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步履艰难

是敌是友非宣言，患准时节分界线： 口蜜腹剑不足惧，狼子野心揭昭然。

据一些报纸透露，纳赛尔逝世不久，开罗就开始了一场权力之争，安瓦尔·萨达特作为唯一的副总统，自然成为代理总统。在执政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最高执行委员会中的对手们，企图无限期地推迟总统选举，以期削弱萨达特的权力。萨达特则坚持立即选举。1970 年 10 月 5 日，埃及人民参加了选举，绝大多数的选票赞成萨达特为推翻法鲁克王朝革命后埃及的第二任总统。

最初，萨达特沿着被“神化”了的纳赛尔的足迹行进。他被看作一个“软弱平庸”的领导者。他的＝些同事们背后讽刺他是“纳赛尔的卷毛狗”。还有些人则笑他那一身制作考究的衣着，露齿的笑相，以及他那惩罚以色列和挽回埃及军威的“虚假空洞的誓言”。在国外，萨达特被认为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尼克松总统派往参加纳赛尔葬礼的代表埃里奥恃·里查逊向华盛顿提出报告说，萨达特作为总统的任期不会超过 4 至 6 个星期。

那时，开罗的观察家们认为，里查逊的预言并非荒谬。因为萨达特从纳赛尔那里接受下来的局面确实是灾难性的。这个国家在军事上蒙受了令人感到羞耿的失败；经济上难以支撑；外交上由于完全仰赖苏联而步履维艰；呈现在国内政治舞台上的是各种险恶的阴谋和权力的角逐。在这充满猜疑和憎恨的气氛中，萨达特在开罗的政敌正在加紧阴谋活动，满心期望干掉新总统的时机的到来。

世界上的人，包括萨达特在开罗的政敌，都大大低估了萨达特。这位后来成为革命家的穷乡僻壤的孩子，这位为了革命事业而尝过多年铁窗风味、具有献身精神的民族主义者，是不会轻易受人摆布的。他对纳赛尔的遗产是既继承又发展，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墨守成规。这和他的出身、经历和从小就养成的“叛逆性格”分不开的。

安瓦尔·萨达特出身卑微。他于 1918 年圣诞节，出生在尼罗河三角洲一个僻静的名叫米特·阿布·库姆的小村庄。在政府当职员的父亲穆罕默德·萨达特和有苏丹血统的母亲，生了 13 个孩子，安瓦尔·萨达特是其中的一个。据安瓦尔自己讲，他有过快乐的童年。他家人口多，家境贫寒。这位未来的埃及总统，夜间为了在土坯房里找个暖身之处，就睡在面包炉顶上面。但是， 三角洲的土地是富饶的。幼年时代的安瓦尔十分喜爱简朴的乡村生活。萨达特在其回忆录《对个性的探讨》一书中写道：“村庄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幸福的源泉，再无其他幸福可以比拟。当我们出去买胡萝卜时，我们不到胡萝卜小贩那里去买，而是直接到地里去挖；趁家里人烤面包的时候，把洋葱塞进炉膛里，等到黄昏日暮时再掏出来美餐一顿；晚间，在皎洁的月光下，和小伙伴在村里嘻戏，在村子中心的露天土台前谈笑取乐；这时，上有无垠苍穹，我们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安瓦尔的父亲是米特·阿布·库姆村第一个获得教育证书的人。因此， 村里人称他为“先生之母”，如此称呼是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安瓦尔最早在当地古兰教师资学校上学。在那里他学会读书、写字，学会背诵《古兰经》。他上学使用的文具只有一块写字用的石板和一支石笔。在教室里，他和同学

们都席地而坐。安瓦尔身着阿拉伯长衫，衫内有一个又大又深的口袋。早上， 他把一些面包干和干奶酪装进口袋里，课间就从里面掏出来吃几口。一位善良的老师谢赫·阿布杜尔·哈米德鼓励年轻的萨达特孜孜好学，并具有“笃信精神”。

晚上，每当萨达特躺在面包炉顶上面的时候，他的祖母就给他讲故事， 使他听得入了迷。他祖母讲的故事，既不是流传的恋爱趣事，也不是战场奇闻，而是近代历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特别是一些埃及人为了从英国人占领下解放他们的国土而进行的斗争的故事。安瓦尔最喜欢听扎赫兰民谣，这首民谣讲的是一群村民杀死一个残暴的英国殖民者的故事。后来，村民们被抓走，有些人被鞭答，有些人被吊起来，他们的领袖扎赫兰昂首挺胸走向绞刑架。”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某种谬误，”萨达特后来写道，“甚至在我看到英国人之前，我就懂得憎恨那些鞭答和杀害我们同胞的侵略者。”

在 1925 年，安瓦尔的父亲到开罗的一个邮局工作。他全家都搬到开罗， 住进郊外一所小房子里。那儿离国王福阿德一世的库巴宫不远。萨达特成年以后所显示出来的敢于冒险的性格，早在他 7 岁时从皇宫果园里偷杏这件事就有所表现。在那时，不论是谁，只要偷了皇室的东西都要受严厉的惩处。

安瓦尔·萨达特从小学进入中学。在中学读书期间，他越来越相信，从军是实现其平生夙愿——把埃及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最好途径。因此，他刚一毕业，便申请进皇家军事学院。这段时间的军事训练使萨达特得以形成他的抱负：把英国人从他的国家赶走和消灭君主封建制度。1938 年， 萨达特从军事学院毕业，被授予埃及陆军少尉军衔。

1939 年，萨达特深感高兴的是，他被调至新组建的通讯兵团，驻在开罗

郊区马阿迪。这位年仅 21 岁的军官，以驻地为中心，加紧进行政治活动。在

咖啡馆、在军官食堂以及在他父亲的住所，接连举行会议。在 1939 年至 1940 年期间，德国的节节胜利和英国接连失败，使萨达特受到鼓舞，从而扩大了他的联系面，开始接触那些他可以指望他们支持反英武装革命的高级军官。就这样，萨达特和他的同事们逐渐组成一个秘密的军官组织，叫作自由军官组织。

在这之后，萨达特因参与反英活动，两次被捕入狱。第一次越狱逃跑后， 第二次，1945 年 9 月，因参与暗杀一个英国间谍的活动，又被关进牢房。1948 年第一次阿以战争爆发时，他还被关在狱中。以色列的飞机轰炸开罗，他却蹲在监狱里，这使他感到极大痛苦。他渴望出去战斗，但他毫无办法。在第二次度过两年半的监狱生活，才因“证据不足”而获得释放。

萨达特从监狱一出来就立即参加了自由军官团的地下革命活动。

1952 年 7 月推翻法鲁克王朝的革命中，他受纳赛尔的重托负责接管电台工作。7 月 23 日拂晓，萨达特前往广播大楼，等到每日诵读《古兰经》的节目一结束，他便代表革命指导委员会宣布革命的诞生，旧王朝的覆灭。7 月26 日起义部队出发，进抵亚历山大，包围法鲁克国王当时住的夏宫。萨达特

又奉命向国王送交最后通牒，命令国王在当天下午 6 点以前离开埃及。革命政权诞生以后，萨达特一直是纳赛尔的有力助手和革命核心小组的重要成员。

纳赛尔之死使萨达特既悲痛又感到责任重大。为此，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众所周知，在送葬行列出发前我晕倒了。在革命指挥委员会，我打了

5 针。当我打了这些针醒来时，就问纳赛尔是否已经下葬。我担心群众会感

情用事地对待他的遗体，这样我们就难于下葬。当时有人对我说：已在 10 分钟之前安葬了。

“柯西金率领苏联代表团来了。我不能确切地知道那时俄国人脑子里在想什么。我完全忙于新的使命，我看到在我前面有一些重担，有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我前面的图景是令人痛苦的，黑暗的。只有至高无上的真主能襄助我。

“看来，这是普遍的情绪。甚至美国前来参加纳赛尔葬札的代表理查森， 当他回去写报告时，他在报告中记录了对埃及的担心。英国人的情报机构向英国人强调，埃及的形势岌岌可危，一触即发。

“尽管他们之间存在分歧，但一致认为：我呆在我的这一位子上决不会超过 4 至 6 周，这还是一个夸大的估计。

“我仍然记得柯西金那时的一些言辞。尽管他对埃及深感忧虑，但这些话是亲切和鼓舞人心的。他对我说：俄国将帮助你们，埃及应当继续它过去的政策，我们将始终是你们的朋友，请完全相信这一点。但是，十分明显， 当时柯西金以及陪同他的代表团有一种和大家绝然不同的‘姿态’和‘表情’。不过我没有看清这一点，虽然一些历史学家讲：在这次葬礼中，一切都十分清楚，俄国人是来对付一个不属于他们的人的。

“这使我瞠目结舌。我回想起我同维诺格拉多夫大使的关系，那是一种为时已久的、持续不断的关系，一种长期的交往。此人了解我脑海中的一切东西，了解我的想法以及我对自己国家的希望。他一定已把这些转达给他的领导。可以肯定，他们很了解我。怎么他们驻开罗大使向他们提供的情况还不能使他们相信：我是一个爱国者，一个真正的埃及人，这是毫无疑义的。 “任何一个人，当他看到埃苏关系中这些离奇古怪的事情时，会感到迷

惑不解。非常奇怪，在我同苏联大使交了整整 3 年朋友以后，苏联人还不了解我的真面目。也许这个人对他们讲了，但他们不听他的，或许他们有其他一些耳目为他们观望，有其他一些喉舌给他们传声和作记录，因为俄国人生性多疑，他们不相信对他们最忠诚的人。在这之后，你会感到愕然：那么， 他们相信谁呢？

“确实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你不了解你所看到的这种事物的涵义。当他们笑的时候，他们是认真的吗？他们是对着你笑，还是在嘲笑你？

“当时我最大的问题还是埃及的安全。情况未使朋友感到高兴，却使敌人兴高采烈，使它可以随时对我们恣意肆虐⋯⋯

“至于经济方面，那我们则处于最坏的状况，甚至这种说法也不能表达我所看到的与感到的情况。这使我难过。我把负责财经的哈桑·阿巴斯·扎基找来了。他的看法是，埃及处于完全破产的境地。我对他说：解决办法呢？ 他用一句埃及的俗语回答说：我拿起这个人的帽子，把它戴在那个人的头上。即他所能做的不是一种科学的解决办法，而在经济上采取一种‘权宜之计’， 来堵住人们的嘴，也就是说，他毫无办法。因为我们已经到了没法再坏的地步，我们在经济上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十分遗憾。”

为了振兴埃及，加强内部团结，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萨达特下令取消“监护制”，他说：“监护在埃及造成了屈辱、不公以及对人的蔑视。”他命令取消所有的偷听电话，除非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案件。即是这样，也是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行事。不得随意侵犯人权。萨达特一向主张法制， 不要凭个人心血来潮行事。1970 年 12 月，他采取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步骤，

取消了国家对私人财产的监护权。这一措施赢得了大多数埃及人的赞许。 然而使萨达特大吃一惊的是，取消监护制的决定，竟使“苏联人火冒三

丈”。他们认为这一决定是社会主义的“倒退”，是埃及的“蜕化”，民族的“挫折”。

“而我是根据埃及的实际情况作出这一决定的。因为我像任何一个医生一样，在准备动手术之前，一定要先治疗病人的一些创伤。我要擦干眼泪， 治愈创伤。”萨达特说，“因为我不能设想‘如果一个统治者是在统治一个尊严被损伤或者心灵受凌辱的人民’他还能把自己称作一位真诚的爱国的统治者。”

“我知道，他们宁愿继续让人们的伤口流血，让人们义愤填膺，倍感痛苦与失望。”萨达特说，“我还知道，如若不发布这一决定以及随后我在 1970

年 12 月 20 日所作出的其他各项人道主义的决定，那埃及就会出现流血斗争所需的气氛。”

萨达特继任总统后，埃及在对外关系方面还面临两个紧迫问题：一个是怎样挂脱苏联的控制；一个是怎样洗刷 1967 年同以色列战争失败的屈辱。为

了敦促苏联履行供应武器协定，萨达特决定于 1971 年 3 月 1 日访苏。这是他作为埃及共和国总统第一次访苏。他向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介绍了埃及急需加强军备的情况。萨达特对这次访问在回忆录中写道：

“3 月 2 日，我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进行了会谈。我当时极为激动。尽管以后我又数次去访问，而我认为，我在这次访问中没有讲出什么新东西，因为在对他们进行第一次，在我看来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中，我把一切都讲了，都弄明白和搞清楚了⋯⋯

“他们在这次会谈中说，没有必要打仗，只有和平解决。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不过弱者能谈论和平吗？和平只有通过实力才能实现。如果我变得强大，而以色列人又相信这一点，那我就能通过用战争威胁他们来谈论和平。 “尔后我对苏联领导人说：现在让我对你们讲讲折磨纳赛尔的事，我开

始向他们讲述他们对纳赛尔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们向他讲过的每一句话。俄国人认为，他们对纳赛尔所说的话已被这个人记在心里，并带着入土了。事实是，他是被这些话整死的！

“我不难了解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俄国人的看法同犹太人完全一样—

—我们是一具僵尸，我们毫无希望了！”萨达特说，“我对于所看到和所听到的按捺不住了，我当着他们的面大发雷霆：我们有分歧！”

萨达特从莫斯科回到开罗后，首先向最高执行委员会通报了他在莫斯科的会谈情况。接着就撤了同苏联关系密切的阿里·萨布里的领导职务，并且直截了当地通知苏联大使，你们今后不再会有一个“在开罗的人”了。萨达特得到的情报使他相信萨布里①秘密警察头子沙拉维·戈马和其他人正密谋要杀害他，并要夺取政权。5 月 13 日，他撤了戈马的职。于是引起了一批属于萨布里一戈马集团的政府高级官员辞职。他们原以为这一行动会突然爆发一场政治危机。然而萨达特并不惊慌失措。他干脆接受他们的辞呈，将此消息公诸于世，并把他们全部软禁起来。当晚，萨达特改组了政府，用一批新人

① 阿里·萨布里，埃及前副总统。1920 年生于东方省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1952 年“七·二三”革命后， 曾任总统委员会委员、副总理，总理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总书记等领导职务。1971 年 5 月由于另立权力中心而被捕入狱。12 月以叛国罪被叛处死刑。后被减刑，改为 25 年劳役。

取代那批下了台的密谋者。他确信，这批新人的忠诚对埃及来说是最主要的。萨达特在谈到同苏联交往的痛苦体会说，苏联领导人“在我背上捅刀

子”，一再拖延不给埃及他们答应给的武器。他还说：“苏联从一开始就宣布它给我们的武器不应被用来反对以色列”，“苏联人的目的就是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埃及”，妄图长期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以便于它们和另一个超级大国在中东地区进行争夺。

萨达特的果敢行动，引起了苏联领导集团的严重不安。突然他收到苏联的电函说，波德戈尔内主席要访问开罗。于是苏埃之间的领导人进行了既尖锐而又有趣的谈话。萨达特说，“为了历史，我现在极其详尽地记录我同波德戈尔内的谈话”。现笔录如下。

波德戈尔内：我来是因为我想在我们之间签署一项条约。

萨达特：奇哉！怪哉！你难道不记得我曾去你们那儿要求搞一项条约？ 在我之前，纳赛尔也曾去你们那儿要求搞一项条约。你们拒绝了我和他的要求。怎么回事？再者，现在搞这项条约，同我在这之前给你们写信说我将清洗萨布里一事有什么关系？我已通过你们驻这里的大使给你们捎信，说我将免除萨布里的一切职务，你们驻埃及大使未将此事报告你们吗？

波德戈尔内：大使把全部情况都报告我们了。

萨达特：你们相信西方报纸所说的萨布里是莫斯科的人吗？ 波德戈尔内：不。

萨达特：那么，你们为什么要缔结一项条约？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忠告。我是直爽的人，我提前一个月就将清洗萨布里的决定捅给了你们，原因是我切望维护埃及同苏联之间的友谊。我不太了解你们的意图。再说，你们是生性多疑的人，你们不相信最向着你们的人对你们说的话。也许，你们相信这些在人民当中毫无影响或在群众中间毫无地位的人。我有一个忠告，希望你接受，那就是将缔结这项条约的事推迟到 7 月 23 日。

波德戈尔内：为什么，

萨达特：7 月 23 日，社会主义联盟将自下而上全面地进行选举，将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将向你发出正式邀请。我现在就邀请你在召开这次新的代表大会时，我们缔结这项条约。我现在就跟你讲定了，我是说到做到的， 你们知道我不撒谎。你看怎么样？

（此人试图使我改变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但我没有顺从和讨好他。我毫不夸张地说，此人当时是以一些奇怪的方式在进行乞求。）

波德戈尔内：政治局已经开了会，苏共中央委员会也已经开了会，他们都责成我提出同埃及缔结一项条约的要求；西方对苏联在埃及的处境的幸灾乐祸已经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你对于我们在埃及的处境以及西方报纸的报道感到高兴吗？

萨达特；天哪，我真不知如何是好。这项决定，在发布之前就告诉了你们，我对你们是坦率的，我一点也没有对你们隐瞒。决定已经发布了，事情已经完了。

彼德戈尔内：又喋喋不休地讲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讨论的情况。（不难看出，西方报纸突出地报道了波德戈尔内的这次访问，人们把他放在一些漫画中，画的是正在检阅那些都已穿上囚衣的权力中心的人物！）

萨达特：如果这个协定缔结了，你们就放心了？ 波德戈尔内：是的。

萨达特：通过这一条约·纳赛尔走过的、使他和我心碎的荆棘丛生的道路就到头了？

波德戈尔内：是的。

萨达特：我还要提醒你注意我在莫斯科说过的一切，你们驻开罗大使报回的一切吗？

波德戈尔内：不用了。

萨达特：纳赛尔所遇到的、并使他送了命的头痛情况，后来我又遇到的这种情况，还能重演吗？

波德戈尔内：一切都过去了，我们正在揭开新的一页。 萨达特：我们正在揭开新的一页？这新的一页中有什么？

波德戈尔内：有你所要的一切，过不了四五天，你就会得到你在 3 月份提出的全部东西。

萨达特：全部东西？

波德戈尔内：是的，全部东西。萨达特：好，托真主的福。

谈到这里，埃及总统随即按了一下电铃，请将外交部长马哈茂德·里亚德叫来，并对他说立即着手草拟一项同苏联的条约，以便提交人民议会。这一来可把里亚德吓坏了只好再问：“阁下，是一项条约吗？”总统说：“是的。是一项条约，明天就要签字！”

也许，此时此刻在开罗，没有人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想到苏联人会要求缔结一项条约，而萨达特总统又这样痛快地应允并同意签署。但是，这确实发生了。萨达特后来说：“那是一个新的机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提供的是什么，我们因此得到的报酬是什么！”

然而，更加茫然失措的是波德戈尔内主席。萨达特告诉他，明天双方就在库巴宫大厅里签署这一条约。不过埃及总统最后一次诚恳地对苏联客人说：“听我的忠告吧。选择这个时间是错误的。你们给人们的印象不好，因为这意味着是这些人在保护你们的利益，你们的利益受到了威胁，你们只有通过这项条约才能得到安全。错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选定的时间是错误的，你们的形象是错误的。”但是，波德戈尔内没有听取这一规劝。于是草拟了条约，由埃苏外长里亚德和葛罗米柯切磋琢磨。条约写好了。报纸、电视和电影的摄影师来了。在许多照相机、摄像机面前，即在数百万人面前， 苏埃两国领导人拥抱了。摄下了镜头，在全世界的报纸和电视上转播。

在这之后，萨达特问波德戈尔内：“你现在放心了吧？苏联人在埃及的利益，正如你们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领导所希望的那样，有了保障了吗？”苏联这位领导人说：“完全是这样。”并要埃及人确信，他们所要的武器保证四五天就运到。

波德戈尔内主席走了，他的皮包里装着一项同埃及的友好条约。苏联领导人认为，这项条约是埃苏之间友好关系的一个新的保证。苏联报纸认为， 这是俄国的成功，美国——它企图通过罗杰斯访问埃及“在两国的牢固关系中打下一个楔子”——的失败。

同时，苏联人认为，在清洗了他们在台上的人之后，这项条约表明，苏埃之间的关系不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而是同家与国家的关系，是一种比个人更长久、更重要的关系。

当时读苏联报纸的人都发现，苏联人对这一结局或这一开端感到高兴。

尽管萨达特也感到某些宽慰，可是他的忧虑并没有减轻。因为他有同苏联人打交道的长期的、丰富的经验。但他开始自我安慰。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他已确定 1971 年为决定性的一年。全世界和苏联人都知道，埃及想决定的是什么，他们要求苏联人做什么事情帮助他们正在从事和着手进行的事业。

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萨达特已把所有的事情摊开，他向莫斯科交了心， 让他们知道了他的全部秘密。而且一些政治评论家注意到，萨达特在欢迎波德戈尔内宴会上所讲的这些话：“我们希望让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准备放弃领土或权利，来换取一种海市幻景。同样，甜言蜜语不能表明它所包藏的意图是真诚的。”

萨达特感到满意的是，他想在全世界面前向苏联人强调的一些意思已经讲透了。他说：”我只是希望苏联人了解我，在我的人民和世界面前赞赏我的立场，并使友谊和一些动听的言词成为事实，而不是用来吊吊胃口，其后又不给食物。”

正像萨达特所担心的，波德戈尔内一回到莫斯科就变挂了。他所答应过的“过了四五天你就会得到你在 3 月份提出的全部东西”也不算数了，事实证明，5 月 27 日苏联和埃及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是个政治骗局。苏联的真实用意在于，用不兑现的武器支票，换取埃及同意用条约的形式将它在埃及攫取的特权固定下来，并欺骗世界舆论。嗣后，埃及多次催促苏联履行诺言，及时运送武器，以抗击以色列侵略者，但苏联一味敷衍搪塞，萨达特后来追述说：“我提醒苏联人，波德戈尔内曾讲过，我将在几天内得到一切东西。而苏联大使却是重复那些我熟悉而单调的话：“苏联领导人在克里米亚

（休假）。’我再次提醒他，我们之间有条约。他又回答说：‘领导人在克里米亚。’我问他，我该怎样向埃及人民、阿拉伯人民和全世界交代。他再一次回答说：‘在克里米亚。’”

萨达特对此十分气愤。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至于我应该做什么，那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必须考虑自己说过与许诺过的一切，我必须找到一种适当的方式来向人民交待。向人民讲苏联人的情况吗？揭露这种关系吗？如果我那样做了，就会直接损害苏联人。我那样做对埃及有利吗？再则，我能忍辱负重到什么程度呢？我能竭力忍受，我很有耐心；但是我担心我的这种耐心会耗尽，因为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我无法控制的愤怒状态。可是，埃及呢？ 为了埃及，一切都不计较。许多对我来说颇为珍贵的东西，都没有认真对待， 甚至为了埃及我的尊严也无所谓了。我无视自己的尊严，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许多对我和我的政权的诽谤。我每天都感到，他们不是在治疗伤口，而是在伤口上放盐。”

10 月，萨达特眼看他所宣布的反抗以色列侵略的“决定性的一年”——

1971 年快过去了，而苏联的武器仍未到达。为了催促苏联履行诺言，他便再次亲自前往莫斯科。波德戈尔内称病不见·改由勃列日涅夫出场。会谈时， 勃列日涅夫竟然责问萨达特：“你为什么要宣布这一年是决定性的一年？” 他诱劝萨达特以更多的时间作出所谓“和平的努力”。萨达特忍无可忍，宣布要将所谓帮助训练埃及官兵操纵反低空飞机的 18 座萨姆—3 型导弹发射器的苏联专家遣送回国，勃列日涅大叫嚷，这意味着“埃及要取消苏联在埃及的地位”。他允诺 1971 年底前将武器运交埃及，同时提出准备再向埃及提供

18 座萨姆—3 型导弹发射器，条件是必须保留苏联在埃及的专家。萨达特信

以为真，回到埃及后加紧战斗部署。从 11 月起，萨达特亲自掌握埃及武装部

队的直接指挥权，他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军事和政治顾问共同拟订了同以色列作战的具体计划。

在埃及加紧备战的时刻，苏联却有意拖延武器运送。12 月中旬，萨达特写信给苏联领导人向他们指出，1971 年只剩下 15 天了，至今没有接到任何有关军火已经运出的通知。他要求赴苏会谈。但是苏联有意拖过 1971 年后，

才复告萨达特访问日期安排在 1972 年 2 月，埃及在“决定性的一年”反抗侵略的计划，由于苏联的阻挠破坏，终于未能实现。

1972 年，埃及人民要求摆脱苏联控制·反击以色列侵略的斗争情绪更加高涨。在广大军民爱国热情的推动下，埃及政府决定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 打破“不战不和”的僵局，发动一次打击以色列侵略者的有限的战争，以军事上的优势获取政治上解决中东问题的有利条件，促使以色列撤出它所侵占的阿拉伯领土。萨达特于 1972 年 2 月第三次前往莫斯科。在埃及力争下，苏联佯称同意向埃及提供一些武器，柯西主还担保他将亲自监督运送这些武器。但是柯西金的“担保”和波德戈尔内的“诺言”一样，都是骗人的鬼话， 过了很久，埃及仍然看不到苏联武器的影子。

1972 年 5 月，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出访莫斯科，美苏举行高级会谈，双

方达成协议，力图把中东问题“冻结在冰箱里 20 至 30 年”。勃列日涅夫还向尼克松保证，他们在中东将不采取任何惊人的新的主动行动。双方在会谈结束后发表声明，要在中东实现“军事缓和”。

6 月 1 日，萨达特写信给勃列日涅夫，希望明确回答苏联是否打算提供它一再答应运送埃及的武器，并且要求苏联澄清在中东的政策。6 月 15 日， 苏联送给埃及一份关于美苏最高级会谈的报告，对埃及提出的问题避不作答。苏联领导人无视埃及人民的权利、同美国进行政治交易的霸道行径，激起了埃及人民的极大愤慨。萨达特总统愤怒地向苏联大使指出：“勃列日涅夫在 1971 年 3 月骗了我；波德戈尔内在 1971 年 5 月骗了我；勃列日涅夫在

1971 年 10 月骗了我；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耍的把戏吗？你们同美国人商定：中东无战事。让我告诉你们，你们无权充当我们的监护人。”

然后，萨达特当着苏联大使的面，宣布结束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在埃及的使命，埃及军事部门中所有 21000 名苏联军事人员，除以训练为目的留在

埃及的技术人员外，从 7 月 17 日起的 10 天内离开埃及，苏联在埃及领土上建立的一切设施和军事装备移交埃及管理使用。埃及宣布驱逐苏联军事人员的决定以后，苏联又提出要在埃及国防部内为苏联“首席专家”保留一个有80 人的办公室。“负责监督合作和训练事务”。埃及看出这是“穿上另一件外衣的军事使团”，坚决予以拒绝。苏联的军事人员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然而，苏联、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等有关各方，大多数人误解了萨达特赶走苏联专家的动机。他们以为，撵走了苏联人即意味着萨达特放弃了同以色列再打仗的想法。萨达特可不是那样想的。他感到，那些认为埃及在军事上永远也不可能战胜以色列的苏联人，正企图驾驭他，不让他再同以色列打仗。尽管萨达特仍然愿意采取外交的解决办法，但是不论是以色列还是其同伙美国，都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给敌人以打击的时候到了，”萨达特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重新开战现在已经不可避免。”

萨达特继纳赛尔任总统以来，面临着国内外严峻的形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相当困难的，可谓步履维艰。但他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毅然决定驱逐苏联军事人员，这对苏联在埃及和中东的扩张，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这

为打破“不战不和”的僵持局面扫除了一个巨大的障碍。

为了收复失地，重振埃及，萨达特加紧备战，并深入地进行全民动员， 一场新的反击以色列的战争就要开始了。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游击队“法塔赫”也在积极开展打击以色列占领者的活动。欲知“法塔赫”的崛起，且看下文分解。