。另外,沙尔夏尔(1846—1902)也是一位用乌尔都语创作
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自由幻想的故事》(1878),表现了社会生活的矛盾,充满了幽默与讽刺,是人们熟知的佳作。沙尔夏尔的小说创作,为印度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另外,这一时期南印度的泰米尔语文学亦取得了一定成就。如诗人苏布拉马尼亚·布哈拉提(1882—1921)就是泰米尔最早的爱国诗人之一。他精通印地文、梵文、英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在继承 2000 多年泰米尔文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用流行的民间语言进行创作。其诗饱含民族感情,愤怒揭露谴责英国殖民主义统治者,号召同胞们从迷梦中觉醒,争取民族的解放,得到了普通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他还创作了不少小说、散文,其短篇小说想象丰富,充满浪漫主义特色,为泰米尔语短篇小说奠了基。
纵观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期的印度文学,其变化是深刻而明显的。首先,从内容方面来看,普通劳动群众成了文学的主人公,过去几千年占据统治地位的英雄豪杰形象退居次要地位。其次,艺术形式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不仅诗歌、小说、戏剧等传统文学体裁被吸收创造保留下来,而且日记、书信、散文、传记等新的文学样式也得以发展。这既是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 也是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客观要求。另外,艺术形式的多样化还表现在各种方言文学作品的出现。如前述的孟加拉语、印地语、乌尔都语、泰米尔语等文学作品,都程度不同地丰富和发展了印度文学。其中泰戈尔是其杰出代表。
泰戈尔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近现代著名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长达 60 年的创作生涯中所创作的大批诗歌、小说、剧本和评论著述,形象地反映了印度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对印度社会生活和文艺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为世界文学宝库提供了大批珍品。
泰戈尔出生于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其父戴本德拉纳特·泰戈尔(1817—1905)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宗教改革者,其兄弟妹妹亦是爱好文艺的诗人或画家,他的家庭是当时孟加拉知识界的中心之一。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影响下,使泰戈尔从小就爱好文艺和关心社会问题。他从儿童时期就开始写诗,写剧本,16 岁时发表了第一首长诗《诗人的故事》。1878 年,泰戈尔遵从父兄之命到英国学习法律,但由于对法律不感兴趣,转而学习英国文学和西方音乐。不久,又由于他厌恶帝国主义的学校教育和对英国社会大失所望,所以他没等大学毕业,就于 1880 年提前回国,
开始了他长达 60 年的文学创作生涯。泰戈尔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
1880 年至 1900 年是他创作的早期。这一时期他大部分时间在他父亲的谢里达庄园中度过,广泛接触了农村社会,目睹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压榨和英国殖民统治者的专横暴虐。他同情农民的悲惨处境,憎恶不平等的社
会制度,并极力寻求解决矛盾的途径,对社会问题进行积极探索。其间故事诗和短篇小说的创作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成就。
故事诗可分为佛教故事、锡克教故事、马拉塔及拉其斯坦的英雄故事等四个方面。其中代表作有《婆罗门》(1893)、《两亩地》(1894)、《被俘的英雄》(1900)、《更多的给予》(1900)、《比丘尼》(1900)、《丈夫的重获》(1900)等。这些诗大多取材于民间故事和宗教历史传说,篇幅比较短小精悍,感情充沛,韵律优美,有的歌颂民族英雄,有的揭露种姓制度的罪恶,有的批判封建习俗,还有的揭露并控诉地主对农民的强取豪夺等。如《被俘的英雄》和《更多的给予》,歌颂了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英雄;
《婆罗门》揭露了种姓制度的罪恶;《丈夫的重获》批判了“和丈夫一同升入天堂”的寡妇殉葬习俗;《比丘尼》反映了农民的贫困与地主珠宝商人的虚伪。特别是《两亩地》最为著名。它描写一个地主为了使自己的花园“长宽相等,四四方方”,使用制造假债据的卑劣手段,抢走了贫苦农民巫宾赖以活命的两亩土地,使巫宾全家流离失所。作者通过这个真实的故事,反映了印度封建主勾结法庭残酷剥削压榨农民的社会现实。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贫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不法封建主的揭露与控诉。作者在诗中揭示出,真正的盗贼不是巫宾,而是那些所谓的“圣贤”——地主老爷。如诗中说:“王爷的双手偷去了穷人的所有,唉,在这世界,谁越贪得无厌谁就越富裕”。
泰戈尔早期创作了 60 多篇短篇小说,广泛地反映了 19 世纪末叶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社会现实。如《太阳与乌云》(1894),暴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专横暴虐;《委托保管的财产》(1891)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拜金主义的罪恶;《加冕》(1898)批判了洋奴思想,提倡民族自尊;《喀布尔人》(1892) 歌颂了劳动人民的纯朴感情;《河边的台阶》(1884)、《还债》(1891)、
《是活着、还是死了!》(1892)、《弃绝》(1893)、《素芭》(1893)、
《献祭》(1898)、《摩诃摩耶》(1892)则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和种姓制度。这也是泰戈尔早期作品的主要主题思想之所在。其中《摩诃摩那》又最具代表性。
《摩诃摩耶》的主要故事情节是:一个 24 岁的姑娘摩诃摩耶 与青年罗耆波真挚相爱,但其家庭却强迫她与一个垂死的老婆罗门教徒在火葬场上举行婚礼,婚后第二天,丈夫死了,摩诃摩耶成了寡妇,可旧势力又强迫她与死者一起火葬,只是突降大雨,摩诃摩耶才侥幸未死,可她美丽的脸庞上却留下了烧伤的疤痕。她逃出来躲在情人罗耆波家,要求罗耆波永远不要揭开她的面纱。但后来在一个月夜,罗耆波还是看到了摩诃摩耶烧伤的面容,于是,摩诃摩耶就一句话也没说愤然离去。在这篇小说里,作者愤怒地谴责了封建包办婚姻的危害和寡妇殉葬制度的野蛮,具有强烈的批判性。
泰戈尔一生写了大批的短篇小说,但精华之作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这些短篇小说题材重大而广泛,艺术手法方面叙事抒情结合,结构精巧简约,人物生动形象,是印度文学史上短篇小说的开创之作。即使是到了今
天,在印度作家中,短篇小说创作也没有人能超过泰戈尔。
1901 年至 1920 年是泰戈尔创作的中期,也是泰戈尔创作最富成果的时
期。这期间的 1905 年至 1908 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泰戈尔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他唱着自己写的爱国歌曲参加游行示威,并公开发表演说,痛斥英帝国主义的侵略,给因参加反帝示威而被开除的大学生补课。同时他还致力于中长篇小说的创作,有长篇小说《小砂子》(1903)、《沉船》(1906)、
《戈拉》(1910)、《家庭与世界》(1916),中篇小说《四个人》(1916) 等出版。其中《沉船》与《戈拉》最为著名。
《沉船》是泰戈尔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它通过封建包办婚姻所造成的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揭示了腐朽的封建意识与争取婚姻自主的青年男女之间的矛盾,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主人公罗梅西出身于富裕的婆罗门教家庭,是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极富才华,但又胆小懦弱的大学生。他不顾教规束缚,大胆地爱上了梵教家庭姑娘汉娜丽妮,但在其父强令他与不相识的撒西娜结婚时,他又屈从听命。他的这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妥协与退让,注定了他虽然追求理想的爱情,但最后还是以悲剧而告终。作者正是通过罗梅西这个深受封建意识迫害而又无力反抗的艺术形象,批判了印度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指出青年男女如果不坚决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是得不到真正的恋爱自由和婚姻幸福的。《沉船》在艺术手法方面,作者善于细致入微地刻划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形象,细节曲折生动、扣人心弦,语言凝炼生动,具有较高的艺术魅力。
泰戈尔在这一时期还创作发表了不少诗歌,如《吉檀迦利》(1912)、
《新月集》(1913)、《园丁集》(1913)、《飞鸟集》(1910)等。这些诗不同程度的反映了印度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表达了作者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艺术上达到了完美的境地。但与其早期诗作相比较,由于作者一度远离现实斗争,思想上处于理想不得实现的忧虑苦闷状态,所以思想性方面明显削弱了。他在这些诗作中,主要歌颂爱情,赞美纯洁的童心和纯朴的母爱,宣扬通过“爱”达到其“和谐、协调”的理想境界。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最著名的、用孟加拉文写的宗教抒情诗集。它象征着诗人的思想发展和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该诗集于 1913 年在英国出版英文本,引起了西方的注意,给诗人带来世界性的声
誉,曾获 1913 年诺贝尔文学奖金。“吉檀迦利”在印度语中是“献诗”的意思,即献给神的诗。正如泰戈尔自己所说是“献给那给他肉体、光明和诗才之神的”。这个神不是一神教中的唯一神,而是泛神论中的自然神。诗集正是充满了对这种自然神的歌颂和诗人的泛神论思想。泰戈尔这种泛神论思想产生的根源,是由于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和曲折变化中,他一方面强烈要求印度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另方面又害怕“极端派”采取暴力斗争的手段所造成的。他想通过宣扬泛神论,调解当时印度各教派的不和,反对不合理的种姓制度,从而推动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所以,《吉檀迦利》直接或
间接地反映了泰戈尔一贯的爱国主义思想,民主平等观点,深厚的人道主义和他反对殖民主义的倾向。但由于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追求人和神的融合与和谐,表达了脱离现实的神秘朦胧的思想情绪,所以此诗集也暴露了诗人社会理想的抽象性、空想性、妥协性和性格上的软弱性。
《吉檀迦利》在泰戈尔的创作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诗人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的重要里程。由于有了这段探索,诗人才在晚年摆脱精神上的枷锁,重新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去,写出了更具现实意义的作品。
《吉檀迦利》等泰戈尔中期创作的诗作,继承了印度古代文学和中世纪孟加拉民间诗人抒情歌曲的优秀传统,吸收了民歌和民谣的丰富营养,以其驰骋丰富的想象,优美抒情的格调,秀丽多彩的诗句,生动活泼的笔法,从不同角度表达了诗人的人生哲学,并为泰戈尔成为世界著名诗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1 年至 1941 年是泰戈尔创作的后期。这期间泰戈尔经过探索,又一次勇敢地投入到火热的现实斗争中,曾愤笔疾书严正声明放弃英王授予他的男爵封号,以示对英国殖民者的抗议和对民族解放斗争的声援。1924 年,他曾到过灾难深重的中国,写了《在中国的谈话》(1924)表示了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1930 年,他怀着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景仰,访问了前苏联,并写了《俄罗斯书简》(1931)以示赞扬。另外,还写了大批诗歌、小说、剧本、散文等作品。1941 年 8 月 7 日,泰戈尔病逝于加尔各答的祖宅,
享年 80 岁。
《戈拉》是泰戈尔长篇小说代表作,写于 1907—1909 年。先在《布拉
巴希》杂志上连载,1910 年出版单行本。它描绘和剖析了 19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印度社会充满变化和矛盾的生活,具有史诗的性质,被誉为印度文学中的《战争与和平》和现代印度的《摩诃婆罗多》。
19 世纪 70 至 80 年代,正是印度民族意识觉醒,渴望民族独立的呼声愈来愈高涨的时代。当时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认识方面分成两派:一是梵社中的印度梵社和元始梵社,一是新印度教社。前者崇拜西方文明,轻视本国文化传统,后者虽坚决反对崇洋媚外,强调民族传统,但主张严格遵守印度教的一切古老传统,表现出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戈拉》正是以印度梵社和新印度教两派的激烈斗争为背景,以印度教青年戈拉、宾诺耶和梵教姑娘苏查丽达、洛丽塔的恋爱纠葛为线索,反映了印度民族开始觉醒和作者希望印度爱国者不分教派信仰,不分种姓,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爱国主义思想。同时也严厉批判了复古主义、教派偏见和维护种姓制度的错误观点及脱离人民、脱离实际的倾向。
小说的主人公戈拉是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是印度爱国者协会主席,印度教教徒青年们的领袖。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坚决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他“正直不阿”,对那些以做官为荣,丧失民族自尊,在英国主子面前摇尾乞怜的所谓受过教育的人极为痛恨。在一次开往特里宾尼的轮船
上,他面对嘲笑跌入水中的同胞并污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畜牲的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孟加拉人,怒不可遏,斥骂他们是“比无知的人民更不如的禽兽”。他在不幸被捕后,表现了大义凛然的民族正气,决不去奉承英国官吏,以求他们的怜悯和饶恕,同时也不许朋友去保释。这些都是殖民地民族中最可宝贵的品质。
但在戈拉这个人物身上,既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有明显的宗教偏见。他的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是建立在印度教的基础上的,这就不能不使他在民族问题、社会问题上发生片面性,甚至走向极端。他反对殖民统治,捍卫民族尊严,但对西方的文明也一概排斥;他热爱祖国,富有民族气节,但又不加分析地肯定“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他是个虔诚的印度教徒, 恪守教规,连印度教中落后反动的东西也一概给予维护,而对其它宗教一概反对,存在明显的宗教偏见。如他不喝异教徒手中的水,不许别人和异教徒谈恋爱,甚至为反动的种姓制度和婆罗门特权辩护。他的这种局限与偏见在他和人民群众的广泛接触中得到了克服和纠正。他在农村旅行时,看到了教派纠纷的危害,看到了劳动人民打破宗教偏见一致反帝的事实,从而觉悟到“再也不可能用自己脑子所虚构的那种迷妄之见来欺哄自己了”,感到宗教传统“只是诗人分为种种等级,又将各个等级互相分开”。特别是当他养父临终时告知他生身父母是英国人,他也没资格信仰印度教时,使他从宗教偏见中彻底摆脱出来,从而达到他思想发展的最高境界。作者对戈拉这一艺术形象的塑造,是对印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艺术概括,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理想。
小说中的洛丽塔,是一个开始觉醒的印度妇女的典型形象。她是梵社领袖帕勒席先生的女儿,她的性格特点是独立不羁、嫉恶如仇、坚韧不拔,她敢于反叛封建的陈规陋俗,追求妇女的自由解放。为此,她敢于冲破宗教偏见,不怕诽谤,不怕孤立,勇敢地和印度教徒结婚。在对待殖民统治方面, 她拒绝为英国县长演戏,并说即使叫她自杀,也比给英国人演戏容易些,表现了令人尊敬的民族气节。作者正是通过洛丽塔这一形象,赞扬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鼓励人民克服宗教派别的樊篱,勇敢地投入到现实社会斗争中去。
小说中戈拉的母亲安南达摩依是作者自始自终给予肯定赞扬的理想人物。她属于印度教派,但她反对教派偏见,反对种姓制度,被当作“世界所有母亲的化身”和印度民族的象征。她性格善良,通情达理,富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与属于梵教的洛丽塔的父亲帕勒席这个与她具有同样性格特点、思想情趣的人物交相辉映,体现了作者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理想。
另外,小说还描写了哈伦这个买办洋奴代表的反面典型形象。哈伦除了皮肤容貌外,已经完全英国化了。他本是梵教首领,可要求梵教徒要抛弃印度传统文化。他在英国殖民统治者面前,奴颜卑膝,污蔑同胞“没有受过精神和道德的教育”,“没能吸收英国文化”,“所以就是不愿意承认英国在
印度的统治是神意的安排”。他在梵社内部干尽了卑鄙勾当。他的形象反映了梵社分裂以后崇洋媚外一派代表人物的思想特点,是英国殖民主义奴化教育的产物。
泰戈尔在《戈拉》中,通过不同类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探索和总结。如他提出了当时阻碍民族解放运动的宗教偏见问题和联系劳动人民的问题。他试图号召人们要像戈拉那样彻底抛弃宗教偏见,要像洛丽塔那样冲破宗教教派的束缚,投入到全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去。但他在解决宗教偏见问题时,用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武器,存在很大局限性。在解决联系劳动人民问题方面,他虽然歌颂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和反抗传统偏见的精神,但并没从根本上认识到劳动群众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主力军作用,而是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身上。显然,这并不是印度人民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不过,《戈拉》中人物所体现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倾向,在当时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戈拉》作为一部世界知名的长篇小说,它在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很大的。首先,人物对话富有论辩性。小说中的对话很多,有戈拉和长者、朋友、情人、母亲、敌人的对话。这些不同人物之间的唇枪舌战,不仅揭示了小说反帝反封建的主题,而且也表现了不同阶级、阶层、教派的人物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探索。同时,人物间的对话对刻划人物、表露人物的内心世界也是非常有效的。其次,人物形象的对比非常鲜明。《戈拉》中人物很多, 其中正面人物与正面人物及反面人物之间,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戈拉与哈伦,一正一反,前者爱国,后者卖国;苏查丽与洛丽塔,同属妇女,一个沉静温和,一个刚毅勇敢;戈拉与宾诺耶,一个保守固执,一个思想解放。这种对比使人物性格得到了充分表现,形象更加真实丰满。另外,优美的抒情语言亦是《戈拉》的一大特色。泰戈尔本来是一个诗人,因此,他的小说就具有了诗一样的韵味。作者把叙事、抒情与论辩融为一体,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以诗一样的语言灌注到人物和事件的描写中去,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泰戈尔在长达 60 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写了 50 多部诗集,12 部中长篇小说,100 多个短篇小说,20 多个剧本和大量的有关文学、哲学、政治学方面的论著。他的这些作品不仅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吉檀迦利》英译本于 1913 年出版后,当年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并掀起了席卷东西方的“泰戈尔热”。泰戈尔在英国、法国、丹麦、瑞典、奥地利、捷克和斯洛伐克,所到之处受到隆重欢迎。爱尔兰诗人夏芝在《吉檀迦利》序中说:“我每日读泰戈尔,读他的一行诗,便把世界上的一切烦恼都忘了。”当然这与西方当时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政治气氛有关,不过也确实说明泰戈尔在西方的影响。泰戈尔为一度停滞了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
另外,泰戈尔对促进东方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交流也起了推动作用。当时
的中国很早就翻译介绍了泰戈尔的诗作。如 1915 年《青年杂志》第 2 期,
发表了陈独秀译的泰戈尔的 4 首诗。陈独秀并介绍作者说:“达喝尔(泰戈尔),印度当代之诗人。提倡东洋精神文明者也。曾受‘诺贝尔奖’,驰名欧洲。其诗富有宗教哲理学之理想。”1920 年后,泰戈尔的戏剧、散文、书信、讲演、自传等也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当时的《小说月报》、《东方》、
《文学周报》、《晨报》、《少年中国》等主要报刊,都以醒目位置登载过我国现代著名作家郑振铎、刘大白、叶圣陶、沈雁冰、许地山、徐志摩等人翻译的泰戈尔的作品。
由于中印两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具有大致相同的审美标准与审美情趣,所以泰戈尔作品译介到中国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起了良好的作用。如中国现代文坛巨匠郭沫若的创作就受到泰戈尔的明显影响。郭沫若于1914 年在日本留学时就接触到了泰戈尔的诗。他敏锐地感觉到泰戈尔的诗与英文诗不同,与崇尚格律雕琢的中国古代诗也不同,具有通俗易懂、散体化、清新隽永的特色。这正为刚刚摆脱旧诗桎梏,在寻求新形式的中国诗坛提供了借鉴的样板。郭沫若后来创作的《女神》等著名诗篇就具有这些特点,并开创了一代诗风。郭沫若自己也承认他早期“清洗”、“简短”的诗歌是“泰戈尔式”的。中国另一位文坛泰斗冰心女士也非常崇拜泰戈尔,并说他们已经在“梵”中合一了。冰心那些歌颂妇女,崇尚童真的篇章,与泰戈尔有神似之处。冰心自己回忆说,她读了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后,那些“很短的充满诗情画意的哲理的三言两语”,给予了她很大启发。于是她创作了《繁星》和《春水》等作品。中国现代文坛上还有不少著名作家程度不同地受到了泰戈尔的影响。这些都说明泰戈尔对中印文化交流,以及世界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