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法塔赫”的崛起

阿拉法特英雄汉，“法塔赫”军非等闲；前仆后继浴血战，重返家园定实现。

巴勒斯坦游击队“法塔赫”，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着手组建并逐步发展

起来的。它的武装力量称“暴风”部队，开始只有几个人，后来发展到 7000 多人。这个组织的目标是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思想上消除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在整个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

“法塔赫”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1929 年生于耶路撒冷。逊尼派穆斯林。1948 年参加第一次阿以战争。1949 年停战协议签订后，举家移居加沙。曾在开罗大学及埃及军事学院学习，其间曾任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在埃及军队中当过尉官。1956 年在塞得港和阿布·卡布尔地区参加反击英、法、以三国侵略的战争。1959 年在科威特秘密筹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简称“法塔赫”）及其军事机构“暴风”部队。1965 年 1 月“法塔赫”。“暴风” 部队开始了武装斗争。1965 年“六五战争”前，多次在以色列占领区领导作战。

1968 年在卡拉梅战斗中，指挥约旦和巴勒斯坦武装共同抗击以色列。

1969 年 2 月，在巴勒斯坦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上当选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

1974 年 11 月率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出席第二十九届联合国大会。

1980 年 5 月、1983 年 7 月在“法塔赫”代表大会上连续当选为“法塔赫” 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暴风”武装部队总司令。1982 年 2 月再次当选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

“法塔赫”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诞生、是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为了组建这支人民武装，阿拉法特可以说是竭尽了全力，当时儿个巴勒斯坦热血青年，决心拿起武器，但是他们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阿拉法特利用自己工程师的身份和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的方便，首次募集了两万英镑（只要有人来公司申请订立工程合同，亚西尔就向他募捐），借以解决燃眉之急。后来阿拉法特干脆定了一条规矩：“要想签订合同就得以利润的百分之几捐给巴勒斯坦解放委员会。”后来阿拉法特就是用这种办法又为“法塔赫”筹集了 6 万英镑，并吸收了许多人参加了解放委员会。

为了进一步宣传“法塔赫”的主张，动员人民拿起武器收复家园，1959 年阿拉法特又创办了一种名为《我们的巴勒斯坦》的四开的传单报纸。主要刊登流亡科威特的巴勒斯坦人的“亲身经历”，揭露以色列人对阿拉伯人的暴行，这张报纸还经常刊载阿拉法特撰写的不署名的社论和一些巴勒斯坦诗人写的战斗诗篇。

开始，这份报纸本来只打算为旅届科威特的巴勒斯坦人服务，但报纸发行之后取得了极大成功，使得大批新的成员加入了解放委员会。于是阿拉法特制定出计划，打算通过北非各阿拉伯国家难民营发行他的报纸。

报纸问世大约 6 个月之后，阿拉法特来到贝鲁特。他走访了各难民营，组织了一个发行网。在那里，他见到了从德国到达贝鲁特的卡立德·哈桑和

萨拉·卡莱夫。

1960 年夏天，他们正式着手建立“法塔赫”组织，并决定在巴勒斯坦人

侨居的国家建立 3 个分部：一个在德国，由卡立德和萨拉负责；一个在阿尔及利亚，由卡立尔负责；一个在科威特，由阿拉法特负责。阿拉法特主要的任务仍是筹集经费、出版报纸和在难民营中建立“法塔赫”基层小组。

通过对难民营的访问，进一步提高了他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他说：“这次旅行之前，有人指责我是一个政治眼光短浅的人。这话说得对，我的确是这么一个浅薄的人。我去过加沙的一些难民营，去过黎巴嫩的一些难民营，可我从没有在那里生活过，从没有真正地体会到犹太复国主义者迫使我的许多同胞忍受着怎样的折磨和屈辱。的确我已经参加了解放运动，但我的目的并不明确，只是在这次旅行当中，当我亲身体验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磨难时，我的方向才明确起来，不管犹太人如何为以色列的存在辩护，不管犹太人在欧洲受到过怎样的迫害，我只知道犹太人正在用纳粹迫害他们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因此我们必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1962 年初，阿拉法特使用募集的经费，将《我们的巴勒斯坦》扩充为每

期 48 页的月刊。因为贝鲁特的印刷设备比科威特好·他决定在那里印刷这份杂志。1962 年到 1963 年，他每月去黎巴嫩首都一次，将杂志的稿本送去付印。改进后的《我们的巴勒斯坦》的发行量大大增加，凭借这份月刊，“法塔赫”先是在阿拉伯世界，然后在旅居外国的巴勒斯坦人中间，逐渐成了新兴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喉舌。对动员人民参加解放斗争发生了重要影响。

“法塔赫”游击队在阿拉法特等人的领导下，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积极投入武装斗争。他们埋设地雷炸毁以色列占领军的军车，并经常袭击以军哨所、碉堡和其他一些重要军事设施。

在战斗中，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发扬了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巴勒斯坦游击队前领导人之一的卡迈勒·纳赛尔被以色列侵略者杀害后，他的母亲写道：“我爱你啊，我的儿子。你用世界上最纯洁的爱情热爱祖国。我骄傲，我激动，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战士的母亲。”一位烈士的父亲，儿子牺牲后，他不流泪，不悲伤，不叹息，更不卑躬屈膝。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坚定地表示：“我的儿子牺牲了，我的孙子继续上战场；一个战士倒下了，千百个战士继续前进！”

有一首诗忠实地记录了巴勒斯坦人民可歌可泣的战斗生活，形象地反映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必胜信心。这首诗写道：

坚持战斗！坚持战斗！

哪怕他们抢走我的粮食，我坚持战斗！哪怕他们杀死我的孩子，我坚持战斗！哪怕他们摧残我的房舍，啊！我的房舍，在那残垣断壁下，我还要坚持战斗！

⋯⋯

即使一只手被砍断，

用另一只手高举战旗，我坚持战斗！哪怕是遍体鳞伤，

带着累累伤痕，斑斑血迹，

我还是要坚持战斗！

⋯⋯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处境是十分艰险的。他们不仅经常遭到以色列当局的“清剿”和“扫荡”，而且由于抵抗运动对以色列的袭击，经常引起以军对周边国家的武装报复，周边国家有些领导人，就把“法塔赫”看成是“惹事生非”的武装集团，并对他们采取封锁、限制甚至“武装消灭”的政策。为了打破这种孤立的处境，1966 年春天，“法塔赫”组织派出代表，试

图和埃及当局接触。那时，埃及情报部门认为“法塔赫”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而穆斯林兄弟会在 1954 年因它的成员企图暗杀阿卜杜勒·纳赛尔而被埃及当局解散并停止了活动。这种看法使得起初的接触没有产生结果。 1967 年初，“法塔赫”又第二次派出代表，通过纳赛尔好友、《金字塔

报》主编海卡尔的引荐，终于会见了这位风云一时的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他们一见面，阿拉法特和他的两位战友就把手枪在一把椅子上。纳赛尔笑着说： “根据我们情报人员收到的一封来自科威特的信，说你们 3 人到这儿来是为

了暗杀我。”阿拉法特他们 3 人抗议说，这封信完全是某些人搞的离问埃及和”法塔赫”的一个阴谋，当时纳赛尔解释了他对巴勒斯坦运动的看法。他说，他认为埃及和抵抗运动没有产生任何矛盾的理由。“我们已接受了安理会第二四二号决议，尽管我们对这个决议将带来什么不抱很大希望，因为这个决议如能正确地执行，可以实现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要求；至于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埃及知道这个决议不能实现他们的要求，你们完全有权不接受它。”纳赛尔又说。“没有理由要求你们不公开反对这个决议，因为它不是为你们制定的。”

“要是你们能够代表巴勒斯坦人民，代表巴勒斯坦的抵抗意志，在政治上通过你们的参加，在军事上通过你们的行动，我将感到无法形容的幸运。” 纳赛尔继续说，“法塔赫应该完全独立于所有阿拉伯政府之外，尽管它应该同阿拉伯政府协调自己的行动。⋯⋯你们应该成为我们不负责任的武装，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向你们提供我们所能提供的援助。”

会见进行得很好。在那以后，埃及当局开始同“法塔赫”协调自己的行动，在训练它的成员及向它提供武器方面进行合作。“对这一发展，约旦人是不高兴的，”埃及国务指导部长穆罕默德·哈桑宁·海卡尔说，“有一天他们发现在抵达安曼机场的飞机中有两架装载着运给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人员的武器，侯赛因国王不只一次地派他的首相巴赫贾特·塔勒霍尼来开罗抱怨埃及向抵抗运动提供援助。”

1970 年 9 月初，侯赛因国王和抵抗运动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看来他们之间的冲突已迫在眉睫，为了调解这一纠纷，作为第一步，纳赛尔先派埃及参谋长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萨迪克中将带一封信去安曼、在信中提醒候赛因国王注意纳赛尔曾向他提出的警告：不要进行任何取消抵抗运动的尝试，并使其相信，“在约旦发生一场内战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我们落人以色列人和美国人设置的圈套之中”。萨迪克将军去了，他带回了这样的印象：候赛因国王企图赢得时间，他的家族成员和侍从中有许多人正在把他推向与抵抗运动的一场决定性的对抗。

候赛因国王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态度，引起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严重不满。当时，局势急转直下，叙利亚人通过约旦边界往拉姆萨派了一部分坦克。

叙利亚总统努尔丁·阿塔西来到开罗，他带着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方面要用武力干涉安曼的明确愿望，当时的气氛已是剑拔弩张。纳赛尔发现必须就此召开阿拉伯国家国王和总统的最高级会议。9 月 23 日，最高级会议在开罗召开。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在与会者的看法中有两种倾向。有一些国家首脑，如卡扎菲、尼迈里等认为，必须把候赛因国王放在被告席上；其他一些人则认为，召开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停止屠杀。经过纳赛尔会上会下多方斡旋、劝导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不仅调和了约旦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冲突，而且也进一步加强了阿拉伯各国之间的团结，为巴勒斯坦解放力量的发展壮大，特别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发挥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巴勒斯坦游击队在战斗中诞生，在战斗中发展，在战斗中成长。

经过了几年的准备，阿拉伯军民要开始反击了。他们要洗雪耻辱，要收回以色列人抢走的土地。一场新的战争就要开始了。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