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雄狮死了!”
毕生战斗为国家,廉洁奉公一典型; 壮志未酬公竟逝,举国上下恸哭声。
“六五战争”后,纳赛尔的身体渐渐垮下来了。他不仅体重减轻了 30 多磅,而且更不幸的是,他所患的黑色糖尿病正在引起越来越复杂的并发症, 包括糖尿病所导致的神经炎以及心脏病。他的四肢也受到影响,走起路来变得一瘸一拐的。
他生怕自己得病的消息在国外传播,所以拒绝请外国医生诊治:直到1968 年初,由于他的家属坚持,才请来一位英国大夫。过去他的女婿在英国曾由这位大夫治疗过。护理纳赛尔的埃及大夫则要他出国就医或有更多的休息,但他始终不听这些劝告;直到次年 7 月,纳赛尔的健康状况恶化,他才不得不到苏联去,在一所疗养院里度过了 3 个星期。3 个月后,他体重增加了,看来差不多跟以前一样强壮了。可是大夫们仍然为他的心脏担忧。此后, 无论他到哪儿,人们都能注意到,他后面总跟随一辆流动的氧气车,与他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总之,由于病魔缠身,埃及的失败所引起的极度忧虑,纳赛尔同以前判若两人。过去他是很自负的,现在不是这样了;过去他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阿拉伯复兴的领袖,现在再也没有这种雄心了。正如他苦笑着向一位友人吐露的,他既无陆军又无空军来保卫自己的国家,怎么能企望成为其他国家的领袖呢。因此,当联合国开始讨论以色列撤出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这个问题时,纳赛尔很乐意让候赛因国王在华盛顿与纽约作为阿拉伯方面的主要人物。这位国王到美国之前,纳赛尔同他在开罗会谈,要他不必为西奈操心,因为这是埃及的责任。纳赛尔说:“是我使你陷入这个困境的,所以不要把我的损失放在心上;去吻林登·约翰逊的手吧,要求他把西岸归还给你。”⋯⋯战争、工作、屈辱及阿拉伯世界内部的争吵⋯⋯夺去了纳赛尔的健康。
在他 1970 年 9 月 28 日逝世前,他还召开了一次阿拉伯首脑会议,为争取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作出了最后的贡献。
在他逝世以前,国际重大事件连续不断,震撼了世界。其间发生了一连串的劫持事件①,爆发了侯赛因国王和巴勒斯坦游击队之间的公开战争,还有叙利亚入侵约旦,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经过精密策划——进犯约旦的威胁。
对这些事件,纳赛尔总统曾始终不渝地为谋求和平解决而努力。他同候赛因国王和游击队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意见都有分歧。1970 年 8 月 18
日,即他逝世前 5 个星期,他在亚历山大与侯赛因会晤时就感到,这位国王低估了已勒斯坦抵抗力量,竟说几个小时他就能把他们消灭。同样的,当游击队的领袖给他说,他们能在 7 个小时打垮国王,他也认为是错误的估计。他告诫双方:“你们必须共存下去,任何一方都不能够搞掉对方,这是你们双方必须接受的一个活生生的事实。”
① 据外国新闻媒介报道,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劫持了几架来自美国和西欧的飞机, 借以要求交换扣押于以色列和西欧国家中的其他游击队员。并使巴勒斯坦问题引人瞩目。1 架飞往开罗的飞机在跑道上焚毁。另外 3 架载有乘客的飞机被劫走,扣在北约旦的“革命机场”。269
他对约旦国王侯赛因说:“你说你能消灭他们。好吧!你说你能够,就算你能够吧!可是得付出过高的代价。经过一场内战,你将损失二三万人民, 你怎么来统治这样一个国家呢?你所统治的将只是一个鬼影幢幢的王国而已。”同时,他对游击队员说:“不要认为你对付得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如果国王决心消灭你们的话,他是办得到的。因此,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实力。你们必须争取共存。”
由于他为了在约旦实现和平所作的努力,一个由 10 位阿拉伯总统和国王参加的首脑会议终于在开罗召开。会晤充满了阿拉伯世界的一切矛盾。纳赛尔总统在整整 8 天的会议中,扮演了居中调停的和事佬的角色。
这种事往往是困难的。亚西尔·阿拉法特穿戴着借来的科威特斗篷和头巾,被偷偷送出安曼,这样才能参加这次首脑会议。他满怀着对侯赛因国王的敌意到会。接着是候赛因国王亲自来电话要求参加会议,为的是要来驳斥苏丹总统尼迈里谴责他继续制造流血事件的报告。有些人反对他来参加会议。
纳赛尔主张候赛因国王应该到场,因为首脑会议的目的就是结束杀戮。但是利比亚主席穆迈尔·卡扎菲暴跳起来,说:“找他来有什么用?他是狂人,他是疯子。”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立即反对说:“你怎么能用这种话来批评一位阿拉伯国王?”
卡扎菲答辩说:“那末他的父亲在哪里呢?不是在伊斯坦布尔的疯人院里吗?①他是疯子,肯定是疯子。这是这个家族的遗传,他们都是疯子。”
费萨尔请求纳赛尔阻止卡扎菲讲下去,他说:“我们能容忍这种现象吗?我们能容忍我们中间的一位同事,把一位即将参加我们会议的阿拉伯国王叫作疯子吗?”
而卡扎菲却说:“是的,我敢发誓,他是疯子,我们明天应该找几位医生来把他送到疯人院去,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到底疯不疯了。”
纳赛尔笑着调解说:“我看我们大家都有点疯了。我建议找几位医生来看看我们中间究竟谁疯谁不疯吧!”
费萨尔国王说:“好,你说得对,我的兄弟。但是我要医生首先检查我, 也许他们查出来是我疯了,那我倒可以不受参加这种讨论的罪了。”
侯赛因前来参加会议时,随带两名官员,都是全副武装。业西尔·阿拉法特,则在腰间带着一把左轮手枪,卡扎菲也是腰佩武器。阿拉法特指着候赛因国王叫骂道:“你们看这个罪犯!他先屠杀我们,现在又来这里开会了。”大家把他的火气按捺下来。费萨尔国王环顾了四下说:“天哪!我们都置身于火药库中了,大家的火气都这么大⋯⋯”他不愿坐在身佩左轮手枪的任何人旁边,但是他们还是照样带着武器。
据亲临会议的埃及新闻部长海卡尔说,这是一个气氛紧张的会议。但是那些早上准备拼个你死我活的冤家,却以典型的阿拉伯方式在晚上相互拥抱亲吻了。纳赛尔总统经过耐心地说服劝导,争取到侯赛因和阿拉法特之间达成了协议,他们愿意停火,人人为之感到惊奇。这次会议似乎曾充满了愤怒情绪和根本分歧,在外界看来,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纳赛尔经过多方做工作,终于说服了他的争执不休的弟兄们签订了一项协议。这是他为阿拉伯人民作出的最后的一次贡献。长期的操劳和忧虑,使他心力交瘁。
① 侯赛因的父亲塔拉勒国王于 1952 年 8 月迟位,在伊斯但布尔一直隐居到 1972 年 7 月逝世。
关于他的病历,他的好友海卡尔在回忆录中曾作了这样的记载:“他原已积劳成疾。自 1958 年起就患有糖尿病,并由此引起上腿部动脉硬化。医生劝他戒烟,他照办了,他说:‘我熄掉了最后一支烟,而且答应再也不点上第二支了。我感到这就像刚和一位亲密的朋友告别一样。抽烟是我唯一的奢侈享受,而今连这一点也没有了。”
“他在苏联接受水疗法的治疗,一度感到大有好转,但他不能遵守医生给他规定的严格制度。医生说他应该避免体力和情绪上的过度紧张。可是他对医生说:‘我怎能做得到呢?我的全部生活 就是这样。’他的同事们一直敦促他休息,但是他不听。终于在 1969 年 9 月 11 日,心脏病第一次发作了。
这次发病,除了约有 7 个人必须让他们知道外,其余谁也没有通知。对外只
是宣布说,他因患严重流行性感冒而将离职休养 6 个星期。甚至连他的妻子也给瞒住了。
“根据病情,决定向国外求助,向莫斯科发出了一份秘密电报。苏联卫生部副部长叶夫根尼·沙卓夫医生,一位杰出的心脏病专家,率领一队专家来到了开罗。他们的诊断和总统的私人医生是一致的。萨威·哈比卜医生和沙卓夫医生对纳赛尔说,他至少在 5 年内不能再在俄国接受水疗。于是他意识到自己除了必须忍受腿痛的痼疾外,还必须忍受心脏病的折磨。”
海卡尔介绍说,在病魔的折磨下,纳赛尔曾想到辞职,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觉得埃及人民会把他的辞职看作是承认失败。纳赛尔仍坚持工作, 而且艰苦地和长时间地工作,他一直感到他不可能享有长寿。有人问他是否准备在退休后写点回忆录以度晚年,他回答说,“像我这样生活的人是活不长的。”
在纳赛尔的奔走和劝导下,阿拉伯首脑会议开得很成功。他已筋疲力尽了。他几乎站立不起来了。他告诉朋友们,他将采用一位老农民传授的治疗方法,把两腿浸在热盐水里,以减轻痛苦,再睡它一整天,然后再谈休假的事情。
首先,他必须送别那些和他一起开首脑会议的人物。卡扎菲主席想悄悄地离开,免得过于打扰他,但纳赛尔还是坚持乘车到机场亲自送这位利比亚领袖上飞机。首脑中最后一个离去的是科威特的谢赫。纳赛尔答应妻子及早回家同孩子们在一起吃午饭。随后他再次乘车去机场,并一语成谶地说,他是去作“最后一次送别”。他在机场就感到不舒服。谢赫上了飞机,纳赛尔就吩咐把汽车开过来。平时,他总是自己走过去上车的。他叫他的秘书把萨威医生请到家里。全家都在等他一起吃午饭,他们注意到他已疲惫不堪。他和家里人谈了一会儿,他回到自己房间,说他吃不下什么东西。
萨威医生一到,纳赛尔夫人就离开了房间。她尊重丈夫的意见,每遇有别人和纳赛尔在一起时,从来不在室内逗留。萨威医生检查了总统的身体, 看出这是心脏病复发的症状,当即请来了曼苏尔·法那兹医生和扎基·拉姆里医生。他们都是纳赛尔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以来给他治病的专家。经过紧急抢救,他的脉搏开始稳定下来,心跳也接近正常。他开始和 3 位医生谈话。法耶医生说他需要长期休假,但纳赛尔坚持要在度假前到前线去看望“我们的孩子们”。
拉姆里医生和法耶兹医生离开了房间,纳赛尔就是在这个时候伸手去打开收音机的。他听不到他想听的消息时,萨威医生就再次力劝他保持安静。他回答说:“大夫,感谢真主,我现在感觉好些了。”
海卡尔说,这是纳赛尔临终的最后一句话。他的眼睛闭上了,胳臂无力地垂了下来。守候在室外的人们觉察到情况严重,就走进房间来了。医生们为了抢救他们这位领袖的生命而进行战斗。纳赛尔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后不久,他们曾看到他坐在椅子上吃着他爱吃的白干酪。而这一次他却毫无生气地躺在床上,只当电击起搏机让 3 股电流通过他的身体时,才有所颤动。大家希望电流的刺激会使他的心脏再次跳动起来。但是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纳赛尔的心脏恢复跳动了。他的心已经破碎了。
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转身向着麦加的方向,跪下祈祷。安瓦尔·萨达特,纳赛尔的继承人,站在床边,仰面向天,念诵着《古兰经》里的经文。面对眼前的一切,作为纳赛尔生前挚友的海卡尔,简直不能置信。眼望着这些医生,他喃喃地念着,“啊,主啊!这是不可能的。”
海卡尔说,在场的人都知道纳赛尔身体不好,但是谁也没有料想到他竟会这样死去。过去他们老是担心他会遭到暗杀。纳赛尔正是中东动乱的中心人物。许多有权势的人与他为敌,不少人想粑他赶出政治舞台。但他对个人的安危毫不在意,他总是到人民群众中去。他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现在他平安地死去了。医生们把毯子拉上来盖住了纳赛尔的脸,再去把这一噩耗告知他的妻子。她来到了室内,当人们挨个儿走出去,室内只剩她一个人和死者在一起时,她把毯子又拉了下来,亲吻了他。
内阁和社会主义联盟最高执行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地点就在库巴宫的内阁大厅内。那些正在前线视察部队的部长们匆匆赶来,身上还穿着作战的衣服,他们在研究下一步该做些什么的时候,纳赛尔的座位空在那儿,但室内却到处可以感到他的音容宛在。会议决定把他的遗体移置库巴宫的医院, 停放 3 天后举行国葬。
新闻指导部长海卡尔发布命令:收音机停播一切日常节目,专门广播《古兰经》的经文。人们意识到发生了重大事情,但谁也没有想到会是纳赛尔逝世。萨达特副总统在一次简短的广播中,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噩耗。顷刻间就引起了惊心动魄的反应。人们从家里涌出来,在黑夜里走向尼罗河畔的广播电台,想弄清楚他们听到的噩耗是否确实。
海卡尔说,自太古以来,埃及人民在感情激动的时刻,总是奔·向尼罗河的。说也奇怪,那天晚上,现代化的通讯广播方式,竟和人们古老的感情行动相吻合了。开始时,街上只有少数几群人,接着就几百、几千、几万, 后来街上只见黑压压的一片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广播电台外面,一群妇女尖声地哀叫着:“雄狮死了!雄狮死了!”这一呼声在整个开罗引起了反响,传遍了乡村,回荡在整个埃及。
当天夜里和接下来几天,人们都以无比悲痛的心情哀悼他。不久,人们开始从埃及各地涌到开罗,城里多至有 1000 万人。当局停止了火车行驶,因为没有地方可供人们住宿,食品供应也渐见短缺。但是人们仍然源源而来, 有的乘汽车,有的骑毛驴,有的步行。成千上万的人从别的阿拉伯国家来到了,或乘飞机,或坐轮船。按海卡尔的说法,“形成了一场悲伤的大迁徙”。
纳赛尔逝世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给全世界带来了震惊和悲痛。在安曼, 一切成斗停止了。国王的坦克卸下了炮,游击队员们从战壕里跑了出来,高呼着纳赛尔的名字。在贝鲁特,人们向天空鸣炮致哀。在的黎波里,卡扎菲主席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痛泣,直到第二大才出来。在大马士革,叙利亚总统
哈菲兹·阿萨德痛哭流涕他说:“我们做事情常常像孩子,并且常犯错误, 我们知道亏得他来纠正我们的过失,使我们不致造成恶果。”
一位无名氏在埃及作了一首挽歌,歌词叠句是:
永别了,加麦尔。
永别了,亿万人民所热爱的加麦尔。
⋯⋯
这首挽歌像火一般地在各条街上蔓延开来。人人都在唱它。人民的悲痛情绪受到了约束。5 个师的军队开来维持这些送葬人的秩序。但是人潮汹涌, 把队伍都冲散了。纳赛尔的灵枢盖满了鲜花,安放在罩着绿绸子的“解放园” 的高台上。就在这里,来访的各国首脑,向纳赛尔总统的遗体致以最后的敬礼。
他被安葬在大理石的墓碑底下,上面刻着安瓦尔·萨达特在广播纳赛尔逝世消息时所引用的《古兰经》的经文:
啊,你那平静的灵魂,
欣然回到你的真主身边吧,你已被接纳,
回到我的家里吧,回到忠于真主的人们中间。
1971 年 1 月 27 日,正在东方国家访问并解释苏伊士运河何以不能无限期停火的埃及代表团,在北京会见了周恩来总理。代表团是由国民议会议长拉比卜·舒凯尔博士和国务部长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扎耶特率领的。中国总理热烈欢迎代表团访华。在双方交谈中周恩来问道:“我有一个问题弄不懂,想请教你们,纳赛尔怎么会死的?”
代表团给难住了。但他又紧追着问:“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代表团回答说:“1918 年 1 月 15 日。”
“按这样算来,”周恩来说,“他逝世时才 52 岁零 8 个月 13 天嘛。这怎么可能呢?”
埃及代表团成员仍感到困惑不解,回答说,他的死是真主的意志。 “不要把我们做的事情责怪到真主头上,”周恩来说,“这里一定有个
道理。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还年轻,52 岁可算年轻了。我 72 岁了, 还在工作,你们看,我还健康嘛。我不能想象他怎么会这样早的逝世。他是国家元首,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可以得到最好的医疗。你们怎么会让他死的呢?”
代表团变得沉默了。对周恩来的问题,他们无言可答。最后还是他自己作出了解答:“还是我来给你们解释吧。他是伤心死的,他是心碎而死的。这是超级大国的过错。他们欺骗了他。他们把他推人困境之后又把他抛弃了。他们任凭他心碎。”
周恩来的谈话传到开罗,引起议论纷纷。新闻指导部长、被称为理论家的海卡尔说:“要真正了解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生活和逝世的情况, 必须研究他当时工作和斗争的世界局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就被卷进了当时的动荡变乱之中。那些老牌帝国主义正在分崩瓦解。长期分割亚洲和中东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到处都在撤退。老殖民主义
统治者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实行统治了。民族主义和新的思想意识席卷了一度被征服的各国人民。这是一个动荡混乱的时代。两个新的大国已在中东争夺势力范围。美国和苏联正在谋求填补英法留下的真空。到大战结束时,美国和苏联已在掠夺中东权利和石油租让权上,发生了争吵。双方的斗争已经开始了。”
海卡尔说,鉴于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石油资源,战后美国急欲控制它;但是,作为一个强国的苏联,传统上就对地中海感到兴趣,觊觎那里的温水港。正如尼基塔·赫鲁晓夫惯常说的:“你们是我们的后院。”这就是纳赛尔登上政治舞台时的国际形势。旧的秩序正在瓦解。两个老的强国正在消逝,两个新的主角登上了舞台,一个是利用颠覆手段以达到它的目的, 另一个则是利用思想意识。
“这时,影响阿拉伯世界的还有另外两个重大因素。一是表现为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民族主义的进攻。二是大量油田的开发以及由此涌出来的巨额财富对阿拉伯世界的冲击。”海卡尔指出,“这项财富,使阿拉伯世界产生了剧烈的变化。一些靠石油致富的酋长穷奢极欲,其粗俗下流、放纵无度的程度令人发指。可以看到他们坐着卡迪拉克牌轿车,带着山羊。招摇过市。有人竟把—串珍珠项链套在脚趾上玩弄,还有人把千百万镑的钞票别在衣服上,而且把国家珍宝藏在床底下。”
“然而,变成豪富的毕竟是少数,而大多数的人仍旧是贫困不堪,许多人挣扎在死亡线上。这种新兴的财富和花费它的方式,在这个本来应该团结的阿拉伯世界里筑起了种种壁垒。它筑起了各种新的阶级壁垒,而这些新的阶级壁垒证明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因为有钱的人设法用金钱来收买舆论和权力,并往往取得成功。”
“由于所有这些矛盾的存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陷入了一片混乱,而以埃及为最。几个世纪以来,外国人的剥削,地主与股东的代理人的压迫,以及小官吏们的迫害,深深地摧残了埃及人的心灵。人们渴望自由、尊严以及个人与祖国足以自豪的权利。”
“但是,看来希望十分渺茫。”海卡尔说,“法鲁克王高踞在他的皇宫里,仅占人口 5‰的人占有国民收入的 50%。贪污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滋长了,并发展到十分荒唐的地步。政党都茫无方向,漫无目的,统统瓦解了, 在埃及既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也谈不到尊严。”
“埃及衰败所达到的严重程度,由以下事实显示出来了。埃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年和紧接大战结束之后,是由 3 个女人掌权管理的。这 3 个女人,一个是基勒恩夫人,意大利出生,英国大使的年轻夫人;一个是纳哈斯夫人,她也年轻,嫁给了年老的纳哈斯帕夏(华夫脱党的领袖和基勒恩公爵所选拔的总理);以及国王的母后,纳兹利女王。”海卡尔说,“在那个时期,埃及的统治大权是操在英国大使馆、王室和华夫脱党 3 者手中,而每一方面都由一个妇人主宰。她们权力最大,地位最高。”
对埃及人的最大侮辱,莫过于 1942 年 2 月的事件,英国大使基勒恩公爵向法鲁克王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他任命纳哈斯帕夏为总理。国王拒绝了这个要求,于是基勒恩公爵调来了一支英国装甲部队,把坦克车开到阿卜丁王宫门前。在坦克威胁下,国王被迫退位。这件事对埃及人的打击是惨重的。一位埃及的君主又一次被迫听从一个外国人的命令。埃及人又一次被迫忍辱负屈。但这件事也大大地触动了陆军中的青年军官,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
尔是其中之一,他就此下定决心,再也不让埃及遭受这样的侮辱。自由军官运动之成为一股凝固不散的力量,可说是在头一辆英国坦克将炮口对准法鲁克王宫那一天开始的。
这就是纳赛尔在 1952 年 7 月 22 日那天晚上所踏进的社会,当天自由军官组织在纳赛尔的领导下夺取了政权。随着一些古老帝国的垮台和新政权的当政,中东正在经历一场革命变化。阿拉伯国家已在力图寻找它们走向独立以及独立以后应走的道路。在埃及进行革命的条件成熟了。这些就是构成纳赛尔一生命运的历史条件,也是使他成为已经失掉的尊严和曾实现的希望的一个象征的历史条件。海卡尔说:“这些历史条件构成了他的一生经历,也促成了他的死亡。”他成了“全阿拉伯人的精神化身,他们的荣誉和理想的保护人”。
“纳赛尔作为一头雄狮,他的一生共有 3 个阶段。”负责撰写他生平的好友海卡尔说,“这就是自由的雄狮、上了锁链的雄狮和受了伤的雄狮。” 自由雄狮阶段,一直维持到 1956 年苏伊士被入侵为止。英法和以色列人的进犯,无意中使纳赛尔一跃而成为世界人物。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爵士的愚蠢,不但没有搞垮纳赛尔,反而给了他国际上的威望,并把他推进到埃及疆域以外的世界。他从此也就不再单单关心埃及的事务了。
海卡尔继续说,1956 年后,纳赛尔成为“上了锁链的雄狮”,被苏伊士运河事件推到他身上的权力所束缚了。整个阿拉伯民族都站起来支持他了。输油管割断了,西欧陷入了油荒。阿拉伯世界在变化中,而纳赛尔是这一变化的象征和化身,他是那样深得人心,他不期而然地参预了每个阿拉伯国家的内政。在每个阿拉伯国家兴起的纳赛尔式的政党,引起猜忌与不满。这些党派人中有些是不可靠的,他常常多少有些失望地说:“你们知道,我能够掌握我所挑选的人,但我无法掌握挑选我的人。”
这就是他向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所作的解释。沙特在那个时候对他是非常妒忌的。实际上,在阿拉伯领导人中间,他所有的朋友都妒忌他,而他所有的敌人则对他非常恼火。由于他依靠的是同统治阶级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他终于在埃及管辖范围之外拥有了一批支持他的群众。他能影响支持他的群众的唯一方法,就是做出榜样。因此,无论在哪里,只要可能,他就为阿拉伯人的权利,而不单是为埃及人的权利而进行斗争。海卡尔说,正因如此,“这就导致他同英国和美国,甚至同苏联都发生了争执”。海卡尔说:“纳赛尔为阿拉伯团结的观念所束缚,因此他感到对巴勒斯
坦人民负有道义上、政治上和思想意识上的责任。他对所有那些被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恐怖统治驱逐出来而丧失家园的人民,肩负着责任。但是,他憎恶战争。他是从个人观点和民族观点厌恶战争的。”
“尽管他厌恶战争,他仍然是一头上了锁链的雄狮,仍然是阿拉伯团结和抵抗运动的象征,因而当 1967 年危机来临时,他又再一次被迫为阿拉伯人民的利益作出反应。”海卡尔说,“接着发生的事件,使他成为一头受了伤的雄狮。他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失败带来了屈辱。他决定辞职,而且也充分准备接受对他失职的审判。但是,人民采取了完全相反的行动。埃及人民恳求他目下来,阿拉伯世界的人民恳求他留下来。他们觉得他仍然代表了他们的意志,要他继续领导他们前进,消除这次失败的影响。
纳赛尔接受了他们的裁决。他竭尽全力恢复阿拉伯各国之间的民族团
结,他决心带领人民收复失地,洗刷耻辱。但是,他不能如愿以偿了,他病了,他为沉重的负荷压倒了。正如海卡尔所说的:“他既被套上了锁链,又受了创伤。这些创伤是无法愈合的。”到了 1970 年 9 月 28 日,他终于溘然长逝了。
纳赛尔虽然死了,但他为埃及人民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他为官清廉, 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是有口皆碑的。埃及《金字塔报》主编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在《开罗文件》一书中写道:“纳赛尔的一生,始终没有脱离过最初的俭朴生活:他对女人、钱财或者丰肴美食从来不感兴趣。他掌权之后,老奸巨滑的政客们想方设法来腐蚀他,然而都可耻地失败了。他的家庭生活是无可非议的。他总是设法同他的妻子、3 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一道吃饭。他们常常坐在一起,一面吃他爱吃的菜(埃及白干酪),一面观看电影—— 他的唯一消遣。
“至于钱,他收到人们捐献给他的有千百万英镑。他都用于对埃及有益的事业。他死的时候,他的公款户头上存有 250 万英镑,而他的私人存款户
头上却只有 610 英镑。”
对于纳赛尔的一生,许多政治家、学者写了对他的评价。埃及新闻指导部长海卡尔写道:
“雄狮死了,而他的业绩则永垂不朽。他已把埃及和其余的阿拉伯世界连结起来了,并把整个阿拉伯世界同当前世界和当代思潮连结起来了。他没有能实现他所梦想并为之奋斗的整个阿拉伯的团结,然而他使团结的需要具体化了。在他生前,这种团结业经证明是不可能达到的。但在他死后,它已成为不容忽视的了。
“纳赛尔改变了阿拉伯世界的面貌。他改变了地图上的颜色。标志着英国的红色和标志法国的绿色不再填满在那些阿拉伯国家的疆域上了——殖民主义滚蛋了。他还打碎了阿拉伯生活中的封建模式。”
英国著名中东问题专家、曾担任过英国外交大臣的安东尼·艾登对纳赛尔一生的评价写了如下的文字:
“阿卜杜勒·纳赛尔是一个卓越的人物。他对埃及的贡献使他得以永垂青史。他使一个在 2500 年中一直含垢忍辱、饱尝压迫之苦的民族有了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他的成就使一个受腐败的暴君统治、被一支外国军队占领的、落后的、受践踏的农民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对自己的土地享有权利的独立公民的家园。他播下了一个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种子。
“纳赛尔尽管有各种错误和失败,但是他帮助埃及和阿拉伯人民取得了自尊心,而这种自尊心,在他看来,就是民族独立的主要标志。他的老敌手本一古里安,在‘六天战争’之后也感动得说:‘我对纳赛尔非常尊敬。他是一个爱国者,他想为埃及做一些事情。’这句话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尽管在他执政的后期,他和他的人民遭受了种种挫折;但是,如果没有他那种生气勃勃的鼓舞人心的领导,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在精神上和物质进步上,都一定会不如现在的。”正是:
万众号呼纳赛尔, 古今伟业谁堪比; 为国为民不辞苦, 功德长存留天地。
纳赛尔死后,由安瓦尔·萨达特继任总统。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