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前期的中国文学

中国现代前期文学从时间跨度讲，主要包括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运动前后这一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首先爆发了结束中国数千年封建统治，创建崭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国家的“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和其前中国社会特定的政治历史条件密切相关的。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依仗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封建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从此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瓦解，沿海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并且迅速形成了诸如上海这类畸形繁荣的近代城市。这样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半封建的社会；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残酷统治，又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与中国人民大众及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势力产生尖锐矛盾，引发了中国人民一系列的反抗斗争。诸如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等。但直到伟大

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于 1911 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才彻底推翻了封建清王朝，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决定性胜利。

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后，次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但由于革命队伍内部的分裂和资产阶级的妥协退让，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篡夺。就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目的来说，这次革命是以失败而告终了。袁世凯上台后，对外依靠帝国主义，对内依靠封建旧势力和买办势力，实行独裁统治，引起民怨天怒。最后于 1916 年在全国的一片讨伐声中下台并死去。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各派系先后把持政权。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处理战后的世界问题，1919 年 1 月举行在“五强”（英、美、法、意、日）操纵下的巴黎和会。此次会议提出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而当时实际掌权的北洋军阀皖系派头目、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段祺瑞及其政府竟给予答应。这一决定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北京的学生首先行动起来，于 5 月 4 日在天安门前举行游行示威，并围攻签订协议的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恰遇另一卖国者章宗祥，将其痛揍一顿。这就是有名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它如一声春雷震响全国，并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参与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就其性质来讲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文学范畴。细分又可划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五四”运动以前属旧民主主义性质，“五四”期间和其后属新民主主义性质。其主旨是反帝反封建。这一点上又和中国近代文学有相同之点，继承和借鉴了中国近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某些优秀之处。所以，要想论述中国现代前期文学，亦有必要对中国近代文学作一回顾。

中国近代文学虽然还有不少封建文学存在，但由于面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反抗外侮和要求挣脱封建束缚成为主旋律。早在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就在其诗文中揭示了“万马齐暗”的时代痛苦和“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社会局面，并强烈要求抵御外国侵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提出过“文以纪实”、“不须古典之言”、“毋庸半字虚浮”①的改革主张，产生了不少较为通俗并有革命内容的作品。随着政治上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19 世纪末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化运动日趋高涨。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它反映了人们对新文化、新思想的要求。梁启超后在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所作的《饮冰室诗话》里，继续鼓吹“诗界革命”，并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主张，要求在不破坏旧风格的前提下，诗歌要反映社会现实，是近代以来进步的诗歌潮流的一个概括和理想。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他的作品记述了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要求变法的理想。并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改变旧

① 见洪仁玕等《戒浮文巧言论》，《太平天国文选》第 98 页。

文体使之“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 。②陈荣衮、裘廷梁等也提出语文合一的文体改革主张。认为文言是“祸亡中国”的一端，“白话为维新之本”，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 “报童宜改用浅说”。同时长江下游各省白话小报纷纷出现。这一白话文运动虽没有取得全面的、彻底的胜利，代替传统古文的地位，但它从语言、形式上否定了古文的表达作用，对晚清的文体解放以至“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改良运动的需要，西方的社会科学和文学也不断输入。严复、林纾成为这时著名的翻译家。严译《天演论》一时起了极其广泛的思想影响。近代印刷事业的发达，新兴都市的繁荣和报纸期刊的创办，还促进了小说的繁荣，使小说这个过去不被文人重视的文学品种登上了大雅之堂。被鲁迅称为“谴责小说”的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成为改良社会和揭露黑暗时政的有力工具。在小说理论研究方面，出现了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夏曾佑的

《小说原理》，狄平子的《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陶祐曾的《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等文章，强调了小说的政治意义及其社会教育作用。

正是在近代文学这种反帝反封建和要求社会进步传统影响下，加之西方文学作品与文学思想的大量翻译引入，到了辛亥革命前后，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与文学家。他们随着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对清王朝已不抱任何幻想，决心以文学为武器来配合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他们办了许多革命报刊和文学期刊，组织了不少文学团体。其中革命家兼作家有章炳麟、秋瑾、邹容、柳亚子、高旭、陈去病等人，革命报刊和文学期刊有

《东方杂志》、《苏报》、《民报》等，文学团体有“南社”、“春柳社” 等。

章炳麟（1867—1936）字太炎，浙江馀姚人。他曾先后师从俞樾、孙诒让，研究经学、小学、佛学与子书。中日战争后，他开始关心政治、阅读新书，并受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的影响，他一度与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系，但由于他倾向革命，终于大反属保皇派的康、梁。他热情地参加了辛亥革命前后的民主革命运动，曾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主持人。后来又反对过窃国大盗袁世凯。鲁迅先生在其《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称他“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并世无第二人”。曾“七被迫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他确实是这一时期学问渊博、具有强烈民主主义思想的革命家与学者。

章炳麟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其中尤以散文为突出。早在1901 年，他刻于苏州的《訄书》中《客帝》一篇，就表现了鲜明的民族思想。

发表于 1903 年《苏报》上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序》，更是

② 见黄遵宪 1887 年作《日本国志》卷 33。

旗帜鲜明地主张民族民主革命，对打击改良派和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他的这些政论散文是他广博学识与革命激情的结合体，所以一般感情强烈，思想敏锐，内容充实，组织严密，有一种“所向披靡，令人神往” 的气概。后来他在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时，由于不满汉及唐宋文，曾以魏晋文相号召。他的这种取法魏晋，好用古文，也是他政论文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文章的宣传效果。

章炳麟还写有一些古体诗歌。这些古体诗一般取法汉魏乐府，其古奥的文辞亦影响了其流传，不过一些发抒怀抱、歌颂革命的小诗却清新流畅、通俗可读。如《狱中赠邹容》：“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州。快剪刀除辫，乾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通俗明快中表达了革命家的友爱和英雄气概。

秋瑾（1878—1907）字璿卿，一字竟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会稽人。她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年十八嫁予湘人王廷钧。1898 年，随夫迁居北京。在北京这个新文化和革命思想活跃的地区，使她很快觉醒，并决心为挽救民族危亡和妇女解放而斗争。1904 年，她东渡日本求学，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加入了光复会和同盟会，并发起组织了妇女团体共爱会。1905 年底，由于日本政府颁发了无理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她愤而归国。回国后，她创办了《中国女报》，并奔走于沪杭之间，积极组织起义。1907 年事发被害。

秋瑾这位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革命家，在文学创作方面也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随着她思想的发展变化，她将文学创作与革命活动结合了起来。她早期在江南家乡时，多抒发离愁别绪，感叹春去冬来之作。到北京后，随着她思想的觉醒，其作品一变而为充满激昂慷慨和爱国之情。如著名的《宝刀歌》：“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河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主人赠我金错刀，我今得此心雄豪。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沐日沐月百宝光，轻生七尺何昂藏？誓将死里求生路，世界和平赖武装。不观荆轲作秦客，图穷匕首见盈尺。殿中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魄。我欲只手援祖国，奴种流传遍禹域。心死人人奈尔何？援笔作此

《宝刀歌》。⋯⋯上继我祖黄帝赫赫之威名号，一洗数千数百年国史之奇羞！”表达了作者不怕牺牲的坚定革命意志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还有《宝剑歌》、《剑歌》、《宝剑诗》《红毛刀歌》等，也以对刀剑的歌颂，表达了这一主旨。特别是她后期创作的诗作，对她这种为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献身精神表现的更充分。如《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秋瑾这些诗作多为宣传革命而作，不仅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而且表现形式方面注意大众化、通俗化。如《同胞苦》、《勉女权歌》、《支那逐魔歌》

等。

秋瑾还写了不少词。其前期的词作多吟咏花鸟，内容较单薄，后期词如[满江红]“小住京华”、“肮脏尘寰”等，就与诗一样，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豪迈爽朗胸怀。

秋瑾在散文创作方面，为了宣传革命的需要，崇尚白话文。如她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敬告姊妹们》等文章，就以白话文写成，不仅表达了反对封建压迫，呼喊妇女独立解放的思想，而且代表了辛亥革命前后进步散文的发展方向。

秋瑾还写了一部通俗文艺作品弹词《精卫石》，目录 20 回，今残存 6 回。这部作品有作者自传的成分，写出身书香门第的女主人公黄鞠瑞，不满封建家庭的束缚，东渡日本，参加革命活动。塑造了一个追求妇女解放的鲜明艺术形象。

秋瑾丰富的创作完全是用她追求革命的一腔热血写出来的，即把革命和文学很好地统一了起来，因此她的作品闪耀着爱国热情和革命思想的光辉，对当时的革命和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另外还有邹容（1885—1905）和陈天华（1875—1905）也是此时著名的革命家和文学家。邹容的《革命军》（1903）歌颂革命，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残酷统治，提出建立共和国的具体政治纲领，在当时恰如“天清地白，霹雳一声”，使清廷大为震动，对政治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部作品还以奔放的感情，流畅的语言，使散文通俗化大大前进了一步，是一篇著名的表现革命内容的新体散文。陈天华是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之一和出色的宣传家。他写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作品，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宣传革命思想，体现了作者优秀的宣传和艺术才能。其中《猛回头》是唱本，《警世钟》是白话散文，《狮子吼》是未完成的章回小说。这三部作品以它通俗化和高涨的革命热情，在当时广为传诵。

辛亥革命前后的文学团体主要有“南社”和“春柳社”等。“南社”成立于 1909 年，主要发起人为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他们配合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反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和种族压迫，提倡民族气节。其取名为“南社”，意谓“操南音不忘本”，亦即表示反清革命。其于 1910 年出版《南

社》期刊，分文录、诗录、词录三部分，到 1923 年，共出版 22 集。另外，

1917 年辽出版《南社小说集》1 册。辛亥革命前有社员 200 余人，辛亥革命

后猛增至 1000 多人，其中有不少同盟会会员。“南社”的成立对当时的文学运动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它标志着文学为革命服务的目的更明确了，文学的战斗性和群众性大大加强了。

“南社”的主要成员陈去病（1874—1933）字巢南，江苏吴江人。他最初受康梁维新运动的影响，后来转向革命。曾参加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拒俄义勇队（在日本），中国同盟会（在芜湖）等革命团体，并到岭南等地从事过革命活动。他勤于创作，诗歌尤多。著名者如《将游东瀛赋以自策》、

《图南一首赋别》、《中元节自黄浦出吴淞泛海》等诗作，表现了激昂慷慨的革命气势。高旭（1877—1925）字天梅，江苏金山人。1904 年留学日本， 1906 年归国提倡革命，曾为中国同盟会江苏支部部长。他不喜吟花弄月诗风，提倡通俗的鼓动革命的诗作。如他的《女子唱歌》、《爱祖国歌》、《军国民歌》、《光复歌》、《国史纪念歌十六首》等诗，就有这个特点。特别是他的长篇歌行体诗《海上大风潮起作歌》、《登富士山放歌》、《路亡国亡歌》等，以奔放浩荡的革命热情，抒发自己的革命理想，可作为民族民主革命的进军歌。可惜他在辛亥革命失败后，陷入颓唐失意，连“南社”的革命作用也开始怀疑。柳亚子（1887—1958）名弃疾，江苏吴江人。他于 1903 年加入了中国教育会，并到上海认识了章炳麟、邹容等革命家，坚定了革命理想。1906 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和光复会，1907 年与陈去病、高旭等酝酿成立南社。1909 年南社成立后，他做了大量实际的工作。他同时是个著名的诗人，其作品歌颂民族英雄，悼念革命烈士，揭露清王朝的腐朽黑暗，抒发革命的理想与怀抱，表达旺盛的革命热情和爱国思想。艺术风格方面与陈去病的拘谨板滞和高旭的恣肆汪洋均不同，表现得清新朴实、流转自如。他在辛亥革命后，仍然追随时代步伐，积极鼓吹革命，表现了一个爱国诗人的高贵品质。另外，南社作家中还有苏曼殊（1884—1918）、马君武（1882—1940）、周实（1885—1911）、宁调元（1885—1913）等人较为出色。

“南社”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个重要文学团体，它对辛亥革命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但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其中成员发生了分化。有的继续追求革命，有的陷入消沉颓唐，有的则走向了革命的反面，所以，它的作用不得不由“五四”前后新的文学团体和革命作家所代替。

“春柳社”是 1907 年至 1908 年间，由留学日本的一批青年学生发起成立的。它主要是组织戏剧活动来宣传革命思想，曾先后在日本和上海演出过

《黑奴吁天录》等剧目。这个组织最早将话剧这种“新剧”或“文明戏”引入中国，对“五四”以后被大力提倡的话剧这种新的戏剧形式的繁荣发展起过积极作用。

辛亥革命前后这一时期的文学，从总体看是对社会革命和文学革命起了积极推动作用的，但不可否认，它毕竟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文学的范畴，它和辛亥革命这一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一样，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如它虽然高扬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但实际上它的反封建是不彻底的，它在文学方面始终未能提出一个明确的反封建口号。同时一些革命派作家的脱离群众和在语文合一、采用白话等问题上的模糊甚至保守态度，都阻碍了他们在组织辛亥革命的同时相应地发动一个强大的启蒙和文学改革运动。这样就造成了辛亥革命前后作为政治运动是轰轰烈烈，而作为文学运动却显得有些冷清，虽然其间也不乏响亮的口号，但却也淹没在政治运动中去了。致使这个时期文学的影响力甚至还不及维新改良派大。一些维新改良派代表人物如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人还与遗老们合作起来，形成旧文学的大合唱以

对抗这时的文学革命。出现了专写“才子佳人”的鸳鸯蝴蝶派及其作品，陈腐俗套又脱离现实的“言情小说”、“狭邪小说”以至色情小说，以及充满庸俗情调和低级趣味的戏剧等。这种局面的改变不得不由“五四”前后的新的文化运动来完成。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动是有一个酝酿过程的，限于整套丛书的体例，本书只是着重论述这一酝酿过程的文学和“五四”期间的一些具体行动，更大的成绩即 1921 年以后，留待下一册书谈。但这一时期的文学从性质上讲应属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文学，而起实际领导作用的是无产阶级先进人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逐渐活跃，资产阶级力量呈蓬勃之势，无产阶级也随着壮大起来。中国的形势向着有利于革命的方面发展。接着，1917 年在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各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国家命运。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先进分子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和旧思想旧文化对民族意识的严重束缚，开展了唤醒民众、挽救危亡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做了充分的准备。

这一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中的杰出分子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为代表。他们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丑恶面目，推动了文化启蒙运动的开展。

这一时期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还没有专门的文艺性质的社团、期刊和文学家，一些革命家和作家的文学主张及作品大多发表在《新青年》这个综合性文化批判刊物上，所以论述此时期的文学必须围绕《新青年》等杂志来展开。

《新青年》创刊于 1915 年 9 月，由陈独秀主编，原名《青年杂志》。它创刊伊始就高举反对封建文化的旗帜。如主编陈独秀在创刊号卷首发表的

《敬告青年》一文，对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退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 6 条希望。这些主张虽还不够鲜明，但实际上已包含了后来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两方面的要求，是号召思想革新的宣言。到了 1916 年 9 月第二卷改为《新青年》后，更成了反封建和鼓吹民主革命的中心刊物。陈独秀陆续发表的《今日之教育方针》、《我之爱国主义》等文，攻击封建的专制主义和道德，宣传民主政治和“独立人格”。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旧派人物提倡“尊孔读经”，并要求把孔教奉为“国教”，列入国家宪法，针对此，陈独秀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孔子之道与现实生活》、《宪法与孔教》等文，指出孔教与帝制不可分割的缘由和孔教的不适合现代生活，主张输入西洋平等人权学说代替孔子之道，即要以资产阶级民主代替封建专制，以资产阶级新道德代替封建旧道德。吴虞也

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等文，批判“孝为百行之本”的旧礼教，认为封建的家庭制度乃是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当时同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则在《甲寅》日刊上发表《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反对把孔教列入宪法，指出孔子学说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专制政治之灵魂”，说明社会观念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些论述虽在理论的准确性方面有失之激切或偏颇之处，但它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及其伦理道德的战斗性，却对当时激进的民主知识分子以极大鼓舞。另外，这时的《新青年》还发表了不少要求个性解放、社会进步的文章。这些文章贯穿在对青年、妇女、人生、教育、婚姻、家庭、贞操等问题的论述中，对人们摆脱封建思想束缚，尊重科学知识有积极作用。

《新青年》作为一本综合性文化批判刊物，主张“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亦是其一个重要方面。它倡导了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内容的文学改革运动，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是胡适所写，发表于 1917 年 1 月。胡适在该文中主张文学改良要从“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 8 事入手。并总结说：“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价值。故草此论。”胡适的这种文学改良主张，反映了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历史发展趋势。接着 2 月号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子。他在该文中说：“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 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此说宣示了反封建与民主革命的本质，接触到了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而且战斗精神比胡适坚定得多。这年《新青年》还发表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讨论文学革命的文章。

1918 年，《新青年》编辑部扩大，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胡适等人先后参加了编辑工作。以《新青年》为核心，实际上形成了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新文化统一战线，团结了许多不同阶层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向封建文化作斗争。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新青年》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取得了实绩，不仅《新青年》自第 4 卷第 5 号（1918

年 5 月）起完全改用白话文，而且还发表了不少白话诗作和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彻底反封建并且充满民族觉醒要求的新文学作品。同年，李大钊、陈独秀等又创办了《每周评论》，发表了大量短小精悍的时评及随感录，抨击军

阀政府，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起了很大的政治鼓动作用。同时，在李大钊和蔡元培支持下的《国民》、《新潮》两杂志也于 1919 年 1 月创刊。

《国民》是学生救国会的机关刊物，社员思想倾向虽不很一致，但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宣传内容，富有鲜明的爱国色彩。《新潮》（英文名The Renaissance，意即文艺复兴）是北京大学部分师生创办的综合性刊物，它也发表了不少反对封建礼教、赞同文学革命的论文和文学作品。其后，《晨报》改组第 7 版（副刊），在李大钊等人推动下也成为宣传新文化的著名副刊之一，发表了不少新文学作品。

到了 1919 年“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提倡的文学革命运动的影响就更大了。在他们影响下，当时全国学生团体中出版了许多小型的白话报纸和期刊，如《湘江评论》、《少年中国》、《星期评论》、

《解放与改造》、《建设》等，都提倡新文化和新文学，并使它的影响遍及全国。另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等，也是当时著名的提倡新文化的副刊，影响很大。1920 年后，

《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大杂志也改变内容并采用白话，将文学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对这一文学革命运动作了这样总结：“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的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这段论述“五四”文化运动的文字，对“五四”以前，一段同样适用，可以说是很中肯的。

同时，由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矛头所向，自然遭到一批守旧人物的咒骂和抵抗。如 1919 年初，北京大学内流言四起，对《新青年》百般污蔑恐吓。三月，刘师培、黄侃等人创办《国故》月刊，以所谓“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林纾（琴南）也在《新申报》上作小说，影射痛骂陈独秀、胡适诸人。并写了《致蔡鹤卿太史书》、《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等文，攻击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同时对白话文也大加嘲讽。星云堂影印刘半农藏的《初期白话诗稿》编者序引描写这种状况说：“黄侃先生还只空口闹闹而已，卫道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实力—

—就是他的荆生将军①，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之狱的黑影，

① 指林纾所作小说《荆生》中的一个伟丈夫（荆夫）痛击影射革命派田其美（陈）、金心异（钱）、狄莫

（胡）之事。

就渐渐的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中过活。”另外，当时这些反对者还借用官方——国会出来弹劾支持文学革命运动的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虽然皆未成功，但也可知这些先驱者战斗的艰辛。同时，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并没有被吓倒，而是给予了坚决的反击。《新青年》第 6 卷第 1 号上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针对种种流言蜚语，猛烈地抨击旧人物，正式提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的口号，并表示为此不惜“断头流血”。李大钊也发表了《新旧思潮之激战》等文，揭露林纾等人企图假借军阀势力实行武装镇压的阴谋，并以俄国革命的实例，说明“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表示了同旧势力坚决斗争的非凡勇气。《每周评论》还刊出“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专页，转载当时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言论。蔡元培先生也以公开信的形式答复指责新文化运动的林纾，宣称“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学革命主张已经得到群众广泛支持，这些封建文化的代言人也就暂时偃旗息鼓了。

“五四”运动前后（1921 年前）这一时期，中国文坛上主要是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改良和文学革命运动，理论方面的文章著作比较多，创作相对显得弱一些，但也不是没有，也是取得一些实绩的。如鲁迅先生不仅积极参加当时的文学革命运动，而且还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1918 年至 1919 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 6 首新诗，后收在其《集外集》里。另外，他在

这时还写了不少战斗性极强的随感杂文。他 1919 年发表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的杂文，指斥反对白话的人为“现在的屠杀者”，说他们“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①极其痛快淋漓。特别是鲁迅先生发表于《新青年》第 4 卷第 5 号（1918 年 5 月）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它主要描写一个被迫害致病的精神病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并通过这种描写暴露了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罪恶，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概括为“吃人”的历史，表现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这个“迫害狂”患者看到人们的脸色和议论，联想到了狼子村佃户告荒时讲过的人吃人故事。从而把医生为他把脉让他吃药理解为赶紧吃他，并归结到这个社会就是人吃人的社会，长期以来这个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如小说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并说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鲁迅先生就是通过巧妙的构思，通过主角狂人的感受和他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及某

① 鲁迅：《热风·现在的屠杀者》。

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地存在着“人吃人” 的本质，从而对封建社会的残酷性作出了惊人的艺术概括。继《狂人日记》后，鲁迅先生又创作了《孔乙己》、《药》这两篇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高超艺术水平的中篇小说，从而为中国现代前期文学史上做出了划时代的杰出贡献。

除鲁迅先生外，这一时期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叶绍钧等人也创作了不少新诗和白话小说。李大钊在《新青年》5 卷 3 期和 6 卷 6 期上发表了《山中即景》与《欢迎独秀出狱》等诗，陈独秀也在《新青年》里写过《丁巳除夕歌》、《答半农的 D—诗》等诗作。他们这些诗采用新的形式，并且是为建设文学革命事业服务的，所以在思想内容方面极富现实性。如陈独秀的《丁巳除夕歌》中之一节：

除夕歌，歌除夕，几人嘻笑几人泣；富人乐洋洋，

吃肉穿绸不费力。穷人昼夜忙，

屋漏被破无衣食。长夜孤灯愁断肠，团圆恩爱甜如蜜。满地干戈血肉飞，孤儿寡妇无人恤。

胡适于 1920 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据此诗集序中说，

他从 1916 年 7 月就开始写新诗了。特别是刘半农可以说是这个时期在新诗创作方面最有成绩的一个了。他在《新青年》4 卷 1 号（1918 年 1 月）上发表了两首新诗，其中《相隔一层纸》：

屋子里摆着炉火，老爷吩咐买水果，

说“天气不冷火太热，别任他烤坏了我！” 屋外躺着一个叫化子，

咬紧着牙齿，对着北风呼“要死！” 可怜屋外与屋里，

相隔只有一层薄纸！

此诗以通俗的语言，对比的手法，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贫富悬殊的严重社会现实。刘半农的《学徒苦》、《卖萝卜人》、《饿》等诗，也对下层人民的穷苦生活作了冷静深刻的描绘。《铁匠》和《一个小农家的暮》则可以看出他对工人和农民力量及其品质的由衷赞美。发表于 1920 年《新青年》上的长诗《敲冰》，又用象征的手法歌颂了革命者冲破层层阻力走向胜利的

历程。他的这些诗作朴实无华，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特色。同时在艺术方面也很讲究，譬如对比、象征、夸张的使用，声调韵律的和谐严谨等，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叶绍钧（圣陶）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他早在 1914—1915 年间就写有《穷愁》、《博徒之儿》、《姑恶》、《终南捷径》、《飞絮沾泥录》等短篇小说。据他自己讲，这是较多接触了外国文学，特别是受了华盛顿·欧文《见闻录》影响的结果。这些短篇小说虽然用文言写成，但由于作者以朴实严肃的态度“写平凡的人生故事”①，所以揭露黑暗社会现实与同情百姓疾苦的主旨很明显，已体现出了他以后创作的主要特色。同时也体现出了他与“五四”时期其它一般作家的不同之处，他已在生活积累与文学素养方面做了充分准备。到了 1919 年，叶绍钧开始创作白话小说，有《隔膜》、《火灾》、《线下》等几个最初的白话短篇小说发表。这几个作品直接描写下层社会贫苦百姓的不幸遭遇，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艺术手法也很成熟。

另外，外国文学的大量翻译介绍也是这个时期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1918 年《新青年》出版了易卜生专号，译载了《娜拉》等作品，使这种翻译介绍达到了一个新的规模。鲁迅、刘半农、沈雁冰、周作人等都是活跃的翻译者和介绍者。俄国及欧洲其它各国、日本、印度的一些文学名著被有系统地介绍进来。其中著名作家有歌德、易卜生、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这对帮助中国文学摆脱旧形式的束缚，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对文学理论的探讨和初步的文学实绩，才使 1921 年以后中国文坛上成长和出现了划时代的作家与作品。这留待现代后期部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