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纳赛尔板斧

纳氏板斧力无穷，污泥浊水一扫清； 打倒帝国除封建，人民拥戴纳英雄。

为了清洗法鲁克王朝的污泥浊水，七月革命后，纳赛尔和他的革命指导委员会，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推行着振兴埃及的一项项重大改革。新政府的政策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人们赞不绝口地说：“纳赛尔和人民心连心， 他的每一板斧都砍在要处，都是为了重振国家和造福人民！”

纳赛尔是在暴风雨中诞生，在苦难中成长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烟云还弥漫在欧、亚、非三训的上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春雷震撼了沉睡的大地。埃及这块古老的土地，已经有了明显的震感。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统治开始土崩瓦解。在那世界风云变幻的伟大年代里，一批争取独立、寻求解放的新的民族主义英杰，在尼罗河赐予的土地上相继降生。其中的佼佼者。当属 1918 年 月 15 日诞生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

纳赛尔出生于地中海之滨的亚历山大城。此城是公元前 232 年马其顿国王业历山大入侵埃及时兴建起来的一座古城。在纳赛尔出生时，亚历山大城已是埃及的第二大城和最大的海港，交通发达，繁荣兴旺。然而纳赛尔家居住的培科斯区，则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偏僻地区。纳赛尔家住的是土路旁的一所破旧的泥砖房。他父亲是邮政局的一个办事员。收入微薄，生活艰难。

纳赛尔的父亲原是上埃及亚西乌特省贝尼莫尔村人，属于赛义迪氏族。这个氏族的人，一般都身材高大，面色黝黑，性情高傲易于激动。纳赛尔的母亲是亚历山大一位商人的女儿。她性情温柔，谦逊善良。长期以来，他们家一直保持着农民的生活习惯。纳赛尔当总统后，为了保持同农民的联系。曾要求政府出版物把他的出生地写为贝尼莫尔。

从幼年开始，纳赛尔就离开父母，过着颠沛的生活。在入小学之前，他被父亲送到了尼罗河三角洲的哈特蒂贝村。在这里，他开始上小学，在他 7 岁时，学校老师教他们要相信地狱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但又说所有的儿童都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天堂。第二年，纳赛尔被送往开罗上学，同他的一个叔叔住在一起，这个叔叔刚从英国监狱里释放出来。叔叔给他讲了许多英国人欺压埃及人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对英国殖民主义者仇恨的种子。他发誓长大了要为苦难的埃及人复仇。

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从中学时代开始，纳赛尔就博览群书。从《古兰经》到历史人物传记，从法国的启蒙思想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无不进行探讨。他读过伏尔泰、卢梭、狄更斯等名家的著作，看过亚历山大大帝、凯撤、拿破仑、俾斯麦、甘地等人的传记。他对历史很感兴趣，对于德国的统一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近现代史，他都认真研究，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他读过的有关革命的小说，对他后来的立身处世，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纳赛尔中学毕业后，就开始去寻找可以使他脱离家庭的一种职业。他设法去投考警察，并通过了各种考试科目，但是由于他父亲的社会地位低下， 未能被录取。一位具有将军头衔的考试委员会主任问他：“你父亲是做什么的？”纳赛尔回答说：“是邮局里一个办事员。”于是，这位主任就告诉他说：“孩子，这里你不适合⋯⋯”这次碰壁，使年轻的纳赛尔对旧的等级制

度更加痛恨了。正是这些客观和主观的条件，使纳赛尔很小就产生了强烈的反英情绪，并逐渐成为一个旧秩序的坚定不移的反对者。

纳赛尔在《革命哲学》一书中写道：“在我童年的时候，每逢我看见一架飞机在天空出现，我就高声喊道：‘主啊，全能的主啊，让英国人遭劫吧！’”在他 16 岁那年，他以中学生联合会主席的身份领导了复兴中学的示威游行，

要求英军撤出埃及，恢复 1923 年宪法，并提出了“要求完全独立”的口号。他还同学生代表们一起走访了一些“政治领袖”，要求他们“为了埃及而团结一致”。在这次游行中，因与军警发生冲突，有两个学生被枪杀，纳赛尔也因一颗子弹擦过前额而负伤，留下了一个终生的光荣痕迹。

在这次斗争之后，纳赛尔的思想日趋成熟，感到加强革命团结的必要。1935 年 9 月 2 日，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现在的局势是危急的，

埃及的处境尤其险恶，在此情况下更需要加强团结。只有团结斗争才能胜利， 才能显示人民力量之伟大。”他指出，“埃及政府是建筑在腐败和询私之上的⋯⋯谁敢向帝国主义者高喝一声‘止住’？大家必须团结起来与之斗争才能奏效。”他认为，在“埃及是不乏具有尊严的人的，他们不能听任自己像狗一样地死去”。他相信受屈辱的埃及人民能够重新站起来，像自由和独立的人们一样生活。

这封信表明，这个只有 17 岁的青年人已经意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王朝是埃及进步的两大障碍。他认为，埃及必须要有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争取民主、争取独立的政治革命。这就是他后来在《革命哲学》中说的：“从一个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暴君的统治下或者从违反人民愿望而驻扎在祖国领土上的外国军队手中，恢复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

总结过去的历次斗争，纳赛尔认识到，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必须通过暴力推翻国内外邪恶势力，才能建立新政权，在纳赛尔的思想上，驱逐英国占领军，实现政治独立，推翻封建王朝，实现政治民主的大方向已经确定。但是应该从何着手，应该通过什么道路来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呢？这个问题，使年轻的纳赛尔困惑不解。他想从他学到的知识中寻找答案，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探明一条前进的道路。在这段时间里，纳赛尔重温了埃及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并着重研究了埃及 1919 年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埃及的社会现实，最后，他终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控制军队，我们就可以取胜。”

他相信，军队是能决定埃及命运的唯一力量，它可以使国家得到解放， 人民获得自由。纳赛尔指出：“局势需要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的成员能够团结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力量应该来自人民内部，它的成员互相信任， 而且应该掌握足够的物质力量，以保证敏捷而有决定性的行动。只有陆军符合上述的条件。”因此，纳赛尔积极设法投考开罗皇家军事学院。在 1936 年前，这个学院一直为王室贵族所把持。

1936 年条约签订后，埃及政府为了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着手扩充军队。这样，就为那些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子弟打开了军事学院的大门。所以，像纳赛尔、萨达特等出身寒微的一代爱国青年，都是在 1937 年 3 月被招入军事学院的。

1938 年 7 月，纳赛尔以少尉军阶毕业于军事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谢里夫山脚下的曼卡巴德军营。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军官， 他们经常讨论埃及的社会政治情况，并制订了他们的《曼卡巴德宪章》。宪

章要求自由军官们必须为重建祖国而永远保持团结和友谊。

1939 年纳赛尔为实地考察英埃共管的兄弟之邦苏丹，主动要求参加陆军第三营到苏丹驻防。在他离开曼卡巴德军营那年，萨达特组织了第一个秘密的军官组织，共有七八个人参加。

1942 年 12 月，纳赛尔回到埃及。

1943 年任皇家军事学院教官，1945 年至 1948 年阿以战争爆发前，在开罗陆军参谋学院学习。为了实现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他在加强自由军官的持久力、坚韧性和组织性的训练上，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为使军官团能在实现埃及完全独立的斗争中起到“突击的先锋队”作用，他制定了一项基本原则，即每个小组的组成要始终绝对保密，小组之间也要彼此保密。纳赛尔还向自由军官们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不要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要在军官中制造舆论；不要单独或集体作任何没有理智的事，不要采取任何轻率的行动；要把军队始终掌握在有能力把握局势的人的手中等等。在他的积极组织和领导下，秘密小组日益增多，几乎遍及整个武装部队，成了七月革命的中坚力量。

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1952 年 7 月 23 日埃及革命后，新政府于 1952

年 12 月宣布 1923 年宪法无效，并任命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草拟一部新宪法。

1953 年 2 月 10 日，新政府公布了一部“临时宪法”，作为过渡时期的最高法。

1956 年 1 月 17 日，政府公布了新宪法草案，井于 6 月 23 日举行全民投票。新宪法获得了全部投票的 99％的赞成而被正式通过。

新宪法除序言外分六章，共 196 条。新宪法所体现的一个最重要原则是， 埃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这个原则在宪法序言中得到了表现。序言一开始就宣布：“我们埃及人民经过不断地反对外国暴力统治和反对国内剥削统治的斗争已经赢得了我们自由和生活的权利，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在宪法第一章“埃及国家”一章中，埃及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阿拉伯国家这一基本原则又再度得到确定，这一章规定，埃及是一个民主共和国，伊斯兰教是埃及的国教，阿拉伯文是埃及的正式语文。

宪法第二章关于“埃及的社会基础”一章规定：社会团结是埃及的社会基础。国家保障埃及全体人民的自由、安全、安宁与平等。国民经济应当根据以社会正义的原则为基础、以增加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计划加以组织。宪法还规定：私营企业是自由的，但不得损害社会利益和人民的安全、自由与尊严。资本应用于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方面，私人财产应当受法律保护。法律应当规定土地所有权的最高限额，取消封建土地所有制。国家应当鼓励合作和关怀各种合作机构。埃及人民有领取老年津贴以及在患病和丧失劳动能力时领取津贴的权利。国家将实行社会保险、社会安全和医疗制度，并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一切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公共财产不可侵犯， 保护公共财产是每一个埃及公民的责任。

宪法第三章关于“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规定，埃及全体人民不分民族、出身、语言或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法保障人身居住、言论、新闻、出版、通信、宗教信仰、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宪法也规定： 埃及全体人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初等教育在国立学校中是免费的。埃及人民

有工作权，有亨受医药治疗的权利。此外，宪法并规定人民有服兵役和纳税的义务和依法参加选举的权利。

1952 年埃及革命成功后，以纳赛尔为首的“革命指导委员会”就提出了六大施政目标：第一，铲除帝国主义和他们的代理人卖国贼；第二，消灭封建主义；第三，铲除垄断以及资本对政府的控制；第四，建立一支强大的国防军；第五，建立社会正义；第六，建立健全民主生活。

根据这些目标，革命政府颁布了许多有利于工人农民的法令，并采取了一些发展国民经济的重大措施，其中包括制订“土地改革法”（1952 年 9 月），设立负责制订全国发展计划和生产政策的“发展国民生产常设委员会”（10 月 2 日），制订鼓励外资的法律（1953 年 4 月 2 日），在沙漠地区建立一个

面积约 60 万菲丹的“解放省”（4 月 13 日），从英国手里接收苏伊士运河

至开罗的输油管（1955 年 1 月 1 日）。此外，政府并宣布和批准建立许多新工作的计划。埃及政府的这些措施正在逐渐改变着埃及的经济面貌。

过去埃及的经济是殖民地经济。帝国主义对埃及的长期压迫和剥削，造成了埃及的工业落后和农业的片面性。英帝国主义自 1882 年侵占埃及以后， 就把埃及变成英国的农业原料供给地，特别是把它变成一个专生产棉花的国家。埃及 30％以上的可耕地种植棉花，棉花的总产值占农业生产总产值的一半左右。生产的棉花 80％左右供出口。为了保证为英国纺织工业提供廉价原料，英国的大公司垄断了埃及的棉花出口。同时，英国的工业制成品充斥了埃及的市场。埃及的单一原料作物经济，加上外国垄断资本对埃及的经济控制，造成了埃及在经济上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过去英帝国主义常常以操纵棉价或限制对埃及棉花的购买数量，来使埃及就范。

1952 年革命前，埃及的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80％，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 75％以上。土地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埃及的王室和宫廷就占全国可耕土地的 1/4。占全国总人口 6％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全国耕地的 65％以上。其余的 94％的农民只占有全部耕地的 35％，而这些农民当中又有 200 万户每户占有土地不到 1 菲丹。此外，外国人在埃及也占有大量的土地。

在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下，埃及的农民经常生活在饥饿线上，雇农每天的工资只有 1 先令左右。佃农的命运也是非常悲惨的。在某些情况下，缴纳的地租比地主自己经营时所获得的净产量还要多，因此， 埃及人民的反帝斗争是和反封建斗争分不开的。

埃及政府为了解放生产力，消灭封建制度，1952 年 9 月 9 日颁布了土地

法，无偿地没收王室的土地，并规定每人拥有土地不得超过 200 菲丹，超过

200 菲丹的土地由政府发行年利 3％为期 30 年的土地改革公债来征购。土地

改革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减少了地租，并规定地租不得超过土地税的 7 倍；政府征购的土地以地租的 10 借计价，再加上 15％的手续费，卖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地价在 30 年内付清，收取年利 3％。

征购土地须经下列 4 个步骤，即征购、过渡期间的管理、分配和对新土地所有者进行关于有效耕种土地的教育。

在第一步骤中，政府除规定土地所有权的最高限额为每人 200 菲丹外，

还许可土地所有者把土地分给其子女每人 50 菲丹，但这种分出的土地不得超

过 100 菲丹。征购工作限 5 年内完成。截至 1953 年 11 月，已征购的土地约

有 19 万菲丹，计划征购的有 43 万多菲丹。开垦的荒地、沙漠地和工业用的土地则免于征购。

第二步骤，根据土地改革法成立“土地改革高级委员会”，负责监督征购土地的管理，以保证分配土地以前农业生产的继续进行。在这期间，农民在没有分到土地以前向政府租用土地并缴纳地租。

第三步骤是分配土地。凡是成年人，他所拥有的耕地又在 5 菲丹以下者都有资格分配土地。但在原耕地从事耕作的雇农和自耕农有优先获得分配的权利。其次，农户家口众多的也有优先分配权。如果家口实在大多，得按情况分为几家（一个儿子可算一家）来领取分配的土地。法律规定每户可分到2 至 5 菲丹的土地。

第四步骤是农民们组织合作社。由政府派专门人员到各个合作社协助指导增产事务，并对合作社的管理，种籽、肥料、农具、耕畜的供给，农产品的运销等方面尽量提供便利条件。

埃及土地改革法的实施，大大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产量一般提高 20％到 30％；但是却大大得罪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官僚政客。他们勾结起来，策划用最卑鄙的手段杀害纳赛尔和颠覆新生政权。

1954 年 10 月 26 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的曼奇亚广场发表演说时，一个

暴徒突然向他连续开了 6 枪，可是，当子弹从他身旁穿过时，他毫无惧色， 巍然屹立，勇敢地面向刺客。待枪声过后，他向着人们宣告：“我的同胞们， 你们就呆在原处好了。我没有死，我还活着。即使我死了，你们每一个都是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革命的旗帜是不会倒的。”这一勇敢的行动， 使他在埃及人民中赢得了巨大声望。在 1956 年 6 月 23 日的选举中，他获得了全部选票的 99.948％，当选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

在纳赛尔的国内地位不断得到巩固的同时，由于他坚决拒绝参加美英帝国主义控制和策划的军事集团，坚持“积极中立”的不结盟政策，因此，他的国际威望也不断提高。

自从 1952 年七月革命以后，埃及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曾取得了几项重大胜利。首先是关于反对侵略性军事集团问题，新政权建立后，英、美、法帝国主义的代表就一个接一个地同新政府接触。要求埃及同他们缔结联盟和军事协定，对此，纳赛尔的答复是：我们可以同你们在平等的基础上合作，而不能同你们结成联盟，“我们决不能作尾巴或卫星国”。

1953 年 4 月，英国要求埃及同它缔结一个 25 年的联盟，埃及拒绝了这一要求。

1953 年 5 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抱着同样的目的来到开罗。但是，他一下飞机，就引起了埃及领导人对他的反感。杜勒斯在机场发表了一个声明， 把纳吉布将军称做“自由世界一位杰出的领袖”。纳赛尔不客气地对杜勒斯说，“自由世界”这个词儿，对埃及来说，有不幸的含义。“因为英国人曾占领我们的国土来保证‘自由世界’交通安全。所以对我们来说，‘自由世界’意味着帝国主义和霸权统治。当你今天早晨使用这个词儿的时候，它产生了不良的效果。”为此，杜勒斯不得不叫来他的助手，再发表一篇迎合埃及人民思想感情的声明。

在会谈中，当埃及提出要美国供应军人时，杜勒斯只是敷衍地回答，将“予以同情地考虑”，而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兜售中东防御计划方面。纳赛尔未上圈套，表示让埃及同英国一起参与一个旨在反对某种军事力量的军事组织，是“天真的想法”。他说：”如果我去告诉我的人民说，因为换上一面旗帜，英国人在这里的地位就将由占领者一下子变为我们的伙伴，他们听

了一定要嘲笑我，”“我将失去他们对我的信任”，而其他人“将利用我和你们结盟的关系来证明我是一个走卒”。因此，纳赛尔断然地对杜勒斯说： “我们不准备讨论缔结条约或其他任何安全措施。”

为了加强对中东国家的控制，早在 1951 年 10 月，美国就纠合了英、法、

土耳其 3 国向埃及其他中东国家建议成立一个“中东司令部”，企图以这个军事集团作为进攻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同时加强对中东国家的奴役。但是埃及和中东人民看穿了这个阴谋，由于他们的反对，这个计划遭到了失败。于是，美国采取了新的策略，用诱迫中东国家签订双边条约的办法，来

逐渐地把它们拉迸侵略性和奴役性的集团中去，1954 年 4 月，美国首先促使巴基斯但同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土耳其签订军事同盟；1955 年 2 月，又诱使伊拉克同土耳其签订军事条约。4 月 5 日，英国参加了这个条约。9 月 23 日和 10 月 19 日，巴基斯坦和伊朗也先后加入了这个条约。这就是所谓“巴格达条约”。这个条约表面上是由英国出面拼凑起来的，实际上却是由美国在背后加以支持的。

为了打击帝国主义这一阴谋，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对抗措施。当土伊条约正在酝酿的时候，埃及在 1955 年 1 月召集了阿拉伯集体安全条约签字国在开罗举行会议。与会国认为土伊条约将威胁阿拉伯联盟的结构，危害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它们警告伊拉克不要参加已格达条约。1 月底，以埃及国家指导部长萨勒姆为首的一个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 4 国代表团，前往伊拉克进行劝阻，但伊拉克政府对于这种劝告竟置之不理。

当土伊条约于 2 月 24 日签字后，埃及再派萨勒姆前往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活动，建议订立一个不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新的阿拉伯集体安全条约。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对于埃及的建议立即表示支持。

10 月间，巴基斯坦和伊朗先后参加了巴格达条约。埃及于是同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分别签订防御条约，进一步加强相互间的政治和军事联系，并且把双方的军事组织和指挥系统统一起来。很明显，埃及的这一系列外交措施， 给予帝国主义者在中东的侵略政策以一个沉重的打击。

其次，是关于打破帝国主义军火垄断问题。过去，埃及的武器装备主要是英国制造的，埃及经常需要零件和弹药的补充，英国就利用这一情况对埃及进行讹诈和控制。

1952 年革命以后，埃及曾经要求美国供给军火，但是美国的答复却是附带着侵犯埃及独立和自由的条件。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这种讹诈，埃及终于在 1955 年 9 月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协定，用棉花来换取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

埃及这一举措，使美英等帝国主义大吃一惊，美国政府在得到这个消息几小时后，立即派遣助理国务卿艾伦飞注开罗活动，艾伦在同纳赛尔的谈话中竟威胁说：“共产党军人什么时候运送，强有力的以色列陆军就准备什么时候开始进攻。”“以色列人有力量可以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占领开罗。” “以色列能够在埃及尚未更好地武装起来以前，寻求同埃及进行军事摊牌。” 与此同时，以色列报纸也大嚷要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反映英国官方言论的伦敦《泰晤士报》在 1955 年 10 月，以“西方给埃及的答复”为题发表社论，公然主张“应该加强（中东的）北层国家，削弱埃及的影响，并且维持以色列和它近邻之间的均势”。

然而，帝国主义的这些威胁并未能动摇埃及维护它的主权的坚定决心，

埃及的行动却受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欢迎和效法，沙特阿拉伯内政大臣阿卜杜拉·费萨尔曾直率他说：“其他阿拉伯国家应当追随埃及所作的榜样。”纳赛尔在对外政策方面坚决奉行和平独立政策，拒绝加入任何侵略性的

军事集团，受到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欢迎和支持。1955 年，他参加在万隆举行亚非国家会议的消息，使美国大为震怒，杜勒斯一听到纳赛尔要赴会的消息，立即火冒三丈，认为这是对美国全球战略的挑战。他设法加以阻挠，却是毫无结果。随后，英国又以供应军火为诱饵，企图使纳赛尔在万隆保持缄默。纳赛尔对此根本不买帐，在会上大声疾呼：“殖民主义一向是世界不稳定的根源⋯⋯必须予以铲除。”强调“各国都有义务尊重别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并且不干涉他国事务；各国都有权自由选择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显然是在同美英唱反调。

在这次会议上，他同周恩来总理交了朋友，奠定了中埃友好关系发展的基础。后任埃及总统的萨达特在谈到万隆会议时说，“至于万隆会议的地区影响，那就是大大提高了纳赛尔的声望，因为他能和像尼赫鲁和周恩来这样一些世界名人并肩地站在一起了，尽管当时纳赛尔无论在年龄上或经验方面都远不如他们两人，但他得到了他们两人的称赞，”

万隆会议前后，纳赛尔曾多次同南斯拉夫铁托总统和印度尼赫鲁总理进行互访和交谈。

1956 年 7 月，纳赛尔在南斯拉夫的布里俄尼岛同铁托、尼赫鲁举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它标志着“不结盟”运动已经成为世界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这次会晤，既使华盛顿恼火，又使莫斯科猜疑。“不结盟” 对社勒斯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挖苦人的字眼。加上埃及购买苏联军火，又同中国建交，简直把杜勒斯气得发疯了。

对于帝国主义的威胁、恐吓，纳赛尔泰然处之。1956 年他反驳说：“我们不需要以我们的理想和人格作为购买军火的代价。”他还说，埃及的独立政策，“是出自埃及，而不是来自伦敦或华盛顿或莫斯科的政策”。“我们准备同所有国家合作，但是这种合作决不能以我们的独立或尊严为代价。” 杜勒斯等人的丑行，除了自讨苦吃外，它唯一的效用，就是帮助纳赛尔提高了国际声望。

为了维护埃及的主权，1956 年 7 月，纳赛尔政府宣布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使长期受帝国主义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归还给它的真正的主人。这一举措，不仅保卫了埃及的主权，而且也对帝国主义在中近东的侵略势力给以沉重的打击。

欲知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斗争情况，且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